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得比陈远预想的要快。
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陈远正在码头上卸一车石子。五十斤一袋的麻袋，扛在肩上，石子硌得肩膀生疼，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在灰布褂子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子。入冬以后江城的气温降得厉害，但搬起货来照样一身汗，脱了外套又冷，穿着又闷，里外不是人。
“小陈！小陈！”有人在货场外面喊他。
陈远把肩上的麻袋卸进货堆里，直起腰来，循着声音看过去。货场围墙的铁栅栏外面，王建国正站在那里，手里夹着一烟，朝他使了个眼色。
陈远心里一动，拍了拍身上的灰，跟老李打了声招呼：“李师傅，我去撒泡尿。”
老李嗯了一声，头都没抬，正弯腰搬一袋水泥。
陈远从货场的侧门溜出去，绕到围墙后面的一片小树林里。王建国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蹲在一棵槐树底下，手里那烟快烧到手指了也没弹烟灰。
“找到了？”陈远蹲下来，压低声音问。
王建国把烟头在地上摁灭了，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有种不大常见的兴奋劲儿，像是猎人发现了新猎物。
“城西，铁路货运站那边。”王建国说，“那边有个集贸市场，逢五逢十赶集，人多货杂，什么都有。我在那边找了个下家，开烟酒铺子的，姓钱，大家都叫他钱胖子。”
陈远心里一跳。姓钱，开烟酒铺子的，胖子——他在城西那条巷子里见过的那个摇蒲扇的胖子，应该就是同一个人。
“钱胖子什么来路？”他问。
“原来在棉纺厂上班，后来办了停薪留职，出来自己做买卖。”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又抽出一点上，“他在城西做了两三年了，黑白两道都熟，派出所的人逢年过节他也打点过。他那铺子表面上卖正品烟酒，背地里什么都收什么都卖，只要来路净。”
“他知道烟是从我这来的？”
“我跟他说了，是一个朋友自己卷的，烟丝好，不掺假。”王建国吐了口烟，“他抽了一包以后，说这个烟可以卖，比市面上那些假大前门强多了。他要先拿五十包试水，卖得好再加大。”
五十包。不算大，但这是城西的第一单。陈远心里飞快地盘算着——码头这边王建国一个月能走两百包左右，如果城西那边也能走一百包以上，他每个月的出货量就能稳定在三百包上下。三百包，按照一包一毛五的出厂价计算，月流水四十五块钱，扣除成本、抽成和损耗，净利润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块之间。
三十块。1977年的三十块。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什么时候交货？”陈远问。
“越快越好。”王建国说，“钱胖子那边说最好三天之内。”
陈远想了想。他现在手头的存货还有不少——之前张嫂那批十一斤好叶子已经全部切成了烟丝，这几天又卷了将近一百包。加上之前剩下的，手头大概有一百二三十包成品。先给钱胖子五十包，码头这边留七八十包周转，足够了。
“后天下午，老时间老地方，我给你一百包。”陈远说，“五十包给钱胖子，五十包你留着慢慢走。”
“一百包？”王建国愣了一下，“你不是说要等我的信吗，怎么存货这么多了？”
“闲着也是闲着，多卷了一些。”陈远笑了笑，没有多解释。
王建国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在黑市上做事，不问货源是基本规矩。你知道得越少，活得越久。这个道理王建国懂，陈远更懂。
“那就一百包。”王建国把烟掐了，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后天下午，老地方。”
陈远回到货场的时候，老李已经把那车石子卸完了，正蹲在仓库门口喝水。看见陈远回来，他抬起眼皮看了一眼，没问他为什么撒尿撒了快二十分钟。
“明天还来不来？”老李问。
“来。”
老李点了点头，把搪瓷缸子里的水一饮而尽，站起来走了。
陈远站在货场中间，看着老李宽厚的背影消失在仓库的阴影里。这个黑脸汉子是他重生以来遇到的少数几个不问他来历、不问他家底、只是简单地把他当一个人看待的人。在码头上一块二的结工资里，在水泥灰和化肥粉的呛人味道里，在一声“还行”的简短评价里，陈远感受到了一种朴素的、不掺杂任何功利成分的善意。
这种善意在这个年代并不少见，只是大多数人穷得没有余力去表达。
后天下午。
陈远回到家，把一百包烟从存货里清点出来，分成五捆，每捆二十包，用旧报纸裹好，塞进炕席底下。这几天手脚慢了一些，手指上的红肿还没完全消下去，但她每天还是坚持卷几十支烟，不多，但从不间断。
“，手还疼不疼？”陈远蹲在灶台边，一边往炉膛里添煤，一边问。
“不疼。”把手缩进袖子里，没让他看。
陈远没有再问。他知道的手疼，但他也知道不会承认。七十多岁的人了，指关节已经开始变形，每天还要重复几千次卷烟的动作，说不疼是假的。但在这个家里，疼不是停下来不的理由。
