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开始

1914年春天，汉阳兵工厂的烟囱冒着滚滚白烟，蒸汽机的轰鸣声从车间里传出来，隔着半里地都能听见。厂区北边的空地上，半年前还是一片荒草丛生的农田，现在地基已经挖好，轧钢厂和化工厂的厂房框架竖起来了，红砖墙砌到一人高，脚手架上蹲着几十个工匠，瓦刀和砖块碰撞的声响叮叮当当，从早响到晚。更远处的随营学校也封了顶，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教室窗明几净，场平整宽阔，门口挂着一块新漆的木牌，上面是张怀仁亲手写的四个字——“务实求新”。

张怀仁站在北围墙上，手里拿着望远镜，但没有举到眼前。他不需要望远镜也能看清这片新区的轮廓——轧钢厂厂房的位置是他亲手在地图上画的，化工厂的烟囱高度是宋良弼算了三个晚上定下来的，随营学校的场尺寸是按保定军校的标准缩了一圈——不是没钱建，是故意缩了一圈，让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将来走到保定军校的场上时，会觉得那里更大，更有奔头。

“总办！”刘文秀从围墙下跑上来，手里攥着一份刚译完的电报，军靴踩在石阶上咚咚响，“陆军部来文了——段总长批复了咱们的扩编方案。番号批下来了：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正式扩编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辖三个团，外加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工兵营。但有个问题——兵员名额只给了四千五百人，比咱们申请的六千人少了一千五。”

张怀仁接过电报看了一遍，还给刘文秀：“段祺瑞这是在压我。给番号不给兵员，等于给了房子不给钥匙。”

“那咱们怎么办？”

“兵员自己招。”张怀仁走下围墙，朝机修车间走去，“四千五的编制是陆军部给的，四千五的军饷也是陆军部发的。但汉阳周围等着吃粮的人有多少？光是从鄂北逃难过来的农民就有好几千。我们自己招，自己练，自己养——多出来的人，不从军饷里出，从兵工厂的生产利润里出。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陆军部不给的，自己挣。”

他推开机修车间的门，工作台上已经摊开了一张扩编计划表。表上的字密密麻麻，从兵员分配到装备配置，从训练大纲到后勤补给，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负责人和完成时限。刘文秀扫了一眼那张表，倒吸一口凉气——那上面连炮兵营需要用几匹马、每匹马一天吃多少斤草料都写得清清楚楚。但他跟了张怀仁这么久，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先把所有细节都算好”的作风，没有再问“这得花多少钱”，而是问“钱从哪里来”。

“三块。”张怀仁伸出三手指，跟一年前在机修车间画地图时说的一模一样，“第一块，兵工厂利润。新枪下线之后，除了供应自己部队，继续卖给周边省份。湖南谭延闿订了八百杆，江西李纯订了五百杆，安徽那边也有意向。我们黑心钱，但合理利润要拿。第二块，鄂北铜矿。钱老板上个月来信，竹山矿区已经出了第二批铜料，品位比预期高，除了自用还能外销一部分。铜料卖出去，收入全部纳入旅部特别经费账目。第三块，随营学校的学费。社会招生那部分，按学期收学费，虽然不多，但够覆盖学校的常开支。”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还有一件事——从下个月开始，全旅连级以上军官的薪水，一律比陆军部标准高一成。这笔钱不从军饷里出，从特别经费里出。”

刘文秀愣了一下：“总办，这要是传到陆军部耳朵里——”

“传到就传到。”张怀仁说，“段祺瑞压我的编制，我就自己养兵。他压我的军饷，我就自己加薪。只要我的兵工厂还在，只要我的枪卖得出去，他就拿我没办法。再说了，他给我的特别经费两万元，本来就不是走军饷账目的，怎么花是我的事。”

扩编的消息传下去之后，整个兵工厂和营区都沸腾了。招兵告示在汉阳和武昌各贴了二十张，头一天就来了八百多人报名。招兵站设在兵工厂码头旁边的一排临时棚子里，杨守义亲自坐镇，一个一个挑。选兵标准是张怀仁定的：身体合格是第一关，有手艺的优先，识字的优先，在战场上打过仗的散兵优先。年龄放得宽——十六岁到四十五岁，只要跑得动打得枪，都要。但有一种人不收：抽大烟的。张怀仁在招兵告示上特意加了一条——“凡吸食者，一经查实，永不录用。”

