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不是那么好买的。
在1978年，收音机属于“高档消费品”，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首先，它要票——工业券，一种专门用来购买工业品的票证，每户每年限量发放。陈远家的工业券早就用完了，去年买的那盏煤油灯和两口铁锅已经把所有额度耗得净净。其次，它要钱——一台最普通的半导体收音机，也要二十多块钱。
陈远两样都不占。没有工业券，也不想花二十多块钱——那笔钱他有，但他舍不得。二十多块钱够吃一个月的药，够买十斤好烟叶，够付老李十天的工钱。用来买收音机，他心疼。
但收音机又必须买。
他需要听到外面的声音。前世记忆里的那些大事件——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他知道它们会发生，但他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哪一份报纸、哪一段广播。他需要精确的信息，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想了三天，他找到了一个办法。
城西的旧货市场。
那个市场在一条窄巷子里，专门买卖旧货和二手物品。从旧衣服、旧家具到旧自行车、旧收音机，什么都有。这里的收音机不需要工业券，因为本来就是别人用过的旧货，不在计划供应的范围之内。但价钱也不便宜，一台还能响的旧收音机，少说也要十几块。
陈远在一个老头儿的摊位上找到了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外壳是黑色的塑料，边角磨得发白，天线断了一截，喇叭上的金属网罩凹进去一块，像被人用拳头砸过。老头儿说这台机器还能响，就是声音小了点，调台的时候会滋滋啦啦地响。
“多少钱？”陈远蹲下来，拿起那台收音机，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十五块。”老头儿伸出五个手指头。
“太贵了。新的才二十多，您这都烂成这样了，还要十五？”
“新的要票，我这不要票。”老头儿把收音机从陈远手里拿回来，放在一块绒布上，擦了擦外壳上的灰。“你上哪儿找不要票的收音机去？全江城就我这一个。”
陈远没有着急还价。他把收音机又拿起来，打开后盖看了看里面的零件。他前世对电子产品略知一二，虽然不懂维修，但至少能看出这东西有没有被大修过。里面的线路板还算净，没有烧焦的痕迹，电容也没有鼓包。天线断了一截，但剩下的那截还能拉出来；喇叭凹了一块，但不影响出声。
“十块钱，我要了。”陈远把后盖扣上，放在地上。
“十三，不能再少了。”
“十一。”
“十二。再少你拿走，我不卖了。”
陈远从口袋里掏出十二块钱，数了两遍，递过去。老头儿接过钱，对着光看了看，又用手指弹了弹，确认是真钱，然后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
“小伙子，这台机器我收来的时候花了八块，修了修花了三块，卖你十二块，我一分没赚。”老头儿一边说，一边从摊位底下翻出一电线，递给陈远，“这是天线，回去自己接上，能多收几个台。”
陈远接过电线，把收音机揣进棉袄的大口袋里，机器沉甸甸的，坠得棉袄往一边歪。他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推着自行车在市场里又转了一圈，买了两节电池和一小卷电线，一共花了一块二。
回家的路上，他把收音机放在车筐里，一边推车一边调试。天线太短了，收不到什么信号，喇叭里只有刺耳的电流声和断断续续的人声，像是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声音被风吹散了。他把天线拉到头，又把那老头儿给的电线接上，挂在车把上，信号好了一些，能隐约听到一个人在播新闻，但声音太小，听不真切。
他加快了脚步。
到家以后，陈远把收音机放在桌上，接上电线，把天线架在窗户上。从里屋探出头来，看着他在那里忙活，不知道他在什么。
“这是啥？”问。
“收音机。”
“收音机？”走出来，凑近了看那台黑色的、破破烂烂的机器，伸手摸了摸那个凹进去的喇叭网罩，“你买这破烂啥？”
“听新闻。”
“听新闻？”皱起眉头，“街上广播天天放，你还花钱买这个？”
“广播放的我不一定听得到，这个我能自己控制。”陈远把天线调了调，喇叭里的声音清晰了一些。他拧动调频旋钮，滋滋啦啦地扫过一个个波段，最后停在一个信号最强的频率上。
“……各地农业生产形势喜人，广大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大快上，力争今年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陈远把音量调大了一些，喇叭里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带着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腔调和节奏。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回到里屋去了。
陈远没有走。他坐在桌前，把收音机放在面前，听了一个多小时。从农业新闻到工业报道，从国内形势到国际动态，一条一条地听，记在心里。
他听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新闻里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次数比以前多了。这个词组在几个月前还很少出现，现在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还听到了一些关于“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讨论，以及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报道。这些词汇在后来的历史书上他读过无数遍，但此刻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种子，落在他心里，让他觉得踏实。
