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三天，比搬三天水泥还要难熬。
陈远没有闲着。他每天早上照常去码头搬货，下午回来卷烟，晚上和一起围着煤油灯忙活到半夜。手里的烟叶已经用掉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他舍不得动——那是留给第二批货的原料。周叔那里还有七八斤叶子，但他没钱结账，不敢再去拿。
第三天中午，他准时到了货场后面那棵大树下。
王建国已经在了。他蹲在树上，嘴里叼着一烟，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灰布口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看见陈远走过来，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
陈远在他对面蹲下来。
“卖了四十二包。”王建国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语气不咸不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包一毛五，四十二包是六块三。按规矩，我抽一成，给你五块六毛七。剩下那八包，有人定了，明天拿货，钱下次一起给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毛票，数了数，递给陈远。
五块六毛七分钱。
陈远接过钱，手指微微有些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这沓钱的分量——不是钱的分量，是这笔钱背后的意义。五块六毛七，在1977年，是一个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是三十斤大米，是二十斤白面，是一个月的药钱。
他把钱仔细地叠好，塞进内衣口袋里，贴身放着。粗布摩擦着纸币，发出细微的窸窣声，那个声音让他觉得踏实。
“王叔，辛苦了。”陈远说。
“辛苦谈不上。”王建国又点了一烟，“你那个烟，味道确实不错。有好几个人抽完了回头找我要，问还有没有。我跟他们说下周有货，你抓紧时间卷。”
“能不能多要一些？这次要多少？”
“先来一百包吧。”王建国想了想，“一百包我吃得下，多了不敢说，我怕走漏风声。”
一百包。两千支烟。陈远在心里算了一下，需要大概两斤半烟叶，外加足够多的烟纸。两斤半烟叶他有，周叔那里还有七八斤存货，够他做三四百包。问题还是老问题——没钱结账，不好意思再去赊。
“一百包，五天以后交货。”陈远说。
“行。还在这儿，这个时间。”
陈远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想说点什么感谢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在这个年代，在黑市上做买卖的人，不需要感谢。信任比感谢值钱，守信比感谢重要。他能给王建国的最大感谢，就是保质保量地交货，从不迟到。
他转身走了。
走出货场以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红星街上的一家小药店。门面不大，木头招牌上写着“红星药店”四个字，漆皮掉了大半，不仔细看本看不清。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正在用戥子称药材，听见门响抬起头来，从眼镜框上面看了他一眼。
“买什么？”
“止咳糖浆，一瓶。”
“一块二。”
陈远从口袋里掏出那一沓毛票，数出一块二，放在柜台上。老头拿了钱，从身后的架子上取下一只棕色的玻璃瓶，瓶身上贴着黄纸标签，上面印着几个红字。他用草纸把瓶子包了两层，用纸绳扎好，推过来。
陈远接过瓶子，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像是捧着一件易碎的东西。他走出药店，阳光照在棕色的玻璃瓶上，折射出一小片琥珀色的光。
他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上一世，他赚过几千万、几个亿，签过的合同、转过账的数字，大到他都懒得去数有几个零。但没有任何一笔钱，让他像今天这五块六毛七分钱一样，觉得沉甸甸的。
因为这些钱是他用肩膀扛出来的、用手指头卷出来的、在黑市的夹缝里一颗汗珠摔八瓣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水泥灰的味道，带着烟叶子的苦涩，带着煤油灯下熬夜的困倦。
他把药瓶揣进怀里，加快了脚步。
在院子里晒太阳。她今天没有糊火柴盒，大概是手指疼，摊了一早上的面糊了也没动。她半眯着眼睛，整个人缩在那把破藤椅里，像一截被遗忘在墙角的枯木头。
陈远走过去，蹲下来，把那瓶止咳糖浆从怀里掏出来，放在膝盖上。
睁开眼，低头看了看那个棕色的瓶子，浑浊的眼珠子里慢慢涌上一层水光。她没有问这瓶药是哪来的，没有问花了多少钱，甚至没有伸手去拿那瓶药。她只是看着它，嘴唇哆嗦了几下，然后抬起手，用手背蹭了蹭眼角。
“你这孩子……”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陈远把药瓶的盖子拧开，倒出瓶盖里的小半盖糖浆，递到嘴边。看了他一眼，低下头，慢慢地喝了下去。糖浆很甜，甜得她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
“晚上再喝一次，一天三回。”陈远把瓶盖拧好，放在手里，“你自己记着，别喝多了，也别不喝。”
握着那个棕色的小瓶子，指节发白。她在藤椅上坐了很久，久到陈远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忽然开口，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
