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江城开始慢慢解冻。
江面上的冰一层一层地变薄，从厚厚的灰白色变成透明的薄片，最后在某一个清晨悄然碎裂，被水流带走。岸边的柳树冒出米粒大小的嫩芽，不仔细看本看不见，但陈远知道它们在那里——每一年的春天，它们都在那里。
一九七八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陈远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会拉开思想解放的序幕，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春雷，正在地平线的那一边滚动，虽然大多数人还听不见，但它确实在靠近。
但他不能把这些告诉任何人。他只能一个人在心里盘算着，等待着，准备着。
过完年，老李准时回来了。
他比年前胖了一点，脸色也红润了一些，身上的棉袄换了一件新的——不是补丁摞补丁的那种，是一件藏蓝色的、完整无损的棉袄，虽然布料不算好，但看着精神多了。
“李师傅，过年好。”陈远递给他一碗糖水。
老李接过碗，喝了一口，把碗放在桌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六个红鸡蛋。
“我妈让带的。”老李说，语气还是那样，不咸不淡的，“她听说我在你这儿活，过年非要给你带几个鸡蛋。”
陈远看着那六个红鸡蛋，愣了一下。他知道在这个年代，红鸡蛋是稀罕东西，普通人家的鸡蛋都要拿去换盐换煤油，舍不得自己吃。老李的母亲能拿出六个鸡蛋染红了带过来，这份心意很重。
“帮我谢谢阿姨。”陈远把鸡蛋收好，放在碗柜里，“改天我去看看她。”
老李摆了摆手，坐到桌前，开始卷烟。他的手还是那么快，一支接一支，几乎没有停顿。但陈远注意到一个变化——老李在卷每一支烟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把烟屁股上的“远”字对齐，让那个字正好在烟支的正中间。没有人教过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这个小细节让陈远心里一动。
过完年以后的生意，比年前还要好。
钱胖子那边的五百包订单刚交完，又要了六百包。码头那边王建国也开了新的出货点——城东的一个小卖部，老板是他的远房亲戚，愿意帮忙代卖。两个渠道加起来，二月份的订单总量达到了九百包。
九百包，一万八千支烟。
陈远在墙上重新画了一张表，把数字算了又算。九百包烟需要将近二十斤烟叶，老李一个人每天能卷五百支左右，一个月不休不眠也只能卷一万五千支，距离一万八千支还差三千支。
他需要再增加人手。
但这个决定比上一次更难做。老李是他观察了一个多月才敢开口的，现在要再找一个人，同样需要谨慎再谨慎。黑市生意最怕的就是人多嘴杂，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
他把这个想法跟说了。正在糊火柴盒——这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虽然陈远现在赚的钱够两个人花了，但她还是每天糊几十个，说是“闲着也是闲着”。
“你心里有人选了吗？”问。
“没有。”
“那就再等等。”把糊好的火柴盒码整齐，“实在忙不过来，我多几个小时。”
陈远摇了摇头：“不行。年前您的手肿成那样，我不能再让您那么了。”
“那你就去找人。找不到人，就只能我。”
陈远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来，穿上棉袄，出了门。
他去了码头。
码头还是老样子，货场上堆满了化肥和水泥，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卡车的跳板上爬上爬下。老韩还坐在调度室门口，翘着二郎腿，眯着眼睛晒太阳，嘴里叼着一烟屁股。
“韩叔。”陈远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老韩睁开一只眼，看了看他：“哟，小陈？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哪儿发财去了？”
“发什么财，在街道上帮人打打零工。”陈远从口袋里掏出两包远字牌，递过去，“韩叔，尝尝这个烟，我自己卷的。”
老韩接过烟，拆开一包，抽出一支，点上。他吸了一口，眯着眼睛品了品，然后又吸了一口，点了点头。
“这烟不错啊。哪儿买的？”
“我自己做的，烟叶是从城郊收的。”
“你自己做的？”老韩又看了看手里的烟，眼睛里多了一丝惊讶，“你小子还有这手艺？”
“瞎琢磨的。”陈远笑了笑，“韩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谁？”
“码头上有没有那种话少、活实在、家里困难想多挣点钱的？”
老韩把烟叼在嘴里，想了想：“倒是有一个人。姓马，叫马德胜，大家都叫他老马。四十出头，原来在运输队开车，后来出了事故，腿瘸了，不了重活。现在在码头上帮忙看货场，一个月十八块钱，不够养活一家老小。”
“这个人嘴严不严？”
