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江城，春意已经很浓了。
江边的柳树抽出了长长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风里摇摆，像少女刚洗过的头发。田里的冬小麦已经长到膝盖那么高，远远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绿，铺展到天边。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棉袄换成了夹袄，脚步也比冬天轻快了许多，像是整个城市都在从冬眠中苏醒。
陈远家的土坯房里，春天的气息却没有透进来。屋里还是那股味道——烟叶的醇厚、煤炉子的烟火、旧棉絮的陈腐，混在一起，浓得化不开。四个人挤在不到二十平的堂屋里，从早到晚，手指在烟丝和烟纸之间翻飞，沙沙沙沙的声音像春雨打在瓦片上，连绵不绝。
两千四百包的订单，在四月中旬如期交付了。
钱建民亲自来取的货。他带来了两辆三轮车，车斗里铺着油布，把两千四百包烟一捆一捆地码进去，码得整整齐齐。他拆了一包，抽了一口，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把货款结了，带着两辆三轮车消失在巷口。
陈远站在门口，看着三轮车拐过街角，然后转身回到屋里。
桌上放着钱建民刚结的货款——按一毛八的出厂价，两千四百包共四百三十二块。扣除五成预付，尾款二百一十六块。加上预付款，这个月的总收入是四百三十二块。扣除烟叶成本、人工工资、损耗和给王建国的渠道分成，净利润大概在一百五十块左右。
一百五十块。
陈远把账在报纸上算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没有算错，然后把报纸烧了。他坐在桌前，看着煤油灯的火苗，脑子里很平静，没有兴奋，没有激动，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
一百五十块，在1978年是一笔巨款。一个国营工厂的八级工，一个月也就五六十块。他一个十九岁的待业青年，靠着四个人、一间土坯房、十几亩地的烟叶，一个月赚了三个八级工的钱。
但他心里清楚，这笔钱的基太脆弱了。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没有正式的厂房，没有法律保护的合同——什么都没有。他拥有的只是几个人之间的信任，和一条随时可能断裂的销售渠道。政策的风向变了，一切好说；风往反方向吹，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他需要做一件事——给这笔生意找一个更稳固的基。
但他不能急。政策还没有落地，现在任何试图“合法化”的举动都是自投罗网。他要等，等那个信号出现。
收音机成了陈远每天必听的伙伴。
每天早上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他雷打不动地坐在收音机前，把天线拉到最长，把音量调到最小，一个人静静地听。有时候会从里屋探出头来看他一眼，然后缩回去，继续睡她的回笼觉。老李和马德胜来得早，看见他在听收音机，也不打扰，自己坐到桌前开始卷烟。
四月底的一天早上，陈远在新闻里听到了一个词——个体经济。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允许城镇待业人员从事个体劳动，开设修理、服务、手工业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
他猛地坐直了身体，把音量调大了一些。
“……这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活跃城乡经济、方便群众生活的有效措施……”
陈远屏住呼吸，一个字都不敢漏掉。新闻不长，只有一分多钟，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他心上一样。他把每个字都记住了，记住了播音员的语气、记住了解说词的措辞、记住了这条新闻在整个节目中的位置。
这条新闻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这不是政策文件，不是正式法规，只是一条新闻。但新闻能播出来，就说明上面的风向已经定了。接下来就是走程序，等文件下发，等各地执行。
他等了一年多的那个信号，终于出现了。
五月中旬，陈远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更具体的消息。
“为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有关部门决定，允许城镇待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凡有正式城镇户口的待业人员，可凭街道证明，向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陈远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喇叭里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震得桌上的烟丝都在微微颤动。老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卷烟。刘桂兰也抬了一下头，但什么也没说。只有马德胜停下了手里的活，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小陈，”马德胜说，“这是在说你可以开个铺子了？”
陈远没有回答。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了一些，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一个问题。
政策落地还需要时间。从中央文件到地方执行，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他不能等，但也不能抢跑。抢跑的代价他付不起——一个投机倒把的罪名，够他吃好几年的牢饭。
他需要一个过渡方案。
想了几天以后，陈远找到了答案——他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他可以做第二个、第三个。等江城有人第一个拿到个体营业执照以后，他再去申请。这样既不会错过政策窗口，又不会因为太显眼而被盯上。
在此之前，他要继续做黑市。但要做得更隐蔽、更规范、更不容易被抓到把柄。
五月底，陈远把生产从家里搬了出去。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家里的土坯房虽然小，但胜在隐蔽——红星街上都是知知底的老街坊，没有人会举报他。但随着产量越来越大，四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万一有人举报，派出所来查，一锅端，一个都跑不掉。
他在城西找到了一间废弃的仓库。仓库以前是街道工厂的原料库，工厂倒闭以后就一直空着，门窗破败，屋顶漏雨，地上长了一层青苔。但好处是位置偏僻，周围没有住户，四面都是围墙，只有一条小路通进去。
陈远花了五块钱，从街道办手里租下了这间仓库，租期一年。街道办的人问他租来什么，他说“放点杂物”。那人看了他一眼，收了钱，给了一张收据，没有多问。
陈远花了三天时间，把仓库收拾了出来。他让人修了屋顶，补了窗户，在地上铺了一层砖，在墙角搭了几张简易的工作台。他把家里那些烟叶、烟丝、卷烟纸全部搬了过来，又买了两盏煤油灯和一张长条桌。老李、马德胜、刘桂兰也跟着搬了过来。
从此，家里只留了少量的存货，大部分生产都在仓库里进行。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风险分散——即使仓库被查，家里的存货还在，不会一锅端。第二，隐蔽性更高——仓库的位置偏僻，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即使有人注意到，也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
但陈远知道，这些都是权宜之计。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合法化。
六月中旬，陈远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消息——江城市已经开始试点发放个体营业执照了。
消息来自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中央台。播音员说，江城作为省内试点城市之一，从本月开始接受城镇待业人员的个体经营申请，经营范围包括修理、服务、手工业等。申请者需持有城镇户口和街道证明，经工商部门审核批准后，可领取营业执照。
陈远把这个消息反复听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听错，然后关掉收音机，一个人在桌前坐了很久。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激动。他等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他没有立刻行动。
他需要先搞清楚一件事——申请个体营业执照会不会有后遗症？比如，申请的时候会不会被问“你以前有没有搞过投机倒把”？拿到执照以后会不会被邻居举报？街道和工商部门会不会派人来检查？
这些问题他想了很多天。他甚至还去了一趟街道办，假装是帮亲戚打听，问了一下申请执照的流程和条件。街道办的人告诉他，需要户口本、街道证明、一张一寸照片，还要填一份申请表。不需要审查历史，也不需要提交资产证明。
陈远回到仓库，把收音机打开，又听了一遍那条新闻。然后他关掉收音机，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田野。
六月的田野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麦子快熟了，金黄色的麦浪一层一层地翻滚，一直铺到天边。远处的村庄掩映在树丛中，炊烟袅袅地升起来，被风吹散。几只麻雀从电线杆上飞起来，叽叽喳喳地叫着，消失在麦田里。
陈远在窗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到工作台前，拿起烟丝和烟纸，开始卷烟。
他有计划了。
他要等第一批申请者拿到执照以后再去申请。看看风向，看看有没有人因为申请执照而被刁难，看看拿到执照的人能不能真的合法经营。如果第一批人拿到了执照以后一切顺利，他就去申请；如果有人出了问题，他就再等等。
在此之前，他继续他的黑市。烟照卷，货照出，钱照赚。
子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