政策的风向在变。不是一夜之间突变，而是一点一点地、像春天的冰面一样，从边缘开始融化。
他把收音机关了，把天线收好，放在桌子最里面。然后他拿起笔，在报纸上把听到的关键词记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劳分配”“扩大企业自主权”。写完以后，他把那张报纸凑到煤油灯上烧了。
不能留痕迹。什么都不能留。
接下来的子，陈远多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听半个小时收音机。他听新闻的时候从不记笔记，全凭脑子记。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很好，加上前世的背景知识，每一条新闻对他来说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幅更大的图画中的一小块拼图。
他听到了关于高考的消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已经入学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正在筹备中。他听到了关于知识青年返城的消息——政策正在松动，大批知青正在从农村回到城市。他听到了关于农村改革的消息——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虽然还没有公开报道，但风已经吹出来了。
每一条消息都在告诉他同一件事——快了。
快了。
四月初，钱建民那边又来了新订单。
这一次不是一千八百包，是两千四百包。
“你疯了吧？”陈远看着那个数字，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怀疑。
“没疯。”钱建民坐在陈远家的板凳上，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一中华烟，吐出一口烟雾，“城西那边你的烟已经供不应求了。城东也有几个铺子想拿货，我哥那边接不过来。两千四百包，只是保守估计。”
陈远沉默了几秒。他的产能现在是多少？三个人，每天一千支出头，一个月满三十天是三万支，一千五百包。两千四百包是四万八千支，超出当前产能将近一倍。
“做不了。”他说。
钱建民看了他一眼：“做不了？”
“做不了。我现在的产能，一个月最多一千八百包。两千四百包超出了我的能力。”
“那就扩产能。”钱建民弹了弹烟灰，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招人，买原料，扩大生产。你缺什么？缺钱我这边可以先垫，缺人我帮你找。”
陈远看着钱建民的眼睛。
他知道钱建民在打什么算盘。独家协议的条款里有一条——如果供方连续两个月无法完成约定供货量，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钱建民给他两千四百包的订单，不是因为他真的需要那么多货，而是想看看陈远的产能上限在哪里。如果他接不住，钱建民就可以拿这个当理由，重新谈判条款。
“钱哥，”陈远第一次用了这个称呼，“两千四百包，我可以做。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生产的事，我自己来安排。您那边只需要告诉我每个月要多少货，什么时间要，其他的不要过问。”
钱建民把烟叼在嘴角，看着陈远，看了好几秒。
“你怕我手你的生产？”
“我不是怕。”陈远说，“我们当初签协议的时候说好的——您管卖，我管做。各管一摊，互不涉。您要是连生产都要管，那这个独家就没有意义了。”
屋子里沉默了一会儿。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在墙上投下两个人的影子。钱建民把烟抽完了，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然后站起身来。
“行。两千四百包，三十天交货。预付款明天送到。”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陈远，你这个人，我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看不透就别看。”陈远说，“能就行。”
钱建民笑了一声，推开门，走进了暮色里。
钱建民走后，陈远关上门，在桌前坐下来。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两千四百包，四万八千支烟。老李一天五百支，马德胜一天四百支，他自己满打满算一天三百支，三个人加起来一千二百支。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四万八千支，需要四十天，超出了十天。
他需要再增加至少两个人，而且需要在一个星期内到位。
陈远拿起笔，在报纸上写下了几个人的名字。王建国？不行，他是渠道方，不能让他在生产环节一脚。小吴？也不行，他是钱建民的人。老韩？码头上的工头，人脉广，认识的人多，也许能帮上忙。
他第二天一早就去了码头。
老韩还是老样子，坐在调度室门口，翘着二郎腿，眯着眼睛晒太阳。看见陈远来了，他抬起眼皮，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烟递过来。陈远接过烟，没有点，夹在耳朵上。
