政策放出来了，但街上并没有立刻出现个体户的招牌。
江城的夏天来得早，六月底就已经热得让人坐不住了。红星街上的梧桐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从早叫到晚，声音又尖又密，像是有人拿锉刀不停地锉着铁皮。街上的行人少了许多，连狗都躲在屋檐下伸着舌头喘气，不愿意动弹。
陈远这阵子每天都听收音机。他把天线架在仓库的窗户上，用一竹竿支起来，信号比以前好了不少。早上六点半的新闻，中午十二点的各地广播电台联播，晚上八点的各地新闻，他一个不落。听完了就在心里默默记，偶尔在报纸上写几个关键词，然后烧掉。
七月上旬，他从省台的新闻里听到了一条消息——江城已经有第一批个体户领到了营业执照，一共九个人。新闻里没有说这九个人具体是谁、在哪个街道、做什么生意，但陈远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播音员提到“他们当中有的从事修理钟表、自行车，有的从事缝纫、理发，还有的从事手工业品制作”，语气是肯定的、正面的。
这意味着，政策已经从文件走到了地面。
陈远决定去看一看。
他没有急着去申请执照，而是花了好几天时间，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在城里转了好几圈，想找到那九个人中的一两个，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做得怎么样、有没有遇到麻烦。
城东有一条街，他听说那里有一个修钟表的个体户。陈远骑车过去，果然在街口看到了一个小摊子——一张破桌子、一把折叠椅、一块写着“修钟表”三个字的木牌子。摊主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着头用一把极小的螺丝刀拆一只怀表，动作很慢但很稳。
陈远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来修表的人不多，他站了将近一个钟头，只来了三个人。老头每修好一只表，收个一两毛钱，客人付了钱拿了表就走，没有人说闲话，也没有穿制服的人来找麻烦。
他又去了城西的一个菜市场，听说那里有一个卖针线的个体户。到了以后发现，那个摊子已经被挤到了市场最里面的角落，只有一张小板凳和一个竹篮，篮子里放着几扎线和几包针。摊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穿着蓝布衣裳，头发用黑皮筋扎着，看起来很不起眼。陈远在她旁边蹲了一会儿，假装挑针线，跟她聊了几句。
“生意怎么样？”他问。
“还行吧。”妇女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点紧张，“一天能挣几毛钱，够买几个馒头。”
“有人来查过吗？”
妇女看了他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然后摇了摇头：“没有。工商的说我这是合法的，只要不去别的地方摆，就在这里，没人管。”
陈远买了一包针，给了两毛钱，没有找零。他把针揣进口袋，推着自行车往回走。一路上，他脑子里转着那些看到的画面——那些个体户的摊子都很小，生意也很小，挣的钱也很少。但他们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不太明显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自豪，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
他们不用再躲了。
陈远忽然很羡慕他们。不是羡慕他们挣的钱少，而是羡慕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街上，不怕有人来抓，不怕被举报，不怕半夜有人敲门。
他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等秋收以后，他也要去申请执照。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他要先把仓库里的存货清掉一部分，把生产规模调整到可以见光的程度，把所有可能留下把柄的东西处理净。
转正之前，必须先洗净自己。
生产仓库那边，这阵子一直在满负荷运转。
老李、马德胜、刘桂兰三个人，加上陈远自己，每天能出一千六七百支烟。钱建民那边的订单已经稳定在每月两千四百包左右，偶尔会多要三五百包，但总体波动不大。独家协议三个月一签，七月初刚续了第二期，一切顺利。
但陈远注意到一个问题——烟叶的供应开始紧张了。
周叔那边的几个村子，能收的好叶子差不多都收了。种烟叶的农户就那么几家，每家的产量有限，而且烟叶一年只收一季，秋天收了以后要晾晒好几个月才能用。陈远现在的消耗量是每个月三十斤左右，而周叔那边的总供应量也就四五十斤——这还是去年攒下来的陈货。等到秋天新烟叶下来，中间的几个月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窗期。
他必须在新烟叶下来之前，找到新的货源，或者把现有的存货撑到秋天。
他把这个问题跟周叔说了。周叔想了想，说出了一个地方——隔壁县。
“隔壁县有个大集，每个月逢五开市。那边有贩子从更远的山区收烟叶过来卖，量大，价格也便宜。但我没去过，只是听人说过。”
陈远在心里记下了这个信息。隔壁县，逢五开市。他决定下个月的逢五去看看。
七月十五，阴历六月初十，隔壁县的大集。
陈远天没亮就出发了。他把那辆破自行车检查了一遍，链条上了油，轮胎打了气，后座上绑了两个大号的蛇皮袋。从江城到隔壁县，骑自行车要将近三个小时。他五点从家出发，到的时候正好八点，集市已经热闹起来了。
大集在一条土街上，两边摆满了摊位。卖菜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卖牲口的，应有尽有。陈远推着自行车，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眼睛不停地扫着两边的摊位。他找了将近半个钟头，才在一条岔巷的尽头找到了卖烟叶的摊子。