“严。”老韩弹了弹烟灰，“他在运输队了十几年，从没传过闲话。出了事故以后，队上给他安排了个清闲活，他还不乐意，非要来码头上活，说是‘不能白拿工资’。这种人，你让他说什么他都不会说，你让他不说，他死都不会说。”
陈远在心里把这个人过了一遍。四十出头，腿瘸了，不了重活，家里困难，嘴严。除了腿脚不便这一条，其他条件都很合适。
“韩叔，您能帮我约他出来见一面吗？就说有人想请他帮忙点零活。”
老韩看了陈远一眼，没有问他是什么零活。在黑市上混了这么多年，老韩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他把烟屁股在地上摁灭了，点了点头。
“明天下午，码头上，我让他在这儿等你。”
第二天下午，陈远在码头上见到了马德胜。
这个人比陈远想象的要壮实。一米七几的个头，肩膀宽得像一扇门，脸上的皮肤被风吹得粗糙发红，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走路的时候右腿明显拖着，一瘸一拐的，但腰板挺得笔直，像是用一钢条从后背撑到了头顶。
“你就是老韩说的小陈？”马德胜走到陈远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马师傅，您好。”陈远伸出手。
马德胜握了握他的手，手掌粗糙得像砂纸，指节粗大，虎口有厚厚的老茧。这是开过多年车的手。
陈远没有绕弯子。他把马德胜带到码头后面的一片小树林里，蹲下来，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他在做手工卷烟，有稳定的销路，现在订单太多忙不过来，需要一个手脚麻利、嘴严、肯的人帮忙。
马德胜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点上。陈远注意到他抽的是最便宜的那种“经济”牌，八分钱一包。
“你就不怕我举报你？”马德胜问。
“老韩说您嘴严。”
“老韩还说我是个好司机呢。”马德胜吐了一口烟，苦笑了一下，“结果呢？还不是把腿开断了。”
陈远没有接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包远字牌，递给马德胜。“马师傅，您先尝尝这个烟。如果您觉得这东西能卖出去，您再决定帮不帮我。”
马德胜接过烟，拆开一包，抽出一支，点上。他吸了一口，停了一下，又吸了第二口，然后看了看手里的烟。
“这烟好。”他说，语气很肯定，“比大前门不差。”
“那您愿不愿意来帮我？活不重，就是卷烟。一天两块钱，八个小时。比您在看货场挣得多一倍。”
马德胜把烟抽完了，烟屁股在地上摁灭，然后抬起头看着陈远。
“我腿瘸了，活比正常人慢。你不介意？”
“您的手不瘸就行。”
马德胜盯着陈远看了好几秒，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容来得突然，像是一块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棵草，有点意外，但很真实。
“行。我。”
第二天，马德胜就来了。
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头发剪得短短的，整个人收拾得利利索索。他走进陈远家的时候，老李正在卷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继续低头活。
陈远把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老李点了点头，马德胜也点了点头，两个人没有多余的话。
陈远把烟丝和烟纸放在马德胜面前，给他示范了一遍卷烟的步骤。马德胜看了一遍，拿起一张烟纸，开始卷。他的手指没有老李那么灵巧，但力气大，卷出来的烟很紧实，两头封得严严实实，就是卖相差了一点——烟丝铺得不太均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陈远没有批评他。他把马德胜卷的烟拆开，重新卷了一遍，边卷边讲解。马德胜看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陈远的手，像是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刻进脑子里。
第三天，马德胜的手艺就提升了一大截。他卷出来的烟已经能和老李的放在一起不分上下了。陈远注意到一个细节——马德胜每卷完一支烟，都会把它举到眼前看一看，确认没问题了才放下。这种认真劲儿，让陈远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三个人，一间土坯房，一盏煤油灯。
老李最快，一天能卷五百支左右。马德胜慢一些，四百支出头。加上陈远自己偶尔搭把手，三个人一天的产量能稳定在一千支以上，也就是五十包。一个月按二十五天计算，就是一千二百五十包。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前的需求量。