“韩叔，我想跟您打听几个人。”
“又找人？”老韩看了他一眼，“上次的老马，你用得怎么样？”
“挺好的。马师傅活实在，话不多，我很满意。”
“那就好。”老韩点了一烟，吸了一口，“这次要什么样的？”
“和上次差不多——话少、手巧、家里困难想多挣点钱的。男女都行，但要嘴严，不能多问，也不能往外说。”
老韩想了想，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睛看着远处。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有两个人。一个是码头上卸货的老赵，四十出头，人老实，活不惜力。但他有个毛病——爱喝酒，喝了酒话多。你要是不让他喝酒，他应该没问题。”老韩弹了弹烟灰，“还有一个是女的，姓刘，叫刘桂兰，三十五六岁，原来在街道工厂上班，去年工厂倒闭了，一直没找到活。她手巧，会做针线活，卷烟应该也不在话下。就是家里孩子多，三个娃，老公也是个没用的，全家就靠她一个人。”
陈远在心里把这两个人过了一遍。老赵，爱喝酒，这是个风险点。刘桂兰，女的，在这个年代女人出来活不容易，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细心、更守规矩。
“韩叔，您帮我约一下这个刘桂兰。明天下午，还是这个地方。”
老赵暂时不考虑。喝酒误事，在黑市上尤其如此。
第二天下午，陈远在码头上见到了刘桂兰。
她比他想象的要老。说是三十五岁，看起来像四十五。脸上的皮肤粗糙发黄，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肘部打了两个颜色不同的补丁。脚上是一双自家做的黑布鞋，鞋帮子已经歪了，露出了里面的旧袜子。
但她收拾得很净。头发用一黑皮筋扎在脑后，一丝不乱；衣服虽然旧，但洗得发白，没有污渍；手指甲剪得短短的，指甲缝里没有黑泥。这些小细节让陈远对她多了几分好感。
“你就是陈远？”刘桂兰站在陈远面前，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是。刘姐，韩叔跟您说了吗？什么活？”
“说了。卷烟。”刘桂兰看着陈远，眼神里没有那种常见的警惕和怀疑，反而有一种很坦然的、像是早就做好了准备的光。“我在街道工厂的时候，做过包装，手快。卷烟应该不难。”
陈远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远字牌，拆开来，抽出一支，递给她。“您拆开看看，看看能不能卷出一样的。”
刘桂兰接过烟，仔细看了看，然后把烟拆开，把烟丝倒在手心里，用手指捻了捻。她看了看烟丝的粗细和湿度，又看了看烟纸的材质和大小，然后点了点头。
“能卷。给我五分钟。”
陈远从自行车后座的布袋里拿出一小把烟丝和几张烟纸，递给她。刘桂兰蹲下来，把烟纸铺在膝盖上，抓起一小撮烟丝，铺匀，卷起来，舔湿边缘，封口，两头压实。前后不到二十秒，一支烟就成型了。
她把那支烟递给陈远。
陈远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烟丝铺得均匀，卷得紧实，纸边平整，两头封得严严实实。和卷的不相上下，比老李的还细致一些。
“刘姐，您以前卷过烟？”
“没有。但我以前在工厂里糊过纸盒，一个道理。”刘桂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这个活，我能。多少钱一天？”
“一天两块钱，八个小时。加班另算。”
刘桂兰的眼睛亮了一下。两块钱一天，一个月满就是六十块。在1978年，六十块钱比一个国营工厂的正式工挣得还多。
“什么时候开始？”她问。
“明天。”
刘桂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一句。她转过身，朝陈远摆了摆手，然后就一瘸一拐地走了——不是腿瘸，是鞋坏了，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陈远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女人，像是一棵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被生活踩了无数脚，但还是站得直直的，没有弯下去。
第二天，刘桂兰准时来了。
她换了一身衣服——还是旧的，但没有补丁，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扎得更紧。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两个玉米饼子，是她中午的粮。
陈远把老李和马德胜介绍给她。老李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继续卷烟。马德胜倒是多看了两眼，但也没有说什么。三个人坐到桌前，陈远把烟丝和烟纸分给他们，四个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刘桂兰的手比陈远想象的还快。第一天她就卷了将近四百支，和老李差不了多少。而且她卷的烟品相特别好，每一支都整整齐齐的，像是从机器里出来的一样。陈远注意到她每卷完一支烟，都会把烟屁股上的“远”字朝着同一个方向——这是她从老李那里学来的，没人教她，她看了一眼就学会了。
有了刘桂兰的加入，四个人一天的产量达到了一千六百支左右，八十包。一个月按三十天算，就是两千四百包，正好对齐钱建民的订单量。
陈远在墙上的表格里重新算了一遍数字，确认产能匹配以后，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两千四百包。四万八千支烟。
他终于接住了这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