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包烟，三千支，五天的工期。
陈远在墙上用木炭画了五道杠，每过一天擦掉一道。第一道擦掉的时候，他和卷了将近四十包；第二道擦掉的时候，产量降到了三十五包——的手疼得厉害了，动作慢了下来；第三道擦掉的时候，陈远做了一个决定：白天不去码头了。
一块二的工资，在这个节骨眼上已经不值得挣了。一百五十包烟的订单如果按期交付，他能拿到二十块出头的回款，相当于小二十天的码头工钱。与其在码头上把力气卖给老韩，不如把力气留给自己。
“老韩那边，你不去了？”问。她的声音比前几天更哑了一些，像是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
“不去了。这几天专心赶货。”
“老韩那边会不会说闲话？”
“随他说。”陈远把煤油灯拨亮了一些，“我在码头了快一个月了，不缺那几天。”
没有再说什么。她坐在炕沿上，把一块旧布铺在膝盖上，然后拿起烟丝和烟纸，继续卷烟。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累。陈远看在眼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他没有说“你歇着吧”，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这辈子学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不歇着。
第三天下午，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陈远的心猛地提了起来。他迅速把桌上的烟丝和烟纸拢进一只搪瓷盆里，用布盖上，塞进炕头的被垛底下。又把那几捆已经卷好的烟塞进炕席下面。前后不过十几秒钟，桌面已经净净，看不出任何异常。
他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往外看了一眼。
站在门口的是王建国。
陈远打开门，侧身让他进来。王建国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子，鼻头和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他手里提着一只旧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你怎么来了？”陈远压低声音。他不太想让王建国知道自己的住处，但转念一想，王建国在红星街上住了十几年，要找到他家不过是多走几步路的事，躲也躲不掉。
“路过，顺便跟你说个事。”王建国在门槛上蹲下来，没有进屋。他往屋里瞟了一眼，目光在那只搪瓷盆上停了一瞬，然后收回来。“钱胖子那边，一百五十包不够。”
“不够？”陈远愣了一下，“他要多少？”
“他说有多少要多少。”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点上，吐出一口烟雾，在冷风里立刻散成了白雾。“他说你那烟在城西卖开了，好几个人专门去找，点名要‘那个纸上有字的烟’。他那边现在供不应求，天天有人催他补货。”
陈远沉默了几秒。他没想到“远”字牌——或者说那个歪歪扭扭写上去的“远”字——这么快就有了口碑。他原本以为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建立起基本的品牌认知，但现在看来，这个时代的人对好东西的识别能力比他想象的强得多。在这个假货横行、以次充好的黑市上，一个不掺假、不糊弄的产品，本身就是最响亮的广告。
“我手头现在能出的，大概还有七八十包。”陈远说，“一百五十包的订单还没赶完，最快也要两天后交货。”
“那七八十包先给我。”王建国把烟叼在嘴角，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钱，递给陈远。“这是上一批一百包的钱，扣掉抽成，十三块五。你数数。”
陈远接过钱，没有数，直接揣进兜里。王建国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你不数数？”
“您不会少我的。”陈远说。
王建国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门框上磕了磕烟灰，看着陈远，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种表情陈远见过——在上一世，他在那些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生意人脸上见过这种表情。那是一种“我看好你”的表情，带着几分前辈对晚辈的认可，几分同路人的默契。
“你这个人，”王建国把烟重新叼回嘴里，“我做了这么多年买卖，没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稳得不像是十九岁的。”
陈远笑了笑：“穷人家的孩子，不稳不行。”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王建国站起身来，把帆布包甩到肩上，“那七八十包，我明天来拿。一百五十包的大货，还是老时间老地方。钱胖子那边说了，这批货要是没问题，下个月的单子翻倍。”
翻倍。三百包。
陈远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已经飞快地转了起来。三百包，六千支烟，需要将近八斤烟叶。他手头现在有张嫂那批十一斤好叶子，加上周叔那边的存货，勉强够用。但如果订单继续增长，他必须开辟更多的货源——不止是周叔那个村，可能还要把范围扩大到隔壁的几个村子。
“行。”陈远说。
王建国走了以后，陈远关上门，把那沓钱从兜里掏出来，在炕沿上数了一遍。十三块五，一分不少。加上之前手头的几块钱，他现在身上有将近二十块现金。但这二十块钱不能动——其中有十五块是张嫂那批货的尾款，五天内要送到周叔手上；剩下的几块钱是常开销，的药不能断，家里的煤也快烧完了。
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用布包好塞进炕席底下，一份揣在贴身的口袋里。
“，”他转过身来，看着正从搪瓷盆里往外拿烟丝的，“订单翻倍了。”