这条规定在汉阳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人拍手叫好，说当兵的不戒烟，打不了仗。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北边的部队里抽大烟的长官多的是，谁管得住？张怀仁听到这些议论，只对杨守义说了一句话：“别人我管不着。第二十一旅的人，一个抽大烟的都不许有。发现一个，开除一个，连长连带记过。”

一个月后，新兵入营。靶场被扩宽了一倍，北围墙后面的空地上搭起了十几顶帆布帐篷，用石灰画出了营区的界限。赵大奎被任命为新兵训练总教官，带着二十几个从老兵里挑出来的教官，从早到晚泡在场上。训练大纲是张怀仁亲手写的，参照了保定军校的教材，又加上了他在汉阳实战中总结的经验——绑腿怎么打才不松、手榴弹怎么投才不偏、机枪卡壳了怎么在三十秒内排除故障。大纲里的每一个科目都有标准，每一项标准都可以量化。刘文秀负责理论教学。他在随营学校里兼任了政治教官，每周给新兵上三堂课——历史、地理、时事。讲甲午战争，讲庚子赔款，讲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讲中国每年有多少白银流进洋人的口袋。他不煽情，只讲事实。但就是这些事实，让很多新兵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扛枪是为了什么。

张怀仁每隔三天亲自巡视一次训练场。不说话，不训话，只是从头走到尾，偶尔停下来纠正一个动作。有时候他会亲自做示范——趴在地上，枪托抵肩，三发打出三个靶心，然后把枪还给新兵，说一句“练到这个水平，及格”。有一次射击考核，一个新兵连打三枪全部脱靶，急得满头大汗。张怀仁走过去，把枪从他手里拿过来，检查了一下瞄准具，发现准星偏了两毫米。他掏出随身带的螺丝刀，当着全连人的面把准星调好，重新压上三发，递给新兵，说：“再打。”三枪全部上靶。

扩编后的第二个月，张怀仁做了一件让陆军部大为意外的事——成立参谋科。

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里，大多数师、旅级单位都没有正式的参谋机构。作战命令由长官一个人说了算，最多叫几个亲信参谋口头商量。作战方案没有成文的格式，战场情报靠传令兵用嘴传，打赢了赏钱，打输了砍头。张怀仁从全旅官兵中选出了十二名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军官，组成了参谋科的雏形。十二个人里，两个是保定军校的后辈，三个是湖北本地读过测绘的学生兵，剩下七个是从老兵里挑出来的识字骨。

参谋科成立的第一天，张怀仁亲自上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地图”，然后转过身看着下面坐得笔直的十二个年轻军官，说：“参谋的第一项基本功：地图作业。给你一张地图，你要能看懂等高线、比例尺、地物符号。给你一张白纸，你要能把实地地形画成一张能用的作战图。”他从抽屉里拿出十二把德国进口的比例尺和十二副分规，每人一份。

“这是今年陆军部发的，我没上缴，直接扣下来了。你们每个人拿一份。比例尺怎么用——看黑板。”他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等高线图，用粉笔标出山顶、山脊、谷地和鞍部，“明天我带你们去汉阳城外实测。每人一块图板，每张图上至少标五个制高点、三条行军路线、两处适合设伏的地段。画不完不许吃饭。”

一个月后，这十二个人已经能独立完成营级规模的地形测绘和简单的作战想定。张怀仁从里面提了一个叫陈绍桓的保定后辈当参谋科长，负责常作战预案的编制。陈绍桓年纪不大，刚到二十三岁，但做事极其认真，画图的时候一笔一画像是在刻碑。他编的第一份作战预案是《汉阳兵工厂防御作战想定——假设北洋第三师来攻》。张怀仁看了之后批了四个字：“假想敌错了。”然后把“北洋第三师”几个字划掉，在旁边写了四个字——“本第十师团”。陈绍桓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重新翻开笔记本，一笔一画地把整个预案推倒重来。没有人问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记住了那天张怀仁的表情。他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唱高调。他是真的在准备一场跟本人打的仗。

