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的路不好走。
从红星街往南，穿过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再翻过一道土坡，就是周叔住的地方。这条路陈远前世没走过，但这一世的记忆告诉他，周叔家就在前面那片杨树林的边上。
1977年的江城城郊，和二十年后、四十年后完全是两个世界。没有高楼，没有柏油路，连像样的砖瓦房都少见。路两边的田里种着冬小麦，刚冒出头的幼苗绿得发暗，远处有几个弯腰活的人影，穿着灰扑扑的衣裳，看不清面目。
陈远走到杨树林边上，停下来喘了口气。十九岁的身体比他想象的要虚一些，大概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靠在树上，看着不远处那间孤零零的土坯房，房顶上压着几块油毛毡，烟囱里冒着淡淡的青烟。门口拴着一条黄狗，懒洋洋地趴在地上，还没注意到他。
那就是周叔的家。
陈远整理了一下思绪。他对周叔的记忆不多，都是从的闲话里听来的。周叔大名周德茂，五十出头，原是郊区公社的社员，文革初期因为“搞资本主义”被批斗过——罪名是在自留地里种烟叶拿到集上卖。后来自留地被没收了大半，只剩家门口那一小片，他也不敢再种烟了，改种菜种红薯，勉强糊口。
但说，周叔的烟叶手艺是祖传的，他爹解放前就是开烟铺的。如果这一带还有人能搞到好烟叶，那一定是周叔。
陈远走近的时候，那条黄狗突然抬起头来，冲他汪汪叫了两声，但没有站起来，尾巴还摇了摇。一只老狗，虚张声势而已。
“谁啊？”
屋里传出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随即门帘被人掀开，一个瘦高的老头探出头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晒得黝黑的小臂。脸上皱纹很多，但眼睛很亮，眼神里带着一种庄稼人特有的警惕和精明。
“周叔，是我，陈远。”陈远走上前去，“红星街老陈家的，我姓赵，跟您是一个村的。”
周德茂打量了他几秒，眉头慢慢松开了：“哦，老赵家的孙子。你不是在街道上住吗？跑这来啥？”
“想跟您打听点事。”
“打听啥？”
陈远没有直接说烟叶的事。他先在门口的石墩上坐下来，看了一眼院子里那小块菜地。白菜、萝卜、几垄大葱，种得齐齐整整，但边上还有一小块空地，土是新翻的，上面盖着稻草。那不是种菜的垄，垄距和行距都不对。
那是种烟叶的垄。
陈远心里有了底。周叔还在种烟叶，只是藏起来了。
“周叔，”陈远收回目光，看着老人的眼睛，“我想从您这买点烟叶子。”
周德茂的眼神瞬间变了。刚才那种懒洋洋的打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审视，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刮在陈远脸上。
“你一个小娃娃，买烟叶子啥？”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你爹你妈不管你？”
“我爹没了，我妈走了，就我和。”陈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卖惨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想找点出路，挣口饭吃。”
“挣口饭吃？”周德茂冷笑了一声，“你知道倒腾烟叶子是什么罪吗？投机倒把，够你判个两三年。你那身子骨，能等你两三年？”
“我知道。”陈远说，“所以我小心着做。量不大，一次就带几十包，被抓了最多没收加罚款，判不了。”
周德茂盯着他看了好几秒，似乎在判断这个年轻人是在说大话还是真的有底。然后他哼了一声，转身掀开门帘：“进来吧，外头有耳朵。”
陈远跟着他进了屋。
屋里比陈远想象的还要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掉了漆的方桌，两条长凳，墙角堆着几麻袋红薯和萝卜。灶台连着炕，炕上铺着凉席，席子上搁着一把旱烟袋和半张旧报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叶子味道，不是呛人的那种，是晾晒过的烟叶特有的醇厚气息。
周德茂把门帘放好，从炕席底下抽出一小捆烟叶，放在桌上。叶片不大，颜色发黄发褐，边缘有些卷曲，但筋脉清晰，叶片完整，晾晒的火候很老到。
“你看看。”周德茂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像是一个手艺人展示自己的作品。
陈远前世不抽烟，但他知道怎么分辨烟叶的好坏。他在二十一世纪做的时候，投过一个电子烟，研究过烟草行业的全产业链，从种植、晾晒到卷制，每一个环节他都仔细看过资料。这是他前世的积累，用在1977年的黑市上，算是大材小用了。
他拿起一片烟叶，凑近闻了闻，又用手指轻轻搓了搓叶面。
“晾了多久了？”他问。
周德茂微微一愣，显然没想到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子能问出这种问题：“四个多月了。去年秋天收的，晾了一冬，今年春天又回了一次火。”
“回火的时候温度高了点，叶片有点脆。”陈远说，“不过整体品质不错，比烟厂的下脚料强多了。”
周德茂这回是真的愣了。他种了一辈子烟叶，知道回火温度是个技术活，温度低了返，温度高了叶片发脆，一般的小烟贩子本看不出来。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是谁？”周德茂的声音又沉了下来。
“我说了，陈远，红星街的。”陈远笑了笑，“周叔，我不跟您绕弯子。我想从您这拿烟叶子，自己卷烟卖。我不压您的价，您平时卖给别人什么价，我给您加一成。但我有一个条件——只能卖给我，不能卖给别人。”
“为啥？”
“量大了容易出事。”陈远说，“您要是卖给十个人，十个人都从您这条线走，早晚有一天会把您供出去。只供我一个人，我来管控风险，您只负责种和晾，不接触买家，出了事也找不到您头上。”
