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军靠岸的时候，张怀仁正蹲在北围墙的豁口处啃面饼。饼是昨天晚上烙的，到现在已经硬得跟石头一样，但他还是啃得很认真，一口饼一口凉水，把最后一点碎渣都咽净了。他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什么时候能吃上，所以这一顿必须吃饱。这是上辈子养成的习惯——在战场上，有得吃就吃，有得睡就睡，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颗什么时候来。
江面上，十几条渡船依次靠岸。最先跳下船的是一队穿灰色军装的士兵，装备整齐，军容肃然，一看就是新军出身，不是临时拉来的散兵。领队的军官三十来岁，瘦长脸，颧骨很高，军帽压得低，但走路很快，几步就到了张怀仁面前，敬了个礼。
“张队官！吴总指挥派我来增援。步兵第三标第二营，营长杨守义。”
张怀仁还了礼，没有客套，直接问：“带了多少人？”
“六百三十人。六百杆，两万发。重机枪两挺，迫击炮四门，炮弹八十发。另外还有医官两名，担架十副。”
六百三十人。加上自己手里还剩的一百二十多人，总数接近八百。兵力虽然还是远不如北洋军，但至少不再是杯水车薪了。更重要的是，援军带来了医官和担架。从昨晚到现在，他的伤员一直靠撕布条和烧酒止血，四个人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没了。
“让你的人进入阵地，接手北围墙防线。”张怀仁指了指身后的豁口，“你们守正面，我的人退到第二线休整。我们在第一线打了六个多小时了，伤亡很大。”
杨守义看了一眼北围墙上那些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沙袋，又看了看围墙上横七竖八躺着休息的士兵——他们身上全是硝烟和血迹，有人靠着墙睡着了，有人正在用刺刀撬开箱——然后他转过头，重新打量了一眼张怀仁。这个队官比他想象中更年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脸上还有一道没透的伤口，但说话的语气和部署的方式，老练得像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
“张队官，”杨守义压低了声音，“吴总指挥让我带句话给您。”
“什么话？”
“军政府已经决定，正式任命您为汉阳兵工厂守备司令，兼领工兵第一营营长。授少校衔。任命状随后送到。”
张怀仁手里的面饼停了一下。
少校。从少尉到少校，连升三级。三天之内，从一个管二十几个人的排长，变成了管近千人的营长兼兵工厂守备司令。这个升迁速度，在整个起义军里恐怕都是头一份。
“知道了。”他把面饼塞进嘴里，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还有别的事吗？”
杨守义显然对他这种反应有些意外。一般人听到连升三级，多少会有些激动，至少笑一下。但张怀仁只是把面饼咽下去，然后拿起水壶灌了一口凉水，就开始看地图。杨守义不知道的是，在张怀仁原来的计划里，少校只是一个起点。他的目标是师长——袁世凯手下的师长。在原本的历史上，北洋六镇的师长们，每一个都是跺跺脚整个中国都要抖三抖的人物。少校，还差得远。
“还有一件事。”杨守义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盖着湖北军政府的红色大印，“都督府转来的。南京方面来了人，说要见您。”
张怀仁接过信，拆开扫了一眼。信是汤化龙写的，措辞客气但信息量很大——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孙中山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派了一位特使来武汉，带来了关于未来政权格局的重要消息，点名要见“在汉阳之役中表现卓著之军官”。
“人呢？”
“在武昌都督府等您。吴总指挥的意思是，让您尽快过江一趟。”
张怀仁把信折好收进怀里。南京来人了。这意味着辛亥革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从地方起义到建立全国政权。在原本的历史上，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1月1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政权基础极为薄弱，最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而现在，因为汉阳的战局不同于原本的历史，南京方面显然正在重新评估形势。
“等我安排完防务就去。”他说。
杨守义带人去接防北围墙。张怀仁把刘文秀叫到机修车间，关上门，把地图摊在桌上。
“我要去武昌一趟，最快今晚回来，最迟明早。兵工厂的防务交给杨守义，但你记住——杨守义的人不熟地形，打仗也未必习惯我们的战术。你留在厂里，实际指挥还是你来。遇到问题，多跟宋总工商量。他对厂区比谁都熟。”
“明白。”刘文秀点了点头，又问，“队官，南京来人找您，是什么事？”
“还不知道。但十有八九是想拉我进同盟会。”张怀仁一边整着军装一边说，“同盟会现在缺军事人才，尤其是能打仗的。我在军械库和汉阳打了两仗，名声传到南京去了。”
刘文秀犹豫了一下：“队官，您会加入同盟会吗？”
张怀仁系好军装扣子，拿起桌上的毛瑟检查了一下弹匣，然后进腰间。他打开门，外面午后的阳光刺眼，空气里还有硝烟的味道。
“同盟会里有好人，也有能人。但他们有一个问题。”他说，“理想太多，枪太少。我这个人，更喜欢先把枪抓在手里，再谈理想。”
他拍了拍刘文秀的肩膀，大步走了出去。