他把炉火烧旺了一些，铁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地冒泡，蒸汽弥漫在昏暗的屋子里，把烟叶的味道和煤烟的味道搅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这个冬天的气味。
后天很快就到了。
陈远如约把一百包烟送到了货场后面的大树下。王建国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半新的军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比码头上的那些人体面一些。
“这是我表弟，小吴。”王建国介绍说，“他帮我跑城西那边的货，以后烟到了以后，由他送到钱胖子那里。”
陈远看了小吴一眼，点了点头。小吴也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王建国的烟和陈远之间来回转了两圈，然后伸出手来。
“吴建军。”他说。
“陈远。”陈远握了握他的手。手掌粗糙，指节粗大，是过力气活的手。但指甲修得整齐，手背上没有皲裂的口子，说明他已经不怎么重活了。
“货带来了？”小吴问。
陈远把竹篮提过来，掀开盖布。一百包烟，五捆，码得整整齐齐。每一包烟最外面的纸上都写着一个“远”字，字迹比上次工整了一些——陈远这几天练了练毛笔字，用锅底灰兑水，拿筷子蘸着在纸上写，虽然还是很丑，但至少能让人认出来是什么字。
小吴拿起一包，拆开来，抽出一支，点上。他抽烟的样子和王建国不太一样——王建国抽烟是吸一口就吐出来，烟气很大；小吴是吸进去以后在肺里闷一会儿再慢慢吐出来，像是在品味道。
“不错。”小吴弹了弹烟灰，把剩下的半支烟夹在耳朵上，“钱胖子那边我下午就送过去。他要是满意，下个星期还要。”
“要多少都行。”陈远说。
小吴点了点头，把那五捆烟装进自己带来的帆布包里，拉上拉链，跨上自行车，一脚踩下去，链条哗啦一声响，人就已经骑出去好几米远了。
陈远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转过身来，发现王建国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怎么？”陈远问。
“你这个年轻人，”王建国把烟叼在嘴角，声音含混，“做事太稳了，不像十九岁的。”
陈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穷人家的孩子，不稳不行。”
王建国没有再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往巷子另一头走了。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拉得很长，脚步不紧不慢，像是走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一样从容。
陈远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王建国这个人，三十出头，在街道工厂上班，月工资三十来块，老婆是农村户口，两个孩子，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平房里。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子应该过得很紧巴，但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松弛感，像是兜里永远揣着足够的钱，心里永远装着足够的底气。
这种松弛感，在黑市上做了几年的人都会有。不是因为他们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早地摸到了这个社会运转的另外一套逻辑——当大多数人在计划经济的框框里循规蹈矩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框框的缝隙里寻找生存的空间。
陈远从王建国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他嘴上说出来的多得多。
回到家，陈远把竹篮放好，坐在炕沿上，把今天的收入和支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一百包烟出厂价十五块，王建国抽一成，到手十三块五。加上手头剩下的几块钱，他现在一共有十七八块现金。但是——
他欠周叔十八块（张嫂那批货的尾款），欠周叔十五块（五斤好叶子的钱），一共三十三块。十七八块的现金，减去三十三块的债务，净资产是负十五六块。
他还是欠着钱的。
但这个负债和半个月前的负债不一样。半个月前他兜里只有两分钱，欠着周叔六块六的烟叶钱，那时候的“欠”是一种被动的、无法偿还的、随时可能压垮他的债务。而现在他欠的三十三块，是有抵押的——抵押物就是他手头这十几斤烟叶和正在生产的产能。只要王建国和小吴那边持续走货，这笔债务最多一个月就能还清。
这就是生意的逻辑。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现金流来覆盖负债。
陈远把这笔账在报纸上写了一遍，确认没有算错，然后把报纸凑到煤油灯上烧了。灰烬落在地上，他用脚踩了踩，确保没有任何字迹残留。
谨慎。每一步都要谨慎。