到了六月，第二十一旅的总兵力已经膨胀到了将近五千五百人——比陆军部给的编制多了一千人，比段祺瑞压下来的名额多了一千。多出来的这一千人全部是技术兵种：炮兵营多了一个测绘班，工兵营多了一个爆破排，后勤队多了一个汽车修理小组。汽车修理小组修的不是汽车——因为整支部队目前一辆汽车都没有——而是兵工厂里那些从德国运来的发电机和蒸汽机，以及将来总有一天要有的汽车。

多出来的兵，口粮从兵工厂的利润里出，军饷从鄂北铜矿的收益里出，账目全部走特别经费，不在陆军部军饷账册上留痕迹。张怀仁对管账的李长顺只说了一句话：“账本做两份。一份给陆军部看，一份给我看。给陆军部看的那份，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很穷。给我看的那份，我要知道每一个铜板的去向。”

李长顺把这话记在心里，账本做得滴水不漏。他是码头上混出来的人，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造假账这种事在他的能力谱系里不算最难的一项。但他也知道，张怀仁不是让他贪污，是让他保命——在这个年代，一支军队如果完全透明，就等于把自己的软肋亮给了所有人。陆军部随时可以用“财务不清”的罪名来查办，而一份“合法但穷”的账本，是挡在陆军部和自己之间的第一道防火墙。

但张怀仁不只是在扩军。他同时在做的另一件事，比扩军更重要——建立制度。

他从随营学校第一期学员里挑出了二十个最拔尖的，没有把他们分到连队当排长，而是把他们留在了旅部。这二十个人被分成了三个组：训练组、后勤组、军法组。训练组负责制定全旅的训练大纲和考核标准，每个月下连队考核一次，不合格的连队全连扣饷，连长记过。后勤组负责全旅的物资调配——粮草、弹药、被服、医疗器械，每一项都建立了台账，出入库必须有签字，月底盘库，亏空超过百分之二的军需官就地。军法组负责全旅的纪律案件审理，无论军官士兵，违反军纪一律按条例处置，任何人不得说情。

三个组的设立，等于把人事、财务和军法这三项最核心的权力全部收到了旅部，而不是分散在各营营长手里。这意味着，张怀仁手下的营长们没有人能独揽一营的生大权——打仗的时候你们冲在最前面，但后方的事，由旅部统一管。

阻力比预想的还大。最直接的反弹来自老部下——赵大奎手底下的一个连长，因为连队训练考核不及格被训练组通报，他跑到赵大奎跟前告状：“旅长这是不信任咱们这些老人了！弄一帮娃娃兵管咱们，这算什么事？”赵大奎一句话把他骂了回去：“你他娘的连考核都及不了格，还有脸告状？老规矩是战场上能活下来就是好兵，新规矩是考核不及格就是孬兵。规矩不一样了，你得跟着变。”但赵大奎私下里还是去找了张怀仁，他在训练场边上搓着手转了好几圈才开口，开口时额头上全是汗。

“旅长，你弄这一套，我老赵打心眼里服——可底下人难管。老弟兄们跟着咱们从军械库一路打过来，死人堆里滚过，现在让一帮没上过战场的娃娃兵来考核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憋屈。考核不及格就扣饷，连长记过——这面子往哪搁？”

张怀仁正在擦枪，把枪管对着阳光看膛线，等赵大奎说完才放下枪：“大奎，你跟我打了这么多仗，你觉得北洋军比革命军强在哪里？”

赵大奎想了想：“枪好，人狠，纪律严。”

“纪律严在哪里？”

赵大奎张了张嘴，说不出来。

“纪律严在制度。制度不是靠一个人、一句话维持的。今天我在，你们听我的。明天我不在呢？谁来维持？”他把枪放在桌上，看着赵大奎，“我弄这一套，不是为了不信任老弟兄。恰恰相反——我想让老弟兄们将来有一天能独当一面。你现在是教官，考核别人。但如果有一天你被调到别的旅去当营长，你怎么知道那个旅的训练标准跟你一样？只有制度能保证标准不降低。我不是在卡你，我是在给你铺路。”

