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码头在七十年代末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说是码头，其实就是长江边上一片用水泥和石头砌起来的斜坡，上面铺着锈迹斑斑的铁轨，几台老掉牙的起重机歪歪扭扭地立在江边，像几只生锈的长颈鹿。货船靠岸以后，工人们用木板搭跳板，肩扛背驮地把货物卸下来，一趟一趟地搬进货场仓库。遇到重货，就用板车拉，一个人在前面拉，两三个人在后面推，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地挪。
陈远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码头。
他穿了一身最破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裤子，膝盖上打了两个大补丁，屁股后面还有一个；上身是一件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军绿色褂子，领口磨得起了毛，扣子掉了两颗，用一布条系着。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差不多了，前面露了两个洞，露出黑乎乎的脚趾头。这身打扮不是刻意寒酸，是他的全部家当。
码头货场的调度室是一间低矮的砖房，门口坐着一个人，翘着二郎腿抽烟。这人五十来岁，方脸膛，络腮胡子，穿着蓝布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他叫老韩，是货场的临时工头，负责招人和分活。码头上要搬货的时候，他就从附近的街道上招呼人来，一天一结，不拖欠，但也不多给。
陈远走过去的时候，老韩正眯着眼睛晒太阳，嘴里叼着一烟屁股，烟灰快掉了也没弹。
“韩叔。”陈远喊了一声。
老韩睁开一只眼，看了看他，又闭上了：“你谁啊？”
“红星街的，陈远。我姓赵，跟您一个村的。”
“哦，老赵家的。”老韩吐掉烟屁股，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多大？”
“十九。”
“十九？”老韩哼了一声，“看着跟十五六似的，风一吹就倒。你能搬什么？”
“您让我试试，不行不给钱。”
老韩想了想，冲货场里面喊了一声：“老李！过来！”
一个黑壮的中年汉子从仓库里走出来，胳膊上的肌肉鼓鼓囊囊的，把短袖撑得紧绷绷的。他手里拿着一扁担，扁担头上缠着麻绳，走过来的时候，脚步咚咚咚地响，像是踩在鼓点上。
“啥？”老李问。
“领这小子去卸车，东边来了一车水泥，先试试，能就给一块二。”
老李看了陈远一眼，眼神里带着明显的不屑，但没说什么，转身就往东边走。陈远赶紧跟上去。
东边的货场上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厢里码着一袋袋水泥，每袋五十公斤。五十公斤，对二十一世纪经常去健身房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一个长期营养不良的十九岁少年来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陈远上一世的身体素质不错，但这一世这具身体太弱了，瘦得像竹竿，胳膊细得跟麻杆似的。
老李把一扁担递给陈远：“两个人抬，我那头你这边，一袋一袋往库房里搬。动作快点，上午要卸完。”
陈远接过扁担，把绳子套在水泥袋子上，蹲下去扛扁担。扁担压在肩膀上，生疼。他咬着牙站起来，膝盖抖了一下，差点没站稳。老李已经扛起了另一头，看了他一眼：“行不行？不行就滚蛋。”
“行。”陈远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袋水泥往库房走。库房离卡车大概五六十米远，路面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石头子和碎砖头。陈远低着头，盯着脚下，一步一步地挪。扁担在肩膀上压出一道深沟，像是有人拿刀在骨头上一刀一刀地割。他的脸涨得通红，太阳上的青筋暴起来，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水泥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小圆点。
一趟，两趟，三趟。
三趟下来，他的肩膀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疼了。老李在前面一声不吭地走，他也一声不吭地跟着。车厢里的水泥袋子一点一点地减少，库房里的水泥袋子一点一点地堆高。
中途歇了两次。第一次歇的时候，陈远坐在库房门口的石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感觉肺像被火烧过一样。第二次歇的时候，他已经喘都懒得喘了，靠在墙上，眼神发直，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老李递给他一碗水。搪瓷缸子，磕掉了好几块瓷，里面的水是凉的，带着一股铁锈味。陈远接过来，一口气灌下去，然后抹了把嘴，把缸子还回去。
“还行。”老李说。就两个字，但语气跟之前不一样了。
卸完最后一袋水泥的时候，陈远觉得自己的胳膊和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他蹲在卡车的阴影里，低着头，看汗水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汇成一小片湿印子。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脱力。
老李收了扁担和绳子，走到调度室那边去了。过了一会儿，老韩拿着一沓毛票走过来，从里面抽出几张，数了数，递给他。
“一块二。拿好了。”
陈远接过钱，把钱叠好，塞进裤兜最深处。一块二，三斤大米的钱，一家人两天的口粮。但他想的不是这个，他想的是：这一块二虽然少，但是净的、不违法的、稳当的。他要靠这个稳当的钱来掩护不安分的事。一个整天在码头搬货的待业青年，谁会怀疑他在倒腾烟叶子？
他在江边洗了把脸，把身上的水泥灰拍净，然后往码头后面的巷子走去。
那条巷子白天人少，只有几个卖茶水和瓜子的小摊，摊主都是附近的居民，摆一张小桌子，放几只搪瓷杯和几碟瓜子，靠墙坐着，等人来光顾。陈远没在小摊前停留，径直走到巷子深处，在一棵歪脖子槐树底下蹲下来。