城西那边，小吴第二天就传回了消息。他没有亲自来，而是托王建国带了一句话——“钱胖子说烟好卖，五十包两天就没了，下个星期要一百五十包。”
一百五十包。
陈远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但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行”，然后就蹲下来，继续帮王建国把一袋粮票码整齐。
王建国看着他，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重新审视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一百五十包，你卷得出来？”王建国问。
“卷得出来。”陈远说，“我帮我。”
“你？”王建国皱了皱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比我卷得好。”陈远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王叔，您跟钱胖子说，一百五十包，五天后交货。品质只会越来越好，不会差。”
王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复杂的意味——像是佩服，像是感慨，又像是在回忆自己十年前的样子。
“行。”他说，“五天以后，老地方。”
陈远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正坐在煤油灯下卷烟，手指的动作比前几天慢了一些，但依然很稳。桌上码着已经卷好的烟，一堆一堆的，像是秋天收下来的玉米棒子。
陈远没有急着告诉她一百五十包的事。他在灶台边蹲下来，往炉膛里添了两块煤，看着火苗舔着锅底，把铁锅里的红薯粥烧得咕嘟咕嘟响。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下周有一百五十包的订单。”
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卷烟。
“一百五十包？”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确认一个数字。
“嗯。”
“多少支？”
“三千支。”
沉默了几秒，把手里的烟卷好，放在桌上，然后慢慢地活动着手指。
“三千支，”她说，“我一个人卷，要卷十天。加上你，五天差不多。”
“所以这五天，可能要辛苦一点。”
“辛苦？”把手缩进袖子里，看着煤油灯的火苗，眼神有些发直，“我苦了一辈子了，不差这五天。”
陈远没有说话。他把粥从锅里盛出来，一碗递给，一碗自己端着。两个人蹲在灶台边上，就着一碟咸菜，喝了粥。粥很稀，红薯很甜，咸菜很咸。和过去一个多月的每一顿饭一样，简单、寡淡，但能填饱肚子。
但陈远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顿这么寡淡的饭了。
一百五十包烟，以每包一毛五的出厂价计算，总货值二十二块五。扣掉王建国的抽成两块两毛五，他能拿到二十块两毛五。再扣掉烟叶成本——这一百五十包需要大概四斤烟叶，按均价两块五到三块算，成本在十块到十二块之间。净利润八到十块钱。
八到十块钱。加上之前手头的现金和后续的周转，他可以在一个月内还清周叔的三十三块债务，并且手里还能剩下一些钱。
那以后，就是纯利润了。
陈远把碗里的最后一口粥喝净，用舌头舔了舔碗底。然后他把碗放下，走到桌前，拿起剪好的烟丝，开始铺纸、铺烟丝、卷、封口。动作比一个月前快了很多，手也稳了很多。
没有说话，把碗收了，洗了，然后也坐过来，拿起烟丝，开始卷。
两个人，一盏煤油灯，一堆烟丝，一堆烟纸。屋子里安静得只有手指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
窗外起了风，吹得窗户上的旧报纸哗哗作响。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的最后几片叶子被风卷走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黑暗中摇晃，像是老人伸出的手指。
但屋里是暖的。煤炉子烧得旺，炕头热乎乎的，两个人的呼吸在煤油灯的光晕里凝成淡淡的白雾。
陈远卷完一支烟，放在桌上，看了一眼。低着头，专注地卷着烟，煤油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把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那些皱纹像是一张地图，每一道都标记着她走过的路——苦的路、难的路、一个人咬着牙走过来的路。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还没吃完的绿豆糕，打开油纸，拿了一块，放在手边。
“，吃块糕。”
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有推辞，拿起那块绿豆糕，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慢慢地咽。
“甜。”她说。
陈远笑了笑，低下头，继续卷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