摊主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穿着一件对襟的灰布褂子，蹲在一张塑料布后面。塑料布上摊着几堆烟叶，颜色深浅不一，有的金黄，有的发褐。陈远蹲下来，拿起一把烟叶看了看。叶子不小，但晾晒的功夫差了些，有的叶片发脆，有的还带一点青。整体品质和周叔那边的中等叶子差不多，但价格便宜——好的一斤两块，一般的才一块五。
“老乡，这叶子是哪里的？”陈远问。
“山里的。”摊主着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着人，盯着旁边的烟叶堆。“你买多少？”
“你有多少？”
摊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似乎在估量这个年轻人的购买力。“我这里摊上有三四十斤，家里还有一百多斤。”
陈远心里一动。一百多斤，这个量够他撑好几个月了。
“能不能去你家看看货？”
摊主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把塑料布上的烟叶收起来，装进几个麻袋里，然后推起一辆破旧的板车，带着陈远往街外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一个村子，在一间土坯房前停下来。
屋里堆着好几大捆烟叶，用稻草绳扎着，挂在天花板下面。陈远一捆一捆地看过去，用手搓，用鼻子闻，每一捆的品质都差不多——中等偏上，不如周叔最好的那种，但比张嫂家的略好。
“多少钱一斤？”
“好的两块，一般的两块。我这里没有差的，都是这个品质。”摊主指了指挂着的烟叶，“你要多少？”
“一百斤。”
摊主愣了一下。一百斤不是小数目，在这个集市上，大部分人都是三斤五斤地买，一百斤算是大客户了。
“一百斤，给你便宜一毛，一块九一斤。”
陈远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块九一斤，一百斤一百九十块。他手头的现金不够——刚交了老李他们的工钱和烟叶货款，手里只剩不到一百块。
“我先买五十斤。五十斤，一块八一斤，行不行？”
摊主想了想，点了点头。五十斤，一块八，九十块。陈远从口袋里掏出钱，数了九十块，递给摊主。摊主点了两遍，把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帮陈远把五十斤烟叶装进蛇皮袋，绑在自行车后座上。
陈远推着自行车往回走。出了村子，上了土路，后座上的烟叶压得车架子吱吱响，轮胎扁了一大半。他骑不上去，只能推着走。土路坑坑洼洼，车轮在车辙里滑来滑去，推了不到一里地，他已经出了一身汗。
但他不觉得累。五十斤烟叶，一块八一斤，比周叔那边便宜了四毛钱。四毛钱的差价，乘以五十斤，就是二十块。二十块钱，够付刘桂兰十天的工钱，够买二十斤白面，够吃一个月的药。
这就是信息差的价值。隔壁县的人不知道江城的价格，江城的人不知道隔壁县的货源。他在中间，赚的就是这个差价。
回到仓库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老李他们已经走了，工作台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今天卷好的烟。陈远把那五十斤烟叶卸下来，堆在墙角，然后又从自行车后座上解下一小捆自己留着的样品，放在桌上。
他坐在工作台前，拿起一支今天卷好的烟，点上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仓库里抽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升起来，和烟叶的味道混在一起，屋子里弥漫着一种苦涩的香气。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今天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隔壁县的货源，要长期跟。逢五开市，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如果能把那个摊主的一百多斤存货全部收过来，再加上周叔那边的供应，今年冬天就不愁没有烟叶用了。
但问题还是钱。他手里的现金不够。五十斤花了九十块，手头只剩十几块了。下个月老李他们的工钱要发，钱建民的货要交，采购新烟叶要钱——处处都要钱，处处都在等钱。
他开始想一件事——能不能让钱建民多付一些预付款？不是五成，是七成或者八成？但转念一想，不行。独家协议刚续签，现在提加预付款，会让人觉得他资金紧张，在谈判中失去主动性。
那就等。等下个月的货款到了，再拿那个钱去采购。先把这个五十斤的存货用完，再用下一批钱去进下一批货。慢慢来，不着急。
他把烟抽完了，烟屁股在地上摁灭，站起来，把工作台上的东西收拾整齐，然后锁上仓库的门，推着自行车往回走。
夏夜的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有人拿着吹风筒对着吹。街上有乘凉的人，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摇着蒲扇，说着闲话。陈远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裤子，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两个空蛇皮袋，看起来和这条街上任何一个普通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
他喜欢这种感觉。不起眼，不招摇，不引人注目。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不起眼就是最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