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嘶哈，冷 冷 冷”。
意识回笼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是硬邦邦的土炕，铺着一层薄薄的旧褥子，稍微翻个身就能碰到底下粗糙的苇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炉子的烟火气，混着陈旧的棉絮味道和隐约的酸菜缸气息。外面有风，呜呜地刮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里嚎叫。
他猛地睁开眼。
入目是低矮的房梁，灰黑色的木头，裂缝里塞着烟熏火燎的痕迹。墙皮斑驳脱落，露出一块块黄泥和碎草。窗户糊着旧报纸，只有最上面一格透出微弱的月光，映得屋里半明半暗，像是某个被遗忘的年代剧布景。
不对。
他应该在……在哪里来着？
记忆像被搅浑的水，浑浊里透出一些模糊的碎片。他记得自己走在深夜的街上，记得刺眼的车灯和尖锐的刹车声，记得身体被猛地抛起又落下，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应该是死了。
可现在，他明明还活着。
心跳声清晰地撞击着耳膜。他缓缓撑起身体，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蓝色棉袄——不是他昏迷前穿的那件冲锋衣，而是一件老式的、打着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肘部缝了一块颜色略深些的蓝布。
他的手。指节分明但粗糙，骨节比记忆里大了一圈，指甲缝里嵌着黑泥，虎口有薄薄的茧子。这不是他的手，至少不是四十多年后的那双手。这只手更像是……
“小远？醒了？”
隔着布门帘，一个苍老的声音传过来。
他心头猛地一震。那声音太熟悉了，熟悉得让他眼眶发酸，可那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就再也听不到的声音。
“？”
他的嗓子涩发哑，发出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年轻，带着少年人还未完全褪去的青涩，但又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沙哑。
布帘被人从外头掀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晃了进来，端着灯的是一个瘦削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皱纹深深浅浅，像是被岁月刻刀反复雕琢过的木头。她穿着灰扑扑的偏襟褂子，裤腿用黑布带扎着，一双裹过又放开的脚蹬着自家做的黑布鞋。
是。是他记忆里那个在八十年代初就因病去世的。她活着，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眼神里带着那种他再熟悉不过的、心疼又无奈的神情。
“烧退了没有？”把煤油灯放在炕沿上，枯瘦的手掌贴上他的额头，停了片刻，“还是有点烫手。你呀，让你少在外面跑，偏不听。那江边风多大，你是不要命了？”
江边？他在江边？
零碎的记忆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进他的意识里。他今年十九岁，叫陈远，是江城市红星街的待业青年。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改嫁去了外省，再无音讯。他和相依为命，靠着街道每个月发的十几块钱救济金和糊火柴盒的微薄收入过子。昨天傍晚他去江边码头想找点零活，淋了一场秋雨，回来就发起了高烧，一直烧到今天半夜。
这些记忆不是他的。或者说，不完全是他的。
他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他叫陈远，这个名字没有变，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家，经历过几轮创业，最后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可现在，他带着几十年的商业认知和全部的记忆，回到了1977年。
一九七七年。
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年份，像是在反复确认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
1977年，改革开放的前夜。四人帮被打倒一年了，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要等到明年年底才会召开。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吃饱肚子发愁，粮票、布票、肉票、煤票——所有的生活资料都靠票证供应，黑市在暗中悄悄运转，投机倒把分子一旦被抓就要游街批斗。
而他，一个十九岁的待业青年，住在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全部家当就是身上这套衣服和炕头那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