陈远在墙上重新画了一张表，把产能和订单需求做了对比。九百包的订单，三个人不到二十天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囤货，为下一个月的订单做准备。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老李和马德胜每人每天两块钱工钱，两个人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块。烟叶成本按照每斤两块五计算，一千二百五十包需要大约二十五斤烟叶，成本六十二块五。加上烟纸和损耗，总成本控制在两百块以内。
一千二百五十包烟的出厂价是一百八十七块五，王建国抽一成之后到手一百六十八块七毛五。
收入一百六十八块七毛五，成本两百块——账面上看是亏损的。
但这是按一个月一千二百五十包算的。实际上，他的订单在持续增长，产能也在持续优化。当订单量突破某个临界点以后，固定成本（工钱）不变，变动成本（烟叶）随产量增加而增加，但总收入也会随之增加。只要月订单量超过一千三百包，账就能打平；超过一千五百包，就开始盈利。
这就是规模效应。陈远前世在商学院学过的东西，在这个土坯房里得到了最朴素的验证。
二月底，钱胖子那边来了一个人。
不是小吴，是一个陈远没见过的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脚上蹬着一双皮鞋。他站在红星街口，向一个扫街的老太太问了路，然后直接找到了陈远家门口。
陈远开门的时候，心里猛地一紧。这个人的打扮和这条街格格不入，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你是陈远？”那人站在门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是。您是哪位？”
“我姓钱，钱建民。城西钱胖子是我哥。”
陈远心里一动，侧身让他进来。钱建民进了屋，目光扫了一圈——炕上的烟丝、桌上的烟纸、墙角的蛇皮袋、煤油灯——每一样东西都在他眼里过了一遍，然后他收回目光，在一张板凳上坐下来。
“我哥让我来看看。”钱建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点上。陈远注意到他抽的是“中华”，一块多钱一包，在1977年算得上是顶级烟了。“他说你的烟供不应求，想跟你谈个长期的。”
“什么样的？”
“独家。”钱建民弹了弹烟灰，“城西、城东、码头，三个市场，全部独家。你的烟只能供给我们钱家，不能卖给任何其他人。”
陈远沉默了几秒。
“条件呢？”
“条件很简单。”钱建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铺在桌上。纸上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像是专门找人誊写过的。“每个月至少供货一千五百包，我们包销。价格从一毛五涨到一毛八，每包涨三分。另外，每个月预付五成货款，货到付清剩余五成。”
陈远看着那张纸，心里飞速地算着账。一毛八的出厂价，比现在的一毛五涨了三分，涨幅百分之二十。按月供一千五百包计算，总货值两百七十块，预付五成就是一百三十五块。这笔预付款足够他支付工钱、采购烟叶、维持常开销，彻底解决现金流紧张的问题。
但他失去的是——选择的自由。独家意味着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钱家这一个篮子里。如果钱家哪天不做了，或者出了问题，他的销售渠道就会瞬间断裂。
“我要想一想。”陈远把那张纸折好，放在桌上，“三天后给你答复。”
钱建民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拍了拍大衣上的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哥说你是个聪明人。”他说，“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
陈远没有回答。他站在门口，看着钱建民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他转过身，走回屋里，在那张纸上又看了一遍。一毛八，预付五成，独家。这些条件在纸面上很诱人，但他心里清楚，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价格和付款方式，而在于——他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了吗？
不。他没有准备好。
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在这个年代，一个待业青年没有资格挑三拣四。他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选项里，选择最不坏的那一个。
三天后，他给了钱建民答复。
“同意独家。但我要加一条——合同三个月一签，到期双方都有权选择续签或者终止。”
钱建民接到这个回复的时候，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一下。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