周德茂没有说话，坐在炕沿上，一袋一袋地抽旱烟。烟雾在他面前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表情。陈远耐心地等着，他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一个在1977年可能改变两个人命运的决定。
“你要多少？”周德茂终于开口了。
“您有多少？”
“叶子，还有十来斤。”
十来斤。陈远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一斤烟叶大概能卷八百到一千支烟，按一包二十支算，能出四十到五十包。十来斤就是四五百包。黑市上一包手卷烟卖一毛五到两毛，成本主要是烟叶钱和卷烟纸钱，一包的成本压到五分钱以下不成问题。全部卖出去，能净赚五六十块钱。
五六十块钱。1977年，一个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
“我全要。”陈远说，“但我现在没钱，得等第一批烟卖出去才能给您结账。第一笔款子，我分三批付清，第一批在出货后一周内，半个月内结完。以后的货，我现款现货。”
周德茂又沉默了。陈远知道他担心什么——赊账给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子，风险太大了。
“周叔，”陈远放慢语速，“您想想，您现在这些烟叶子卖给谁？城里的烟贩子？他们顶多给您两块钱一斤，拿去掺了假再卖。我给您两块钱一斤，加一成，两块二。而且我不掺假，不糟蹋您的手艺。我卖的是您的品质，您的名声。”
最后这句话打动了周德茂。老人的手指在烟袋杆上摩挲了几下，终于点了点头。
“行。但我丑话说前头，”周德茂伸出食指，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你要是把事闹大了，把我供出来，我活不了你也别想活。我周德茂在村里住了三十年，地头熟人也熟，你一个小崽子跑不了。”
“我知道。”陈远站起身来，伸出手，“那就说定了。”
周德茂看了一眼他伸出的手，没有握，而是转身从炕席底下又掏出一捆烟叶，比之前那捆大得多，用旧麻布裹得严严实实。
“这是三斤，你先拿去。”他把烟叶推到陈远面前，“钱的事，等你卖出去再说。要是卖不出去，你拿回来，我不怪你。”
陈远接过那捆烟叶，沉甸甸的，有一股陈年的烟草味道。他没有多说什么感谢的话，这个时代不需要废话。
他把烟叶塞进带来的旧布袋里，扎紧口子，背在身上。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周德茂。老人站在昏暗的屋子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脊背微微佝偻，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期望，还是担心，陈远分不清楚。
“周叔，”陈远说，“您把剩下的烟叶子留好了，下个月我还来。”
他没有等周德茂回答，转身走进了十月的阳光里。
回去的路上，陈远没有走大路，而是绕了一条更偏的小路。他不能让人看见他背着一布袋烟叶子从城郊回来，在这个年代，一布袋烟叶子够他吃半年牢饭。
他把布袋裹在外套里面，贴着后背，外面看起来像是一个驼背的年轻人。这条小路沿着一条涸的水渠走，两边是枯黄的芦苇和灌木，偶尔有一两个放羊的老人经过，没有人注意他。
走了大约四十分钟，他才回到红星街。
还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糊了一半的火柴盒。看见陈远回来，她习惯性地扫了一眼，目光在他鼓鼓囊囊的外套上停了一瞬，但没有问什么。
“吃饭了没？”她问。
“还没有。”
“灶台上还有半碗红薯粥，凉了，你热热再喝。”
陈远应了一声，走进屋里，把布袋从外套里解下来，塞进了炕头的被垛底下。烟叶的味道很快弥漫了整个屋子，他赶紧打开窗户通风，又点了一从灶台旁边找来的柴，在屋里熏了熏，用烟火气盖住烟叶的味道。
做完这一切，他才坐下来喝那半碗凉了的红薯粥。粥已经凝了一层皮，他用筷子搅了搅，大口大口地喝下去。红薯粥下肚，饥饿感消退了一些，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紧迫感——他需要钱，需要卷烟纸，需要在黑市上找到一个安全的销售渠道。
卷烟纸是个问题。
正经的卷烟纸是计划物资，只有烟厂才能批量化采购，市面上本买不到。黑市上有人用稿纸、作业本纸甚至旧报纸卷烟抽，但那味道和口感太差，卖不上价。他要做的是品质货，不能用那种劣质材料。
他想了半天，忽然想到一个东西——糯米纸。
不是做糖果的那种糯米纸，而是一种薄透的、纤维细腻的半透明纸张，有些地方叫“毛边纸”或“拷贝纸”。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里偶尔能买到，不需要票证，价格也不贵。用它来卷烟，虽然不如正经卷烟纸好，但比稿纸强得多。
明天一早就去供销社看看。
陈远在炕上躺下来，闭上眼睛，脑子里转着无数个念头。卷烟的手法、烟丝的配比、黑市上的交易技巧、被抓了该怎么应对……每一个环节都要想清楚，不能有疏漏。
隔壁传来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他翻了个身，听着那个声音，心里一阵发紧。
他必须快一点。不是因为急功近利，而是因为他不知道的身体还能撑多久。在他的记忆里，在1982年就走了，因为一场普通的感冒转成肺炎，没钱治，也没人送她去治。那是上一世的事，这一世他要改变。
他要让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吃上不用掺红薯的白米饭，穿上不打补丁的棉袄。
他要让她看见，他不是一个废物。
窗外的月光比以前亮了一些，秋风吹过房顶的枯草，发出细碎的声响。陈远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睛。
明天开始卷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