陈远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腔里那颗年轻的心脏跳得又沉又稳。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在上一世，他也是从零开始，一步步闯出来的。但上一世他有学历、有时代的红利、有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一世，他面对的是物资极度匮乏的计划经济末期，每一步都可能踩到红线。
但他也有上一世没有的东西：四十年的先见之明。
他知道1977年的冬天会发生什么——恢复高考。这是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但他不打算去走那条路。他前世读了足够多的书，不需要靠高考改变身份。他现在需要的是钱，是启动资金，是哪怕一丁点可以周转的本钱。
而在这个时代，来钱最快的办法只有一个。
黑市。
“，我没事了。”陈远撑起身体，接过递过来的一碗红糖姜水。姜水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低头喝了一口，辣得舌头发麻，但喉咙里那点辣的感觉反而好了许多。
“你睡吧，明天我去街道上问问，看能不能给你找个临时工。”叹了口气，“眼瞅着冬天就要到了，咱屋里这点煤还撑不到腊月。你叔那边的旧报纸你要是还能拿回来，糊在墙上也能挡挡风……”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拿起煤油灯又要出去。
“，”陈远忽然叫住她，“咱家还有多少粮票？”
愣了一下，回过头来，眼神警惕地看着他：“你问这啥？”
“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弄点钱。”
“你别瞎折腾。”的声音压低下来，“上个月粮店老刘家的二小子，就是因为在东街倒腾粮票，让民兵抓了，在派出所关了三天，回来让人指指点点，对象都吹了。你要是敢那些事，我第一个去街道举报你。”
她说得咬牙切齿，但陈远知道她不是当真。只是害怕，怕这个家最后一个孩子也折进去。
“我不违法的事。”陈远说，“我就是想想办法。”
没有再说什么，佝偻着腰出去了。陈远听见她在堂屋里窸窸窣窣地摆弄什么，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煤炉子里的炭火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陈远靠在炕头的被垛上，闭上眼睛。
他在脑海里理清了几件事。
第一，现在是1977年10月下旬。按照历史，12月就要恢复高考了，但那不是他的战场。真正重要的政策信号——关于允许个体经营的文件——要到1979年才会出现。在这之前的一年多里，他必须在黑市里小心翼翼地积攒第一桶金。
第二，他手头没有本钱。粮票、布票、钱，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资产就是这间土坯房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他需要先找到一个几乎零成本的切入点。
第三，这个时代的黑市是什么样子的？他在前世的资料里读到过——粮票、食用油票、工业券是最基础的硬通货；烟酒、肥皂、火柴、糖这些用品在正规渠道买不到或限量供应，在黑市上都能卖出溢价；从南方沿海城市倒腾过来的电子表、尼龙衫、的确良布，在北方城市能翻好几倍的价。
但是他现在连去南方的路费都没有。
陈远睁开眼睛，目光落在窗户上糊着的那层旧报纸上。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清了上面印刷的期和标题——1977年9月的《人民报》，头版是华国锋同志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他忽然想起一件事：1977年的报纸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关于“拨乱反正”、关于“按劳分配”、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提法越来越多。风向在变，只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察觉。
他要用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严冬到来之前，先活下来。
第二天一早，陈远就出了门。
十月的江城，清晨已经有了深秋的寒意。街道上铺着法桐的落叶，被早起的人踩得沙沙作响。街边的早点铺子冒着白蒙蒙的蒸汽，炸油条的味道飘过来，勾得他胃里一阵咕噜。他摸遍全身的口袋，只翻出两张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不到两毛钱。一油条五分，一碗豆浆两分，他吃得起，但他忍住了。
他朝着江边的码头走去。
在他的记忆里，七十年代末的江城码头是一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从上游下来的山货、从下游运上来的工业品，都要在这里卸货转运。码头上有搬运工、有商人、有混江湖的闲散人员，还有一些专门在私下里交易各种票证的“黄牛”。街道的民兵和派出所的民警隔三差五会来查一次，但只要不是大规模行动，总有人在暗处继续做买卖。