赵大奎站了一会儿，忽然用力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从那以后，他手下的连队训练考核再也没有不及格过。

这套制度推行了三个月之后，效果开始显现。以前部队拉到场训练，各营的出时间都不一样，有的五点半，有的六点一刻，全凭营长心情。现在全旅统一作息，早六点整，迟到一分钟全连罚跑三圈——连长跟着一起跑。以前弹药领用没有账目，谁跟军需官熟谁就能多领两箱。现在每颗的领用都必须登记签字，月底核对，对不上账的军需官已经换了两茬。以前行军拉练，各连的到达时间参差不齐，有的提前到了，有的晚了一个小时还在路上晃悠。现在全旅行军速度统一标准——每小时十里，到达时间精确到刻。杨守义有一次在巡查完各连之后，站在北围墙上跟刘文秀说了一句真心话：“当兵二十年，我从来没见过哪支部队能做到今天拉练没有一个连掉队的。真没掉。”

制度运转起来之后，张怀仁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军校内外的思想教育中。他每周亲自给随营学校上课，讲军队与国家的关系，讲为什么枪口必须对外。他讲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几乎是离经叛道——他说“当兵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让这个国家不再被洋人欺负”。他在课堂上用粉笔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粗线，从朝鲜半岛画到印度支那，说：“这条线周围，俄国人、本人、英国人、法国人，都在磨刀。我们中国人还在自己人打自己人。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刀尖转过去，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有救。”

有一次课后，一个年轻学员站起来问：“旅长，您说的这些道理，我们服。可外头的长官们不服怎么办？北边那些大帅们，哪个不是抢地盘第一、打内战最狠？”

课堂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讲台上的年轻旅长。

张怀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所以我们要先把自己练好。等你们从这里走出去，当了连长、营长、团长，你们手里的部队就是种子。种子多了，地就变了。地变了，种什么庄稼就是咱们说了算。不需要说服所有大帅，只需要在一代人之后，军队不再是私产。”

这套理念被他压缩成了八个字，在随营学校开学第一天就刻在了青砖墙上，每个学员进出校门都能看到——“枪口对外，不打内战。”

到了秋天，第二十一旅已经成了湖北境内装备最精良、训练最严格、纪律最严明的一支部队。连汉口租界的外国商人都开始注意到汉阳有一支“不一样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抢粮、不拉夫、不打骂百姓，甚至在码头卸货时还会顺手帮船工抬货。英国《字林西报》的汉口记者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叫“汉阳的模范旅”，里面有一句话让袁世凯在中南海里看了足足沉默了好几分钟：“这位年轻旅长显然在尝试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而不仅仅是一支个人武装。”

陆军部的反映比报纸更快。一名军械司专员奉命到汉阳视察，在厂区里转了整整一天，翻遍了弹药账本和生产记录，最后只找出了一处“账目不规范”的小毛病。回到北京之后，他如实向段祺瑞呈报：“第二十一旅训练精良，纪律严明，装备充足。张怀仁治军，严而有恩，官兵畏而爱之。”

段祺瑞看了报告，批了四个字：“知道了。存。”

段祺瑞的反应很冷淡，但张怀仁知道，这种冷淡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段祺瑞是一个极其务实的军人政治家，他的座右铭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只不过他说的“枪杆子”是他自己的枪杆子，不是别人的。当他在陆军部里看着那份“模范旅”的报告时，他不是在欣赏张怀仁的治军才能，而是在盘算另一个问题：这个人现在是我的部下，将来会不会成为我的对手？张怀仁猜到了这一点。他对刘文秀说：“段芝泉的‘存’，不是放过我们，是把我们存档了。将来有一天，他会翻出这份档案，重新掂掂我的斤两。”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消息传到汉阳，比北京晚了好几天。张怀仁是在英国《字林西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这份英文报纸是李长顺从汉口英租界带回来的，头版上印着一幅欧洲地图，从比利时到巴尔画满了箭头和标记。他拿着报纸走进了宋良弼的办公室。

宋良弼正在看蒋百里送的那本德文《现代军事工业概论》，老花镜滑到鼻尖上，旁边放着刚译出来的半页手稿。看到张怀仁进来，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眼睛：“总办，你怎么来了？”