“你爸走的时候，你才五岁。他躺在门板上，身上盖着一张草席。你妈哭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就不哭了，第三天就走了，再也没回来。”
陈远没有说话。他蹲在脚边，把脸埋进膝盖里。
“我以为这个家完了。”说，“一个老太婆，带一个五岁的娃娃，怎么活？我活了六十多年，没求过人。那一年，我把能求的人都求了。”
风吹过院子，枣树上的叶子沙沙地响。已经是深秋了，叶子黄了大半，稀稀拉拉的，像是老太太头上的头发。
“你现在能挣钱了，”的声音终于有了一点活气，“我这口气，总算能多吊几年了。”
陈远把脸从膝盖上抬起来，看着。阳光下，她脸上的皱纹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每一道褶子里都藏着这十几年的苦。但她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眼泪的反光，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重新燃起来了。
“，”陈远说，“以后的子会越来越好的。你信我。”
“我信。”说。
这一次，她是真的信了。
那天晚上，陈远没有急着卷烟。他把剩下的烟叶从炕席底下翻出来，全部切成了烟丝，用湿布盖好。然后他坐在煤油灯下，拿着一张旧报纸，在上面写写画画。
他在算账。
第一笔生意，净利润四块四毛七分——五块六毛七减去一块二的药钱，再减去烟叶成本和拷贝纸的成本。烟叶的成本还没付给周叔，那是欠着的。拷贝纸的成本是一次性的，以后用自制的报纸纸，这块成本就省了。
现在他手里还剩下不到两块现金。的药不能断，每天至少要保证她有糖浆喝。这意味着他在下一批货出手之前，子会过得很紧。
但账不是这么算的。他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现在的钱。他要算的是未来的现金流——一百包烟，按照一包一毛五的价格，总货值是十五块。王建国抽一成，他到手十三块五。减去烟叶成本两块二（按每斤两块二算，两斤半烟叶），净利润十一块三。
十一块三。加上手里剩下的两块，一共十三块多。够两个月的药钱，够他进更多的烟叶，够他把这个雪球滚起来。
他把数字在报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没有算错，然后把那张报纸凑到煤油灯上烧了。灰烬落在地上，被风吹散。
不能留痕迹。什么都不能留。
接下来的五天，陈远的生活变成了一种精确到分钟的节奏。
早上五点起床，生火做饭，切烟丝。六点半出门，走到码头，七点开始搬货。中午十二点卸货结束，在码头上吃自带的玉米饼子，喝凉水。十二点半到一点半，躲在货场后面的树林里卷烟——这个时间段码头最安静，没人注意他。两点以前回到家，和一起卷烟，一直卷到天黑。天黑以后吃晚饭，吃完饭继续卷，卷到夜里十点。
一天下来，他能卷两百多支烟，也就是十包左右。五天，五十包。加上之前剩下的那几包零头，离一百包还差得远。
他需要更多的帮手。
但在这个年代，找帮手意味着找合伙人，找合伙人意味着分利润，也意味着多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是自己的家人，不会出卖他。王建国是渠道，他不知道烟是从哪来的，只知道陈远有一个“朋友”在供货。这种信息隔离是他刻意设计的——即使王建国被抓了，供出来的也只有一个虚构的“朋友”，而不是他和周叔。
现在让他找一个信得过的外人来帮忙卷烟，风险太大了。
陈远想了想，决定不增加人手，而是提高效率。
他把卷烟的过程拆成了几个步骤：备料、切丝、裁纸、卷制、包装。负责卷制，那是她最擅长的；他自己负责切丝和裁纸；剩下的备料和包装，两个人谁有空谁做。分工以后，效率果然提高了不少，两个人一天能卷三百多支，十五包。
五天以后，一百包烟，如期交货。
王建国没有多说什么，接过布口袋，掂了掂分量，从兜里掏出一沓钱递过来。陈远数了数，除了上一批剩下的八包烟钱，加上这一批一百包的钱，再减去王建国的抽成，一共十五块两毛八。
他接过钱，这一次手指没有抖。
“下一批还要不要？”陈远问。
“要。”王建国说，“但不是一百包了。”
“多少？”
“两百包。”王建国抽了一口烟，烟雾后面他的表情有些模糊，“有好几个人的单子我还没接，我怕货不够。你要是能供上，两百包我全吃。”
两百包。四千支烟。需要五斤烟叶，至少十天的工时。他现在手头的烟叶只剩不到三斤了，必须去找周叔。
“十天以后交货。”陈远说。
“不行。”王建国摇了摇头，“最多七天。有一个人月底就要离开江城，他走之前要把货带走。”
陈远沉默了几秒。七天，两百包，每天将近三十包。他和两个人，就算不睡觉也未必得完。
“七天。”他说，“但我有个条件，你要先给我五块钱定金。”
王建国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多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1977年的黑市上，要定金是一件很犯忌讳的事情——卖家收了钱跑路的案子太多了，谁都不愿意先给钱。但也有例外，当你的货足够好、足够紧俏的时候，买家会愿意冒这个险。
王建国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扔过来。
陈远接住钱，没有数，直接揣进兜里。
“七天以后，同一个地方。”他说。
他转身走了，步子比平时快了许多。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五块钱不是定金，是王建国对他的信任票。在黑市上，信任比黄金还贵。
他要去城郊找周叔了。这次，带着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