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烟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需要耐心。
陈远没有急着去找王建国。王建国是这条街上老资格的“投机倒把分子”，在码头巷子里倒腾粮票好几年了，眼线多，警惕性高，冒冒失失凑上去只会坏事。陈远需要一个更自然的切入点，让王建国自己对他产生兴趣。
这个机会在第三天来了。
那天下午，陈远又在码头搬了一车货——这次是化肥，比水泥轻一些，但味道刺鼻，一袋扛下来，整个后背都被化肥粉末染成了灰白色。完活他去码头边上的水龙头冲了冲，然后蹲在巷口的槐树底下休息。
王建国从巷子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沓粮票，神色有些慌张。他快步走过陈远身边，差点踩到陈远的脚，低头看了一眼，认出是街坊邻居，脚步慢了一瞬，但没有停下。
“王叔。”陈远喊了一声。
王建国站住了，回过头来，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疑惑：“你是……老陈家的小远？”
“是我。”陈远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经济”牌，抽出一支递过去，“王叔，抽烟。”
王建国接过烟，叼在嘴里，陈远划了火柴给他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长串烟雾，绷着的肩膀这才松下来了一点。
“你在码头活？”王建国问。
“搬了两天货了，一块二一天，不够糊口。”
“能有活就不错了。”王建国弹了弹烟灰，压低声音，“你是不知道，上个月老刘家二小子那事以后，东街那边严得很，我这几天都不敢带东西在身上。”
陈远点了点头，没有接这个话茬。他知道王建国这是在试探他——一个敢在码头混的年轻人，到底对黑市是什么态度？是抵触，是好奇，还是也想分一杯羹？
“王叔，”陈远说，“我有个朋友，从老家带了一点自己种的烟叶子，品质不错，想找销路。您要是认识人多，帮忙问问有没有人要。”
“烟叶子？”王建国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那东西不好弄，查得紧。”
“量不大，就几斤。不搞大路货，不走批量，就熟人之间传一传。”
王建国想了想，把烟头在地上摁灭了：“改天你拿点样品来，我看看东西。”
陈远心里一喜，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行，改天我带点给您尝尝”，然后就转身走了。他没有追问，没有催促，没有表现出任何急切。在这个年代的黑市上，着急是最大的破绽。
他回到家里，从铁盒里挑出五支品相最好的烟，用净的白纸包好，放进内衣口袋。剩下的十五支他重新整理了一遍，把烟丝压实了一些，又拿碎纸把两头塞紧，码回铁盒里。
这两天没有再问他烟叶子的事。她好像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她的孙子在一些她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的事情。她只是在陈远出门的时候多说一句“早点回来”，在他回来的时候把饭热在锅里。沉默是她的保护色，也是她的纵容。
第四天中午，陈远在巷口“碰巧”又遇见了王建国。
这一次他没有刻意寒暄，直接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烟，递了过去：“王叔，这是我朋友寄来的样品，您尝尝。”
王建国接过纸包，打开看了一眼，又凑近闻了闻，眉毛微微挑了一下。“这烟丝不错啊，哪来的？”
“老家亲戚种的，自己晾的，不掺假。”
王建国抽出一支，点着了。他吸了一口，停了片刻，又吸了第二口，然后缓缓吐出来，盯着手里的烟看了几秒。
“这烟比‘大前门’劲儿小，但醇，不辣嗓子。”王建国说，“你朋友有多少？”
“十来斤叶子，大概能出四五百包。”
“四五百包？”王建国沉吟了一下，“一包你打算卖多少？”
“一包二十支，卖一毛五。”
王建国又抽了一口烟，没说话。陈远知道他心里在算账：一包一毛五，四五百包就是六七十块钱。按照黑市上的规矩，中间人能拿到一到两成的抽成，这笔生意跑下来，王建国能赚十块出头。十块钱，够他老婆孩子吃半个月的粮食。
“你先拿五十包过来，我帮你卖卖看。”王建国把烟掐灭了，“卖出去给你钱，卖不出去退给你。但是丑话说前头，东西要是一直这个品质，要是一批不如一批，以后就别谈了。”
“您放心，品质只会越来越好。”陈远说，“五十包，后天这时候给您送来。”
回到家，陈远把铁盒里的烟全部倒出来，一支一支地重新检查了一遍。他裁了新的拷贝纸，每二十支包成一包，用纸捻子扎紧。五十包，一千支烟，需要一千张拷贝纸裁出来的烟纸，需要一天一夜不间断地卷。
