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一到，江城就彻底进入了冬天的节奏。
街上的人少了，出摊的小贩也少了。风从江面上刮过来，裹着水汽和寒意，吹在脸上像刀割。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门缝里塞上布条，窗户上糊上第三层报纸，能用的保暖手段全用上了。
陈远家的土坯房里，煤炉子从早烧到晚，屋里暖烘烘的。墙角堆着二百多包已经卷好的烟，用布盖着，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堵矮墙。老李来了快一个月了，每天八小时，雷打不动。他的手越来越快，现在一个人一天能卷将近五百支烟，比刚来的时候又多了两成。
三百包烟的订单早在一周前就全部交完了。
钱胖子那边果然没有食言，货一到就要了下一批——这一次不是三百包，是五百包。陈远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切烟丝，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剪。
“五百包？”在旁边问。
“嗯。”
“一万支烟。”
“嗯。”
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卷烟。她现在一天只卷三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帮陈远切烟丝、整理烟叶。老李接手了大部分的卷烟工作，的手终于能歇一歇了。肿了好几个星期的指关节慢慢消了肿，虽然还是有点变形，但至少不疼了。
陈远在墙上用木炭画了一张表，上面记着每天的产量、库存和出货量。五百包的订单，他拆成了三批——第一批两百包，五天后交货；第二批两百包，八天后；第三批一百包，十天后。这样安排是为了让现金流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钱胖子那边还提了一个新要求——他要独家。
所谓独家，就是钱胖子在城西的市场范围内，陈远的烟只能供给他一家，不能卖给别的烟贩子。作为交换，钱胖子承诺每个月至少拿五百包，并且付款周期从“货到付款”变成“预付三成、货到付清”。
陈远没有立刻答应。他想了两天，又跟王建国商量了一下，最后同意了。
同意的主要原因不是钱胖子给的条件有多好，而是陈远需要一个稳定的出货口。做黑市生意最怕的不是利润薄，而是今天有订单明天没订单，今天有钱赚明天可能要亏本。钱胖子愿意用预付款来换取独家，说明他看好“远字牌”的长期价值，愿意为这个品牌承担一部分风险。
这对陈远来说是一个信号——他的烟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商品，而是开始具备品牌溢价的能力了。
“远字牌”这三个字，在城西的烟摊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品类。有人专门到钱胖子的铺子里问“有没有那个纸上有字的烟”，不问价钱，不问产地，只看那个歪歪扭扭的“远”字。这在这个假货横行的黑市上，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腊月十五那天，陈远第一次去了钱胖子的铺子。
他不是去送货的——送货有小吴。他是去看市场的。
城西的集贸市场比码头那边大得多，人也多。虽然天冷，但逢五逢十赶集的子，照样人山人海。卖菜的、卖布的、卖用品的、卖小吃的，摊位从巷口一直摆到巷尾，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时不时有民兵巡逻，但他们的眼神更多的是一种例行公事的懒散，和码头那边那种随时准备抓人的紧张感完全不一样。
钱胖子的铺子在巷子中段，两间门面，比陈远想象的大。门口摆着几个玻璃柜子，里面放着烟酒，柜台上方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香烟 白酒 糖果”。铺子里有三四个顾客，正在挑东西。
陈远没有进去。他在对面的一个茶水摊上坐下来，要了一碗茶，慢慢地喝。
他观察了将近一个钟头。来钱胖子铺子里买烟的人，十个里面有四个是直接报名字的——“来两包远字牌”。钱胖子从柜台底下拿出烟，用草纸包了，递过去，收钱，找零，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
有一个穿着蓝布工装的中年人买了三包远字牌，当场拆了一包，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眯着眼睛对他旁边的同伴说了一句：“这烟不错，不辣嗓子，烧得慢，一顶两。”
陈远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他把碗里的茶喝完，放下五分钱，起身走了。
他没有去找钱胖子打招呼。现在还不到时候。他需要让钱胖子知道有一个叫陈远的人在供货，但不需要让钱胖子知道陈远长什么样。生意场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神秘感，有时候比套近乎更有用。
腊月十八，陈远给工人们发了一笔“年终奖”。
说是工人，其实只有老李一个。不算工人，算家里人。陈远给老李多发了五块钱，加上当月的六十块工钱（一个月按三十天算，一天两块），一共六十五块。
老李接过钱的时候，手微微顿了一下。他在码头上搬货，一个月满打满算三十六块，现在同样的天数，拿将近两倍的工钱，而且活比搬水泥轻松得多。他什么也没说，把钱揣进兜里，坐到桌前，继续卷烟。
但在那之后，陈远注意到老李卷烟的速度又快了半成，而且每一支都卷得比以前更认真。