张怀仁把那份《字林西报》放在他桌上，指着头版说：“宋总工，欧洲打起来了。德国跟英国宣战了。本已经宣布加入协约国，要对德国宣战——但他们的目标不是欧洲。”

宋良弼低头看报纸。他的英文一般，但配合张怀仁的翻译，很快就抓住了重点。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头问：“本要打青岛？”

“对。德国在青岛有租界，本人想趁欧洲打仗的机会抢过来。但青岛只是他们的第一站。拿下青岛，他们就会把手伸得更长——山东全省，甚至整个华北。本人从来不会只咬一口就走。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进口设备会断。德国现在是交战国，礼和洋行的供货渠道随时可能中断。化验设备、精密配件、备用零件——这些都要尽快找到替代来源，不能只靠德国一条路。第二，战争机器一旦全开，对军火的需求就会暴涨。欧洲列强自己都不够用，更不可能大量出口到中国。以后的中国军队，能靠的只有自己造的枪。”

宋良弼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擦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戴上：“我明白了。化验设备的事，我托人去上海打听美国洋行的渠道。备用零件——咱们自己能仿造的，尽量自己造。仿造不了的，趁现在还能买到赶紧囤一批。”

这次谈话之后，张怀仁下令从兵工厂特别经费中拨出专款，大量采购钢铁原材料和备用零件。码头上连着半个月天天有货船到港，卸下来的铁锭、钢材和木箱堆满了厂区后面的空地。杨守义在清点入库时皱了几次眉头，对刘文秀嘀咕说这些东西够打三年仗用的。刘文秀没答话，只是指了指正在卸货的本货船——那是从汉口租界运来的最后一批，以后不会再有了。宋良弼把这些原材料分成三批存放在不同的仓库里，每批之间隔了至少五十米的距离。他说这是从蒋百里的书里学来的——战时兵工厂最怕的不是敌人打进来，而是一颗炸弹同时炸掉所有原料储备。他甚至还画了一张仓储分布图，每个仓库位置都用假名标注，以免情报泄露。

就在这时，一封从北京来的密电打破了汉阳的平静。

密电是冯巩发来的，措辞简短而急促。张怀仁正在参谋科跟陈绍桓核对冬训计划，译电员把电报呈上来时他的目光扫过第一行字就顿住了。他把电报看了两遍，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站了很久。

“民国拟改制共和为君主立宪。大总统或将于明年称帝。”

张怀仁握着电报的手指收紧了。窗外，长江上的轮船正冒着黑烟缓缓驶过，汽笛声在暮色中回荡。他当然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在原本的历史上，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年号洪宪。称帝后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各省纷纷响应，北洋内部也出现裂痕。段祺瑞和冯国璋都反对称帝，袁世凯众叛亲离，在称帝八十三天后宣布取消帝制，两个月后病逝。而眼前这场称帝闹剧的影响，远不止于“皇帝”这个头衔——它意味着袁世凯跟北洋旧部之间的信任基被连拔起。一旦袁世凯不在了，北洋集团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战。

冯巩的电报里还加了一行字：“皖系段芝泉已公开反对。直系冯华甫尚未表态，但内部争议极大。大帅盼兄早做准备。”

早做准备。张怀仁折好电报放进煤油灯上点燃，看着火焰吞掉纸角，直到灰烬落在桌面上。他转过身对陈绍桓说了一句话：“冬训计划加一项——全旅实兵对抗演习。假设条件：旅部失去统一指挥，各团独自作战。检验各单位在无上级指令下的独立作战能力。”

陈绍桓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这个假设条件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多问，只是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下来，笔尖在纸上划出急促的沙沙声。

张怀仁走出参谋科，在机修车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北围墙上换岗的哨兵正在交接口令，口令声在夜风中传得很远。靶场上有人在点着马灯练夜射——那是赵大奎带着教官队加训，他要带出一批能在夜间射击的尖子。远处轧钢厂工地上焊枪的火花一闪一闪的，像萤火虫落在钢铁丛林里。他忽然想起冯国璋一年多以前在土地庙前问他的那个问题——“你想要北洋是个什么？”