没过多久，孙宏来了。
他还是昨天那身打扮，军绿色外套，头发梳得油亮，嘴里叼着一烟，走路的时候一晃一晃的，像是踩着某种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节奏。他在陈远旁边蹲下来，从兜里掏出烟盒，递了一过来。
“大前门？”陈远接过烟，看了一眼，“你条件不错啊。”
“混口饭吃。”孙宏自己也点了一，“你今天真来搬货了？”
“嗯，卸了一车水泥，差点没把我累死。”
“一块二一天，你到什么时候能发财？”孙宏吐了一口烟，语气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发什么财，能糊口就不错了。”陈远把那“大前门”夹在耳朵上，没有抽。“你在这边做什么买卖？”
“什么都做一点。”孙宏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你有路子？”
“我哪有什么路子。”陈远笑了笑，“我就一个卖苦力的。”
孙宏没有追问。他们蹲在槐树底下，默默地抽了几分钟烟。巷子里偶尔有人经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从他们面前走过，车后座上夹着一捆布，用塑料布裹着，看不清颜色和花样。他走过以后，孙宏的目光追了他几秒，然后收回来。
“那个是搞布的。”孙宏低声说，“从上海那边倒过来的的确良，这边买不到，一转手就是双倍的价。但风险大，路上查得严，被抓到就是几万块钱的货没了，人还要蹲。”
“你呢？你倒什么？”陈远问。
孙宏没有回答，只是笑了一下，把烟头在地上摁灭了，站起身来。“我先走了，你慢慢蹲。有活我喊你。”
陈远点了点头，看着孙宏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这个人不简单，他手上的货肯定比粮票、烟叶子大得多。但正因为不简单，他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刚认识两天的人。陈远不急，他有的是时间。
傍晚回到家，正在灶台上炒菜。说是炒菜，其实就是白菜帮子切成丝，放一点盐和几滴油，在大铁锅里扒拉几下就出锅。陈远把那块二毛钱放在桌上，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把菜盛出来，两个人就着玉米面饼子吃了晚饭。
吃完饭，陈远把上午卷的那二十支烟从铁盒里拿出来，一支一支地检查。有几支卷得不够紧，烟丝有点松，他重新用手捏了捏，又拿碎纸塞了塞屁股。整体来说，卖相还可以。他挑出十支品相最好的，用剩下的拷贝纸包了一层，做成一个简易的纸包。
明天，他要把这十支烟送出去。不是卖，是送。送给王建国，送给孙宏，送给码头上的老李和老韩。让他们试抽，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让他们主动来找他。
这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十支烟的烟叶成本加人工，至少值一毛多钱。但他现在缺的不是这一毛多钱，缺的是信任和渠道。十支烟买不来信任，但能买来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这个机会值多少钱？在1977年的江城码头，值无价。
他在炕上躺下来，把铁盒放在枕头底下，枕着它睡了。
半夜，他又被的咳嗽声吵醒了。
这次的咳嗽比前几天更厉害，一声接一声，中间几乎没有停顿，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出不来。陈远翻身坐起来，摸黑走到隔壁。蜷缩在炕上，用手捂着嘴，身体随着咳嗽一下一下地抽动。
“。”陈远蹲在炕沿边，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不烫，但手心里全是冷汗。
“没事，没事。”在咳嗽的间隙里挤出两个字，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老毛病了，天冷了就这样。”
陈远摸到灶台边，倒了一碗温水，端过来扶着喝了两口。水喝下去以后，咳嗽稍微缓了一些，但的呼吸还是很急，像是刚跑完长跑。陈远把被子给她掖好，又把煤炉子捅了捅，加了两块碎煤，让火旺一些。
然后他蹲在灶台边，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一动不动地蹲了很久。
他知道的病不是“老毛病”，是慢性支气管炎，严重了会转成肺气肿，再严重就是肺心病。这个年代的医疗条件，治这种病要花很多钱，而他连给买一瓶止咳糖浆的钱都没有。
一瓶止咳糖浆，药店里有卖的，一块二。他今天累死累活搬了一整天水泥，挣的钱刚好够买一瓶止咳糖浆。但买了糖浆就没钱买粮食，买了粮食就没钱买药。这就是1977年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处境——你的每一分钱都必须在活着和活得稍微好一点之间做选择。
陈远把钱从兜里掏出来，借着炉火的光，一张一张地数。一块二，全是毛票，皱巴巴的，有几张还粘着水泥灰。他把这些钱分成两份：一份是明天的早饭钱和买拷贝纸的钱，一份是存着给买药的。分完以后，他把钱塞进炕席底下的一个破袜子里，又把袜子塞到最里面。
然后他回到炕上，闭上眼睛，在心里把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重新过了一遍。
卷烟，送烟，等消息。不管等不等得到，手里的烟叶子必须在十天内变成钱。十天以后，的药不能再拖了。
窗外的风比昨天晚上大了许多，呜呜地刮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秋天的夜里奔跑。陈远在风声里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不快，不慢，一下一下的，很稳。
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多危险。投机倒把，在任何时候抓到了都不是小事。但他更清楚一件事情：如果不冒这个险，活不过1982年。而他，会在1982年那个冬天，失去这个世界上唯一还惦记着他的人。
他不能接受那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