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协议签下来以后，陈远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算账，不是囤货，而是搬家。
当然不是搬到什么好地方——他还没有那个实力。他只是从的炕上搬到了堂屋的一张木板床上。堂屋没有炕，冬天冷得要命，但他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可以安静思考的空间。以前和挤在一铺炕上，半夜里翻个身都不敢大声，更别说在纸上写写画画了。
他把堂屋收拾了一下。墙角堆着的红薯和萝卜挪到灶台边上，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擦净，靠窗放着。门后面挂了一块旧布帘子，算是隔出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煤油灯也从里屋分了一盏出来，不够亮，但勉强能看清字。
老李和马德胜每天准时来，准时走。老李还是那样，沉默寡言，来了就卷烟，卷够了数就走，多余的话一句没有。马德胜话多一些，但说的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事——“今天的烟丝有点”“这批烟叶的回火不够透”，诸如此类。陈远把这两个人当成宝，不是因为他们的手艺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稀缺的品质——靠谱。
钱建民那边第一笔预付款到得很快。协议签完第三天，钱建民亲自送来了一百三十五块钱，用一只牛皮纸信封封着，信封上写着“货款”两个字，字迹工整得像是刻出来的。
陈远接过信封，没有当面打开。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给钱建民倒了一碗糖水。钱建民看了一眼那碗糖水，端起来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大概是他喝惯了茶叶，对这种甜腻腻的东西不太感冒。
“第一批货，一千五百包，二十天内交齐。”钱建民把碗放下，“没问题吧？”
“没问题。”陈远说，“十八天。”
“十八天？”钱建民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丝意外，“你确定？”
“确定。”
钱建民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然后落在陈远脸上。
“你这个人，做事跟别人不一样。”他说，“别人都是把交货期往长了说，生怕来不及。你是往短了说，生怕我不放心。”
陈远笑了笑：“往长了说，您不放心；往短了说，我自己不放心。两头不放心，不如我自己不放心。”
钱建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比上次在红星街口的时候真诚了一些，眼睛里有了一点温度。
“行。十八天以后，我派人来取货。”
他走了以后，陈远把钱建民给的那一百三十五块钱拿出来，数了两遍。加上之前手头剩下的二十多块钱，他现在有一百六十块左右的现金。这是他重生以来手里攥过的最大一笔钱，但他没有激动，甚至连心跳都没有加快。
因为他知道，这笔钱不是利润，是预付款。它像是一粒种子，要种下去才能长出粮食，不能吃掉。
他把钱分成三份。第一份，八十块，用来采购烟叶。周叔那边已经帮他收了四十多斤货，加上之前囤的三十七斤，一共将近八十斤。但那些货大部分还没付钱，他要把这笔账结了。第二份，五十块，用来支付老李和马德胜下个月的工钱。第三份，三十块，留作家用——的药、家里的煤米油盐、应急的开销。
分完以后，一百六十块变成了一百六十块的去向，手头的现金又回到了二十多块的水平。但他不慌，因为只要烟叶进回来、烟卷出来、货交出去，钱就会重新流回来。这是生意，不是赌博。赌桌上钱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生意场上钱出去了会带着利润一起回来。
前提是你算对了账，找对了人，做对了事。
第二天，陈远骑上自行车，去了城郊。
这次他没有带布袋，也没有带蛇皮袋。他带了一只自己编的竹篓，比之前那些袋子大得多，能装好几十斤。他用了三天时间，在周叔的帮助下，把四十多斤烟叶从几个村子收了上来，一篓一篓地驮回家。
张嫂看见他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比以前自然多了。她不再用那种警惕的眼神打量陈远，而是像见了亲戚一样，端茶倒水，非要留他吃饭。陈远推辞了，但张嫂硬塞给他六个煮鸡蛋，用一块旧布包着，塞进他的棉袄口袋里。
“拿着拿着，别客气。”张嫂的手粗糙得像树皮，但力气很大，推搡之间不容拒绝。“你帮了我们家大忙，几个鸡蛋算什么。”
陈远没有再推辞。他把鸡蛋揣好，跟张嫂道了谢，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走出去几十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张嫂还站在院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糊，朝他挥着手。
他忽然想起说过的一句话——“你不在村里，不知道你的名声已经传开了。”
名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真实存在，像风一样，吹到每一个角落。
原料到位以后，陈远把生产计划重新排了一遍。