渡船已经等在码头上了。张怀仁带着两个护兵跳上船，船工撑开竹篙，渡船缓缓离开汉阳码头，朝对岸的武昌驶去。汉水江面上，午后的阳光把江水照得波光粼粼。远处黄鹤楼的飞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武昌城墙上的五色旗迎风飘扬。回头望去，汉阳兵工厂的烟囱还冒着淡淡的黑烟——那是刚才炮击引燃的小火还没有完全扑灭，但厂区的主体建筑依然矗立。北围墙上，杨守义的人正在重新堆沙袋，远远看去像一群忙碌的蚂蚁。
从汉阳到武昌的渡船航程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张怀仁坐在船头，脑子里转着几个念头。第一，冯国璋的进攻受挫，但他不会善罢甘休。北洋军在土丘后面还有至少三千人的预备队，更大的火炮还没有拉上来。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一定会有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第二，南京来人了。这说明各省响应的速度比原本历史上更快。湖南已经独立，江西、安徽也在酝酿，革命正在从湖北一省蔓延到整个南方。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袁世凯。袁世凯现在还在北京，名义上归隐洹上，实际上遥控北洋六镇。清廷请他出山镇压革命，他推了又推，不是不想来，是在等条件。等清廷给他足够的权力，等革命党给他足够的筹码。
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袁世凯会利用北洋军的军事压力和革命党的政治诉求，两面施压，最终清帝退位，自己当上大总统。但现在，汉阳的战局已经被改变了。冯国璋打了大半天没有拿下兵工厂，这对袁世凯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革命军的战斗力比他预想的更强，意味着他手里“军事解决”的牌不再那么管用，也意味着——他有可能会选择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谈判。
张怀仁想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了一个预感。也许南京来的人，不只是来拉他入同盟会的。也许还有更大的事。
渡船在武昌码头靠岸。码头上比昨天更加繁忙，来往的船只运送着士兵、粮食和弹药，船工的号子声和士兵的口令声此起彼伏。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中年人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看到张怀仁下船，快步迎上来拱手。
“张营长？鄙人余文卿，都督府参事。汤议长让我来接您。南京来的客人已经在都督府等了一阵了，请随我来。”
从码头到都督府，要穿过大半个武昌城。三天前这座城市刚打完仗，街上还有战争的痕迹——被打碎的门窗、墙上残留的弹孔、被炮火熏黑的墙角。但城市已经在恢复生机。茶馆开了，米店开了，剃头挑子也重新上了街。老百姓看到穿军装的人不再躲，有些还会主动打招呼。一个卖烧饼的老头儿甚至硬塞了两个烧饼给张怀仁的护兵，嘴里念叨着“革命军保护老百姓，烧饼不要钱”。
张怀仁接过护兵递来的烧饼，掰了一半放进嘴里。烧饼是刚出炉的，芝麻的香味和面饼的焦脆混在一起，比军粮面饼好吃多了。他一边吃一边走，心里想的却是——这种平静能持续多久？如果冯国璋打下汉阳，兵临武昌城下，这些开了门的茶馆、上了街的剃头挑子、送烧饼的老头儿，还会不会笑得出来？
都督府到了。三天前他第一次来这里时，院子里的花坛被踩得稀烂，廊柱上弹痕累累，到处都是烧焦的公文和碎玻璃。现在花坛已经重新修整了，弹痕被用石灰粉刷了一遍，碎玻璃也清扫净了。门口的卫兵换了新军装，腰杆挺得笔直。余文卿领着张怀仁穿过二堂，走进后面一间小客厅。
小客厅里坐着三个人。正中间的是汤化龙，穿着那件标志性的蓝绸长袍，手里捧着一杯茶，表情一如既往地温和而不可捉摸。左边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四十来岁，留着短须，目光炯炯，一看就是在本待过的革命党。右边坐着的，竟然是吴兆麟——他不是在指挥部吗？怎么也在这儿？
“张营长来了。”汤化龙放下茶杯，朝张怀仁招了招手，“请坐。这位是南京来的汪先生，同盟会的重要人物。汪先生专程从上海绕道来武汉，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穿中山装的中年人站起来，朝张怀仁伸出手。握手礼在当时还不普遍，但革命党人之间已经流行开来。
“张怀仁同志，”汪先生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声音低沉有力，“汉阳一仗，打得好。我在南京就听说了——一个年轻军官，用不到二百人守住了兵工厂，挡住了冯国璋八千人的进攻。孙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拍着桌子叫好。”
张怀仁松开手，在汤化龙对面坐下。他没有接夸奖的话，而是直接问：“汪先生从南京来，不只是为了说几句好话吧？”
汪先生和汤化龙对视了一眼，然后笑了。
“果然是个痛快人。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这次来，有三件事。”
“请说。”