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铺烟丝。
“翻倍是多少？”
“下个月可能要三百包。”
“三百包。”把烟丝在纸上铺匀，用手压了压，然后熟练地卷起来，舔湿边缘，封口，一支烟在她手里从散碎的烟丝变成规整的成品，前后不过几秒钟。“六千支烟。一个人卷，要二十天。两个人卷，要十天。”
“所以这个月我们要多存一些货，不能等下个月的单子来了再赶。”
“你说了算。”把那支卷好的烟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陈远，煤油灯的光照在她的眼睛里，映出两个小小的、跳动的火苗。“我就一个要求。”
“您说。”
“你不管在外面做什么，别带回家。”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煤炉子的嗡嗡声盖过去，“我不想哪天开门，看见门口站着派出所的人。”
陈远蹲下来，平视着的眼睛。
“不会的。”他说，声音不大，但很笃定。“，你信我。再过一两年，我们就不用偷偷摸摸地做这些事了。到时候我会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开门店，挂牌子，让所有人都知道，陈远家是做正经生意的。”
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怀疑，不是相信，更像是一种等待。她等了一辈子，等丈夫从厂里回来，等儿子从外面回来，等子好起来。等来等去，等到的是丈夫的病故通知，是儿子的门板和白布，是儿媳妇头也不回地走掉。她等怕了，但她还在等。
“我信你。”她最后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反正我也没别的可等了。”
那天晚上，陈远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是冷，炕烧得挺热的。不是饿，晚饭吃了两碗红薯粥，肚子里有东西。他睡不着，是因为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
他在想一件事——王建国今天来家里找他，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在这之前，王建国从来不主动找他，所有的交易都在码头后面的大树下完成，不见面、不通信、不留痕迹。但今天王建国破例了，他来了，而且还带了钱。
这说明什么？说明王建国对他的信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级。在黑市上，信任的升级通常伴随着交易的扩大和风险的增加。王建国愿意冒风险来他家，就意味着他愿意把更多的筹码押在陈远身上。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警示——机会在于他可以借此扩大规模和渠道；警示在于，接触越频繁，暴露的风险就越大。
他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在不增加风险的前提下，把生意的规模翻上去。
他想了很久，脑子里反复盘算着各种可能性——扩大烟叶收购范围、增加卷烟人手（但信得过的人太少了）、寻找新的出货渠道（城西已经有了，城东和城北还是空白）。每一个想法都有它的好处和风险，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能快起来，又能稳得住。
窗外的风越来越大，吹得树枝打在房顶上，啪嗒啪嗒地响。陈远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炕那头，已经睡着了，呼吸声平稳而绵长，没有咳嗽。那两瓶止咳糖浆确实管了用，至少这个冬天，的肺不会太遭罪。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把明天的安排过了一遍。上午，继续和赶工；下午，去周叔家还钱，顺便把那几斤存货拿回来；傍晚，把七八十包散货送到王建国手里。一天排得满满当当的，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但他喜欢这种感觉。不是喜欢累，是喜欢有奔头。半个月前，他还是一个兜里只有两分钱的待业青年，最大的奢望就是吃一碗带油水的热汤面。现在，他手上有将近二十块钱的现金、十几斤烟叶存货、两条稳定的销售渠道，和一个正在建立口碑的品牌。
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
第四天，陈远去城郊还钱。
这一次他没有走路，而是借了街坊老孙头的自行车。那辆“二八大杠”比周叔那辆还破，车把歪的，链条松得能掉下来，刹车等于没有，全靠脚蹭地皮。但好歹是个轮子，比两条腿快多了。
风很大，骑上江堤的时候，冷风灌进棉袄的领口和袖口，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陈远把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使劲蹬。车轮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屁股被颠得生疼，但他顾不上这些。他只想快点到周叔家，把钱还了，把货拿了，然后在天黑之前赶回去。
周叔看见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是借了谁的车？”
“街上的老孙头。”
“那老东西的车你也敢骑？”周叔摇了摇头，从门后拿出一把扫帚，把门口的石墩扫了扫，“坐吧，喝碗水。”
陈远没坐，也没喝水。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好的十五块钱，递给周叔。
“张嫂那批货的尾款，十五块。您帮我转交给她，让她点清楚。”
周叔接过钱，没有数，直接揣进兜里。“你这个人，说半个月就半个月，一天不差。”
“答应的事，不能拖。”
周叔看了他一眼，转身进屋，从炕席底下拿出一个蛇皮袋，递给陈远。“这是张嫂那批剩下的一半，还有我从刘家收来的那几斤。一共十二斤，你回去过过秤。”