三个人，一天一千支烟的产能，十八天就是一万八千支，正好九百包。距离一千五百包还差六百包。差的那部分，要靠加班来补。老李和马德胜每人每天加班两个小时，他给加五毛钱。老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马德胜犹豫了几秒——不是因为不想加班，而是因为他腿瘸了，坐久了右腿会发麻，站久了更难受。
“马师傅，您不用加班。”陈远说，“我自己来。”
“不行。”马德胜摆了摆手，“你一个人加两个小时的班，能多少？我坐久了腿麻，站起来活动活动就好了。五毛钱我不要，算是我帮你的。”
陈远看着马德胜，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马德胜已经低下头，开始卷今天的烟了。
加班从第二天开始。老李多两个小时，马德胜也多两个小时，陈远更是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和睡觉，手就没有停过。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多烧一壶水，多煮几个鸡蛋，给他们一人发一个。
十八天后，一千五百包烟，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
钱建民亲自带人来取的货。他带了两个帮手，一人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大号的帆布口袋。一千五百包烟装了三口袋，每口袋五百包，沉甸甸的，车后座被压得往下塌，像是随时会断。
钱建民拆开一包，抽了一支，点了点头。
“品质稳定。”他把剩下的烟揣进口袋，“下个月的量，一千八百包。二十天后交货，预付款后天送到。”
陈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钱建民推着自行车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来。
“陈远，”他第一次叫了陈远的全名，不是“你”，也不是“那个小子”。“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生意做大了以后怎么办？”
陈远站在门口，看着钱建民。
“做大了再说。”他说。
钱建民笑了一下，跨上自行车，蹬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消失在巷口。
陈远站在门口，看着钱建民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三月的风已经不冷了，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从江面上吹过来，拂在脸上，微微的凉，不刺骨。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转身走进屋里。
正在收拾桌上的烟丝碎屑。她把碎屑拢在一起，用一张旧报纸包起来，放在灶台边上——这些碎屑也舍不得扔，可以掺在烟丝里继续用。陈远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扫帚，把桌子和地面仔细地扫了一遍。
“，”他一边扫地一边说，“下个月的订单是一千八百包。”
正在往碗柜里放东西，手顿了一下。
“一千八百包？”
“嗯。”
“三万六千支烟。”
“嗯。”
沉默了一会儿，把碗柜的门关上，转过身来，看着陈远。煤油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那些皱纹像是秋天收割后的麦地，深深浅浅的，每一道都藏着故事。
“你一个人管得过来吗？”她问。
“管得过来。”陈远说，“现在有老李和马师傅帮我，我再去找周叔多收些叶子，问题不大。”
“我不是说这个。”走到陈远面前，抬起头看着他。她比他矮了整整一个头，要仰着脸才能看到他的眼睛。“我是说，你现在一个月出这么多货，钱也越挣越多，你想没想过——有一天政策变了，你怎么办？”
陈远愣了一下。他看着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了红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认真。
一直在关注政策的变化。她每天听街道上的广播，看糊在窗户上的旧报纸——虽然那些报纸是去年甚至前年的，但每一篇关于经济政策、关于市场开放的文章，她都仔仔细细地看过。她不说，但她在看，在听，在想。
“，”陈远蹲下来，平视着的眼睛，“政策会变的。可能很快，也可能还要等一等。但不管什么时候变，我这双手——还有老李、马师傅、周叔、张嫂他们的手——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东西好，不掺假，不坑人，这就是我的本钱。”
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你比你爸强。”她最后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陈远没有说话。他把地上的碎屑扫净，把扫帚靠在门后，然后走到桌前，拿起烟丝和烟纸，开始卷烟。在他对面坐下来，也拿起烟丝和烟纸。两个人，一盏煤油灯，和过去的每一个夜晚一样。
但今夜不一样的是，陈远心里多了一个念头。
他要想办法弄一台收音机。
不是因为想听歌，是因为他要听新闻。他要亲自确认政策的每一个变化，不能只靠前世记忆，也不能只靠窗户上糊的那些旧报纸。他要实时追踪政策的走向，确保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吹到江城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起来迎接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