他当时回答说：枪口对外，不打内战。现在袁世凯要称帝，要做皇帝。称帝之后，内战不可避免。他曾经试图在北洋内部改变它，但现在他不得不正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北洋注定要烂掉，他该做什么？是跟它一起烂掉，还是趁它还没烂透，从中抢救出能用的种子？

他摸了摸怀里的铜牌。冯国璋还没让他还。

一个月后，入秋的第一场雨刚过，汉阳兵工厂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一支由美国驻汉口领事馆组织的外交官参观团登上了兵工厂的码头。领头的是美国领事馆参赞詹森·沃克，就是一年多前在英国领事馆谈判后私下给张怀仁塞名片的那个人。他的身后跟着四个美国商人——两个做钢铁生意的，一个做机械进出口的，一个做铁路的，还有一个穿美军制服的武官。那武官身材魁梧，走路带风，皮靴踩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结实的响声，肩膀上的星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沃克比去年圆润了一些，笑容也更加职业化了。他握着张怀仁的手，热情得像是老友重逢：“张旅长，一年不见，您的兵工厂变化太大了。我在汉口就听说了——汉阳造的新枪，精度和寿命都超过了北方各厂的同类产品。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商界朋友，对您的成就非常感兴趣。”他侧身介绍身后的商人，“这位是匹兹堡钢铁公司的代表史密斯先生，这位是纽约机械公司的代表布朗先生，这位是……”

张怀仁跟每个人握了手，然后带着他们参观了兵工厂的生产线。参观路线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先看车间，再看枪械车间，最后看新建的化验室。化工厂和轧钢厂工地没有列入参观范围，理由很简单：还在施工，不安全。真实的理由是：那是兵工厂的核心扩建区域，不能让洋人看得太清楚。

沃克在车间里站了很久，看着流水线上黄铜弹壳一颗一颗地从冲压机里跳出来，掉进木箱里。他的表情从职业性的微笑渐渐变成了认真的审视。参观结束之后，他在码头上拉着张怀仁走到一旁，压低声音说：“张旅长，我不绕弯子。现在欧洲在打仗，全世界的军火供应都紧张。美国虽然还没有参战，但我们的工厂已经在为协约国生产弹药了。如果汉阳兵工厂愿意跟我们——比如在钢铁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方面——我们可以绕开陆军部的渠道，直接交易。资金走汉口的花旗银行，货从上海进关，不需要经过北京批准。”

“沃克先生，”张怀仁说，“您绕开的不只是陆军部，还有贵国的中立立场。”

沃克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重新打量了眼前这个年轻的中国旅长：“中立是可以解释的。商业不违反中立，只要合同写清楚是‘工业设备贸易’，而不是‘军火贸易’。这一点，我们的律师可以处理。”

“我考虑一下。”张怀仁没有再往下说。

送走美国参观团之后，张怀仁站在码头上看着他们的轮船缓缓驶离。李长顺从后面走过来，压低声音问：“总办，美国人到底想什么？”

“想绕过陆军部，直接跟我。沃克打的算盘是——趁欧洲打仗，用钢铁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换汉阳兵工厂的产品和影响力。他想把汉阳变成美国在长江中游的隐形军火站。他背后是匹兹堡钢铁公司，这家公司正在给协约国供货，缺的不是钱，是稳定的海外原料渠道。而我们的鄂北铜矿和兵工厂生产线，正好踩在这个点上。”

“那我们不？”

“不。”张怀仁转身往回走，军靴踩在石板上每一步都很稳，“但也不拒绝。先晾着。美国人想足，本人早就盯上了，英国人也虎视眈眈。谁先动手，我们就拿谁的条件去压另外两家。在夹缝里求生存，最好的办法不是靠拢任何一方，而是让每一方都觉得你可能靠拢另外一方。等他们三个人都把底牌亮出来，我们再选——选最不坏的那一张。”

他走到机修车间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江面上渐行渐远的美国轮船。沃克的米字旗——不对，是星条旗——在江风中猎猎作响，跟停在不远处的本货船遥遥相对。两艘船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界线，那条线穿过了长江，穿过了汉口租界，穿过了整个中国。

然后他走进车间，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