他没有那么多拷贝纸，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五张拷贝纸，每张切成二十小张，一共只能做一百支烟，也就是五包。他需要至少十倍的纸张，但兜里只剩两分钱了。
陈远蹲在灶台边上，盯着炉膛里的火苗，脑子飞快地转。
他想起前世在网上看过的一个土办法——用旧报纸卷烟。不是直接拿报纸卷，而是把旧报纸放在水里泡软，把上面的字搓掉，晾了以后再卷。这样处理过的报纸纸浆粗糙，但比直接用报纸净得多，也软得多。用这种纸卷出来的烟，卖相不如拷贝纸，但胜在成本低——报纸不要钱。
他翻了翻墙角那堆旧报纸，都是从街道上捡回来的，有的是去年的《人民报》，有的是更早的省报，上面沾满了灰。他挑了几张比较净的，撕成大小均匀的块，放在一盆凉水里泡着。
泡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把报纸捞出来，用手指轻轻搓掉上面的油墨。墨迹很快把水染成了灰黑色，报纸变成了一堆发黄的、软塌塌的纤维。他把这些湿漉漉的纸浆铺在一块木板上，用擀面杖压平、压薄，然后放在灶台边上慢慢烘。
烘了以后，原本粗糙的报纸变成了一种接近于拷贝纸的半透明薄片，质地虽然不如真拷贝纸细腻，但用来卷烟已经足够了。
成本：零。
陈远用这种自制的“报纸纸”卷了二十支烟，和之前用拷贝纸卷的放在一起对比，差别不算太大。拿给普通人抽，本看不出来。他松了口气，把剩下的报纸全泡了，一口气做了几百张烟纸。
那天晚上，他和两个人，围着煤油灯，一卷就是四五个小时。
学会了陈远的卷法以后，动作比他还快。她的手指虽然粗糙，但灵巧得出奇，烟丝往纸上一铺，手一卷，舌头一舔，一支烟就成型了，速度快到陈远都来不及看清步骤。陈远负责切烟丝、裁纸，负责卷，两个人配合得像是一条流水线。
到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铁盒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五百多支烟。陈远数了数，正好五百三十支，够装二十六包半。他把其中五十包用拷贝纸仔细地包好——这五十包是给王建国的样品，卖相要好；剩下的零头烟他自己留着，准备送给孙宏、老李和老韩。
他数出五十包，用一块旧布裹好，塞进炕席底下。然后他把剩下的烟装进铁盒，连铁盒一起塞进被垛最里头。
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靠在炕角上，头一点一点地往下栽。陈远给她盖好被子，把煤油灯吹灭了。
黑暗中，他听见嘟囔了一句什么，声音含混，听不真切。他侧耳听了听，似乎是一句“你要是早这么懂事，你爸也就放心了”。
陈远没有回答。他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房梁，想了很久。
到了约定的那天中午，陈远揣着五十包烟，去了码头。
他没有在巷口等，而是绕到货场后面的一条小路上。王建国告诉他，中午十二点半，码头的装卸工都去吃饭了，那段时间货场最安静，没有人注意。
他准时到了。王建国已经等在那里了，蹲在一棵大树的阴影里，手里捏着一没点着的烟。
陈远把布包递过去。王建国打开看了一眼，把最上面一包拆开，抽出一支，点上。
他抽得很慢，像是在品茶一样，一口一口地品。烟雾从他鼻子里缓缓冒出来，在阳光下散成一片淡淡的蓝色。抽到一半的时候，他点了点头，把剩下的半支烟掐灭了，小心地揣进口袋。
“东西可以。”王建国说，“五十包我先拿着，卖出去多少算多少。你下次什么时候能出货？”
“随时。”
“行。三天以后，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给你结头一批的账。”
陈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就走。他走了十几步，听见王建国在后面叫了他一声。
“小远。”
他回过头。
王建国蹲在那里，逆着光，看不清表情，但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你小心点。这几天派出所的人在码头转得勤，别让谁看见了。”
“知道了。”陈远说。
他没有走大路，穿过货场，从江边的堤坝上绕了一大圈，才回到红星街。进家门的时候，正在糊火柴盒，听见门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糊。
陈远坐在门槛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五十包烟出去了。这是他在1977年的第一笔生意，也是他在这条路上的第一步。
他没有兴奋，没有激动，甚至连笑容都没有。他只是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想着三天以后王建国能给他多少钱，够不够给买药，够不够再进一批烟纸和烟叶。
路还很长。但至少，他已经站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