腊月二十，陈远给周叔送了一斤白糖、五斤大米和一条猪肋条肉。肉是他在城西集贸市场上买的，凭票供应之外的黑市价，一斤肉一块八，贵得离谱。但他咬咬牙买了，因为周叔一个人在城郊，过年连块肉都没有。
周叔看见那条肉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想说不要，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把肉拎起来，挂在灶台上面的钩子上，挂得很高，怕黄狗偷吃。
“你今年过年，你那边怎么办？”周叔问。
“买了，买了两斤肉，五斤白面，还有一条鱼。”
“两斤肉？”周叔皱起眉头，“你这一年赚的钱，都花在过年上了？”
陈远笑了笑，没有回答。
他没说的是，他今年赚的钱确实大部分都花掉了——还了周叔的债、买了的药、付了老李的工钱、囤了三十七斤烟叶、给和周叔买了过年的东西——但他手里还有一样东西没花掉，而且这个东西比他花掉的所有的钱都值钱。
这个东西叫“远字牌”。
这个品牌现在每个月能稳定出五百包以上的货，在城西和码头两个市场都有固定的客群，利润率稳定在三成左右。这意味着他每个月能净赚十五到二十块钱，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更重要的是，他手上的三十七斤烟叶只是第一波。他已经让周叔开始收第二批了，预计开春前能收到五十斤以上。加上老李的效率还在提升，到明年春天，月产量突破一千包不是不可能。
一千包。两万支烟。月流水一百五十块。净利润四十五到五十块。
在1977年，五十块钱是什么概念？一个国营工厂的八级工，一个月也就五六十块。而他，一个十九岁的待业青年，靠着黑市上的一包烟，挣到了和八级工一样的收入。
当然，这笔钱是见不得光的。但陈远不急。他知道，光明正大的子不远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一大早就起来了，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她用扫帚把墙角的灰扫净，用抹布把桌子和柜子擦了一遍，连煤油灯的玻璃罩都擦得透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小年扫尘，除旧迎新。
陈远在灶台上烧了一大锅水，把那条鱼收拾净了，用盐腌上。两斤肉切了一斤，红烧，加了酱油和糖色，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香味飘出去老远。
老李今天没有来。陈远给他放了三天假，让他回去置办年货。老李走的时候，陈远又塞给他两包烟，让他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老李接过烟，看了陈远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晚饭的时候，桌上摆了四个菜——红烧肉、清蒸鱼、炒白菜、萝卜丝汤。这在1977年的红星街上，算得上是奢侈了。看着满桌子的菜，坐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
“你爸小时候，最喜欢吃红烧肉。”说，声音很轻，“有一年过年，我买了两斤肉，炖了一锅，他一个人吃了大半锅。吃完以后撑得走不动路，蹲在门槛上哼哼。”
陈远没有说话。他把一块鱼肉夹到碗里，又把红烧肉的碗往她那边推了推。
“你爸要是还在，”把鱼肉放进嘴里，嚼了嚼，“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该多高兴。”
“，”陈远放下筷子，“明年过年的时候，咱们不住这间屋子了。”
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陈远说，“明年这个时候，咱们搬去住楼房。有暖气，有自来水，不用你自己生火烧水，不用半夜起来捅炉子。”
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怀疑，更像是她不太敢相信。
“楼房？”她的声音有些发飘，“你做梦呢？”
“不是梦。”陈远说，“我说到做到。”
低下头，继续吃饭。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多下，像是在品味什么。一碗饭吃了快半个小时，最后连碗底的米粒都用筷子扒得净净。
吃完饭，陈远把碗洗了，把剩菜收好。他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点了一烟——不是他自己卷的那种，是正宗的“大前门”，他专门买了犒劳自己的。
这是他重生以来第一次抽烟。烟雾在冷空气中迅速散开，带着一丝辛辣的甜味。他不常抽，但今天是个特别的子——小年，距离他重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三个月前，他兜里只有两分钱，不知道明天吃什么。三个月后，他手上有将近四十斤烟叶存货，有一条稳定的供应链和两条成熟的销售渠道，月收入超过了普通工人。
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
他把烟抽完了，烟屁股扔进雪地里，嗤的一声冒了一小股烟。然后他转过身，走回屋里。
已经铺好了被子，炕烧得热热的，被窝里暖烘烘的。陈远脱了棉袄，钻进被子里，闭上眼睛。
耳朵里是均匀的呼吸声，窗外是风吹枣树枝的声音，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
江城的冬夜很长，但陈远觉得，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