“第一件事，同盟会正在组建革命军总司令部，急需军事人才。孙先生的意思是，想请你出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授上校衔。你在汉阳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张怀仁没有立刻回答。总司令部副处长，听上去比营长高了两级，但实际上是个幕僚职务，没有自己的兵权。南京临时政府现在连正规军都没有，所谓的革命军总司令部，更多的只是一个架子。去了南京，等于离开了自己的部队，离开了兵工厂，离开了眼前这片已经打下基的战场。
“第二件事呢？”他问。
汪先生见他没接第一件事的话头，也不急，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是关于汉阳兵工厂。革命军需要武器，需要弹药。你在汉阳守住了兵工厂，功不可没。但兵工厂的生产管理，同盟会希望能派专人来负责。你是打仗的能手，但生产上的事，也许交给更懂行的人更合适。”
张怀仁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这话说得客气，但意思很清楚——同盟会想把兵工厂的控制权收过去。他守了两天一夜，死了几十个弟兄，打退了北洋军三次冲锋，现在南京方面一句话就想把厂子拿走？
“第三件事。”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调比刚才冷了一点。
汪先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似乎是在斟酌措辞。然后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几分。
“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南北议和。”
四个字一出，小客厅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凝重了。
“英国公使朱尔典已经出面调停，”汪先生说，“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为全权代表，正在上海与南方代表谈判。停战协议随时可能签署。一旦停战，南北将进入政治谈判阶段。未来的中国政权格局，将在这张谈判桌上决定。”
他顿了顿，看着张怀仁：“北洋方面，袁世凯点名要两个人参与谈判。一个是黎都督——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另一个——”
“是我？”张怀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意外。
“不是你。”汪先生摇了摇头，“是冯国璋。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电报里，专门提到了你的名字。他说——如果南北议和，汉阳战场上的这个年轻军官，应该被纳入谈判范围。他愿意亲自与你面谈。”
小客厅里安静了下来。汤化龙端着茶杯没有喝，吴兆麟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张怀仁。窗外传来士兵换岗时的口令声和远处的钟声——那是黄鹤楼方向的风铃被江风吹动，叮叮咚咚的，像是在提醒所有人，这座城市还在，这场仗还在。
张怀仁坐在椅子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他需要消化这些信息。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电报里专门提到了他，还愿意亲自面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北洋集团已经注意到他了。不是作为一个敌人被记录在战报里，而是作为一个值得谈判的对手被列入名单。在袁世凯的政治棋局中，能被北洋点名的人，要么是必须要消灭的威胁，要么是值得拉拢的人才。冯国璋选择的是谈判而不是进攻——至少现在是这样。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但同盟会这边，也在同时试探他。先是用参谋处副处长的职位拉拢，然后用兵工厂的人事权试探他的反应，最后抛出南北议和的消息，看他怎么站队。这三步棋，每一步都设计得很巧妙。如果他接受了南京的职位，就等于把自己绑在了同盟会的战车上。如果他拒绝了，同盟会就会对他产生戒心——你不是革命党，那你到底是谁的人？
张怀仁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汪先生，三件事，我一个一个回答。”
汪先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第一，总司令部副处长的事——恕我不能接受。”他说，“我是个带兵的人，不适合坐在参谋部里看地图。我的位置在前线，不在后方。汉阳的战事还没结束，我不能丢下我的弟兄自己升官去。”
汪先生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眼神里闪过一丝微妙的波动。
“第二，关于兵工厂——宋良弼是总工，我可以向都督府提请，让他正式出任厂长。但兵工厂的军事管理权，在战事结束之前，必须留在守备司令部手里。这不是权力之争，是打仗的需要。一个兵工厂，生产归生产，防守归防守，两者不能混淆。谁来管生产我没意见，但谁来守，我说了算。”
汤化龙轻轻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有据，没有给同盟会留把柄，也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第三，南北议和的事——”张怀仁顿了一下，“我服从都督府的决定。如果黎都督需要我去谈，我就去。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汪先生问。