他今天不打算交易，他连本钱都没有。他今天是来“看场子”的，看看这个时代的黑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码头边上有一片低矮的砖瓦房，是货场的办公室和仓库。仓库后面是一条狭窄的巷子，巷口蹲着几个抽烟的中年男人，目光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路过的人。陈远没有靠近，他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巷子深处偶尔有人快速进出，双方碰头后说几句话，交换一个小布包或者一沓纸票，然后迅速散开。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那就是黑市交易点。
他认出了其中一个人的面孔——是隔壁街的王建国，三十出头，在街道工厂上班，老婆是农村户口，没有城市口粮指标，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那点定量粮票撑着。陈远听说王建国私下里在倒腾全国粮票，把省出来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再卖到外地人手里。全国粮票一斤能卖两角钱，比地方粮票贵四分，一来一回赚的差价虽然不大，但积少成多。
陈远没有上去搭话。他现在是生面孔，贸然接触只会引起怀疑。他在码头附近转了一圈，把几个关键位置记在心里，然后转身往回走。
路过新华书店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
橱窗里摆着几本新书，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旁边还有几本农业技术的小册子和一本《十月》杂志。他盯着那本《十月》看了几秒，忽然想起一件事——1977年到1978年之交，一些文学刊物开始恢复出版，文学热即将席卷全国。但这和他的第一桶金没关系，他需要的是更实在、更快变现的东西。
他继续往回走。
走到红星街街口的时候，他看到一辆满载蜂窝煤的板车停在路边，拉车的老汉正弯腰擦汗。陈远停下脚步，目光落在车上的蜂窝煤上。
煤。
1977年的冬天，城市居民取暖靠的是煤炉子，煤炭是计划供应的物资，每户每月定量，本不够烧。黑市上煤炭的价格能翻到计划价格的两三倍，而且供不应求。但他不可能倒腾煤炭——那个量太大，运输和储存都是问题，而且煤炭属于统购物资，被抓到就是重罪。
他需要更小、更隐蔽、利润率更高的东西。
他想到了烟。
烟在那个年代是紧俏商品。“大前门”三毛八一盒，“牡丹”四毛九，“中华”更贵。正品烟在国营商店里上架就会被抢光，黑市上卖的烟大多是两种渠道：一种是有人从烟厂偷出来的“内部烟”，价格便宜但质量没保障；另一种是用劣质烟丝自己卷的“手卷”，冒充品牌烟卖给不识货的人。
他可以做后者。但前提是有烟丝。
陈远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前世在网络上见过七十年代末的物价表：一级烟叶每斤大概一块二左右，二级的才几毛钱。如果他能搞到便宜的烟叶，自己动手卷，成本可以压到几分钱一包，黑市上卖一两毛钱，利润翻好几倍。而且手卷烟的体量小，随身带几十包，被查到了也顶多是没收加罚款，不会判得太重。
关键在于，他需要找到烟叶的货源。
他想起了提过的那个“叔”——不是亲叔，是街坊上的一个老人，姓周，大家都叫他周叔。周叔在城郊有一小块自留地，文革期间偷偷种过烟叶，据说手艺不错。如果那块地还在，如果能说服周叔把烟叶卖给他……
但那是下一步。现在，他得先回家。
已经糊完了一沓火柴盒，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看见陈远回来，她抬起头：“吃饭了没有？”
“还没。”
“锅里有红薯粥。”顿了顿，“上午街道上来了人，说市里要开一个招工会，给待业青年安排工作。有几个名额，你去不去报名？”
“什么工作？”
“好像是去钢铁厂当学徒，一个月十八块钱，学徒三年。”
十八块钱。钢铁厂的学徒。陈远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十八块钱够他和勉强糊口，但绝对攒不下任何本钱。而且三年学徒期出来，黄花菜都凉了。1979年政策放开，他必须在那之前就做好一切准备。
“我不去了。”他摇了摇头。
的脸色沉下来：“不去？你还能什么？天天在家坐着？”
“，”陈远蹲下来，平视着浑浊的眼睛，“你信我一次。给我一年时间，一年以后，咱家的子会好起来的。”
盯着他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最后把脸别过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老了，管不了你了。你爱折腾就折腾吧，别把自己折腾进派出所就行。”
陈远知道，她不是真的信他，只是没有力气再管了。他站起身，走进屋里，端起那碗红薯粥，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红薯粥是甜的，稀的，一碗下肚只能垫个底。他喝完以后把碗舔净，然后推开后门，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
1977年的秋天，比他记忆里的任何一个秋天都要冷。
但他的血是热的。
他从墙角拎起一把生锈的锄头，朝城郊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找周叔，看看那小块烟叶地还在不在。
步子不快不慢，踩在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没有回头，他不需要回头。
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