陈远接过蛇皮袋，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蛇皮袋很重，压得后轮往下沉了沉。他用绳子又加固了一遍，确认不会掉下来，然后直起腰，长出了一口气。
“周叔，下个月的单子可能要翻倍。您这边还能帮我收多少叶子？”
“翻倍？”周德茂皱起眉头，想了想，“你要是能提前给信，我能帮你收三四十斤。再多了不行，动静太大了，村里人会说闲话。”
“三四十斤够了。”陈远说，“价格还是老规矩，好叶子三块，中等两块二。您帮我张罗，每斤我给您一毛钱的辛苦费。”
周德茂摆了摆手：“什么辛苦费不辛苦费的，我不要你的钱。你把我种的叶子卖出去了，我就知足了。种了一辈子烟，第一次有人给我种的叶子起名字，我知足了。”
陈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跨上自行车，蹬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周叔站在门口，叼着烟袋锅，佝偻着腰。黄狗趴在他脚边，头枕在两只前爪上，眯着眼睛，像是在打盹。远处是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地，天地之间只有这一间土坯房、一个老人、一条老狗。
“周叔，”陈远喊了一声，“下个月我还来。”
周德茂点了点头，把烟袋锅从嘴里拿下来，在门框上磕了磕。
陈远蹬起自行车，顶着风，往城里骑。后座上的蛇皮袋一颠一颠的，勒得绳子吱吱响。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寒意，把他的鼻子吹得通红。但他骑得很快，快到他觉得自己能追上风。
第五天，一百五十包烟如期交货。
王建国和小吴都来了。小吴还是那身军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推着那辆半新的自行车。他看见陈远提着竹篮从巷子里走出来，快步迎上去，接过竹篮，掀开盖布看了一眼。
一百五十包，七捆半，每一包上都写着一个“远”字。
小吴拆开一包，抽出一支，点上。他吸了一口，眯着眼睛品了品，然后点了点头。
“比上次的还好。”他说，“烟丝更细更匀，烧得也慢。”
“烟叶换了更好的。”陈远说。
小吴把那包烟揣进大衣口袋里，把竹篮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他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陈远。
“一百五十包，出厂价二十二块五。按规矩，王叔抽一成，你拿二十块两毛五。钱我直接从货款里扣了，王叔那边我已经给了他。”
陈远接过钱，数了数，二十块两毛五，一分不差。
“钱胖子说，下个月的单子，他要三百包。”小吴跨上自行车，一条腿撑在地上，侧过头来看他，“三百包，接不接？”
“接。”陈远说。
“什么时候能交货？”
“十天以后。”
小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然后蹬起自行车，链条哗啦一声响，人就已经骑出去好几米远。
王建国站在旁边，把那烟抽完了，把烟屁股在地上摁灭，然后弯腰捡起来，塞进口袋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陈远一眼。
“三百包，你确定？”
“确定。”
“你和你两个人，十天卷六千支烟？”王建国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怀疑，“你多大岁数了？”
“七十三。”
“七十三。”王建国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沉默了几秒，然后摇了摇头，“你这个人，不光稳，还狠。对自己狠，对也狠。”
陈远没有反驳。他知道王建国说得对，他对自己确实狠。但他不这么看自己。他不觉得自己狠，他只是没有退路。一个人没有退路的时候，就只能往前走，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他提着空竹篮，沿着巷子往回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冬天的白天短，不到五点天就黑了。街道两边的房子里亮起了煤油灯和电灯——红星街去年刚通上电，但不是家家户户都用得起电灯，大部分人还是用煤油灯，省钱。
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正站在门口，围着那条灰扑扑的围裙，手里端着一碗热水。
“回来了？”把碗递过来。
“回来了。”陈远接过碗，喝了一大口。
水是温的，带着一丝铁锅的味道。他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枣树，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暗红色的光，看着被煤油灯照出来的、歪歪斜斜的影子。
他把碗还给，走进屋里，把竹篮挂在门后的钉子上。然后他走到炕边，把今天收到的二十块两毛五和之前剩下的几块钱放在一起，用布包好，塞进炕席底下。
二十多块钱了。
他在心里默念这个数字，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只是觉得踏实。像是冬天里往灶膛里多添了一块煤，火不旺，但暖意是持续的、可靠的。
他转过身，看见已经坐在桌前开始卷烟了。她的手比前几天更慢了，但动作还是很稳。煤油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清清楚楚。
陈远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拿起烟丝和烟纸，也开始卷。
两个人，一盏灯，一堆烟丝，一堆烟纸。
窗外开始飘雪花了。第一场冬雪，来得比往年早了一些。雪花不大，细细密密的，被风卷着打在窗户上，沙沙地响。
陈远抬起头，看了一眼窗户。旧报纸已经被雪水洇湿了一小块，透进来的光线更暗了。但他没有去补那扇窗户，因为他知道，这间土坯房他住不了多久了。
明年，最迟到明年春天，他就要带着搬出这间房子。
这不是梦话，这是他给自己下的军令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