“如果要谈，必须是在汉阳战场上谈。不是在南京，不是在上海，不是在电报里。冯国璋想见我，就让他亲自来。我在汉阳等他。”
这句话掷地有声。
汪先生沉默了好一会儿。小客厅里只剩下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黄鹤楼传来的风铃声。汤化龙低头喝了一口茶，嘴角似乎浮起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吴兆麟在角落里轻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张怀仁站起来，整了整军装。
“如果没别的事，我先回汉阳了。冯国璋今天下午还有一波进攻，我不在他的对手名单上缺席。”
他敬了个礼，转身要走。
“张营长。”汪先生叫住了他。
他回过头。
汪先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客套的笑意，而是一种认真的、重新审视的目光。
“你说你不是革命党。”他说，“但你做的事，比很多革命党都更像革命党。”
张怀仁想了想，给了一个不算回答的回答。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革命党。我只知道，洋人的炮舰还在长江口，本人的眼睛还盯着东北，俄国人的野心还没死。这个国家不管谁来当政，都需要一支能打仗的军队。谁来当政，我说了不算。但谁能不能打，我说了算。”
他敬了个礼，转身走出了小客厅。
穿过都督府的走廊时，吴兆麟从后面追了上来。
“怀仁。”
张怀仁停下脚步。吴兆麟走过来，跟他并肩走在廊下。午后的阳光从廊柱间斜照进来，把他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都听见了。”吴兆麟沉默了一会儿，“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三天前你在军械库，我让你来开会，你说了一番关于班底的话。那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的心思，不止在打仗上。”
张怀仁没有否认。
“你跟北洋那边，到底有没有关系？”吴兆麟问得很直接。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吴兆麟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以后会有。”
张怀仁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吴兆麟。三天前在军械库，这个人第一个站出来推举他为队官。在总督府的军事会议上，也是吴兆麟点名让他发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兆麟是他在革命军中的第一个伯乐。
“吴队官，”他说，“你比我更清楚，清廷撑不了太久了。但革命党能不能撑得住，还两说。北洋军六镇，是眼下中国最能打的部队。如果革命党跟北洋全面开战，你告诉我，有几成胜算？”
吴兆麟沉默了一会儿：“不到三成。”
“我也觉得不到三成。所以，南北一定会有和谈。和谈的结果，一定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我认不认，你认不认，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他顿了顿，“我进北洋，不是背叛。我是想在和谈之后，北洋内部还能有人记得——革命军里有一个张怀仁。将来革命党和北洋之间的矛盾，总要有人在中间调和。我可以做那个人。”
吴兆麟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说了一句：“你想得太远了。”
“不想远一点，怎么在战场上活下来？”
吴兆麟没有回答。他只是拍了拍张怀仁的肩膀，然后转身回了都督府。廊下只剩下张怀仁一个人。远处黄鹤楼的风铃还在响，江风吹过武昌城的街巷，把茶馆里的说书声和码头上的号子声搅在一起。这座城市正在恢复生机，但战争的阴云还在北边的天际线上堆积着。
张怀仁大步走出都督府，朝码头走去。他要去汉阳，那里有他的兵，他的防线，他的兵工厂。还有一场没有打完的仗。走到码头的时候，一个传令兵忽然从后面追上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营长！汉阳急报！”
“说。”
“北洋军派人来了！打着白旗！说要谈判！”
张怀仁猛地停住脚步，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偏西了，从时间上看，冯国璋的下午攻势应该刚刚开始，怎么忽然派人来谈判了？他接过急报，上面只有一行字，是刘文秀的亲笔：“冯部派使者至，言冯国璋欲亲见。已暂留于码头外。”他把急报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跳上渡船，朝船工喊了一声：“开船！快！”
渡船离岸，朝对岸的汉阳驶去。船头切开江水的浪花，在夕阳下闪着金色的光。对岸兵工厂的烟囱依然冒着烟，北围墙上的旗帜依然在飘。冯国璋主动派人来谈判，这个举动不寻常。北洋之豹从来不吃亏，能让他在进攻前夕改变主意的，只有一种可能——汉口那边出了什么事，或者北京来了新电报，或者袁世凯本人下达了新的命令。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风向，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