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天，汉阳兵工厂的化工厂正式投产。第一锅无烟从反应釜里出来的时候，整个车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酸味，宋良弼戴着口罩站在反应釜旁边，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看了很久才说：“合格。可以用来造弹了。”在此之前，兵工厂用的发射药一直有一部分依赖进口，德国货断了之后只能从本买，价格高不说，本人还常常掐着交货期卡脖子，有时候早到，有时候晚到，全看本领事馆那边的心情。现在化工厂投产，发射药自给自足，等于把本人在弹药供应链上卡的最后一道阀门也拧开了。
同一个月，随营学校第四期招生，报名的人排到了码头边上。三年前第一期招生的时候，张怀仁得让杨守义带着兵去四里八乡贴告示、挨家挨户动员，有些农民还以为是要拉壮丁，吓得把门板都顶上。现在不一样了——汉阳兵工厂的名声打出去了，随营学校的毕业生分到部队后提拔得快，周围几个县的人都知道跟着张旅长有饭吃、有前途、有出息。湖北各府各县的年轻人背着包袱、带着粮来报名，有的走了上百里路，鞋底磨穿了，脚上全是血泡。招兵站的老兵给他们发馒头，他们一边啃馒头一边排队，眼睛亮得像是冬天里的火炭。
张怀仁站在北围墙上看着码头上的长队，对刘文秀说了一句话：“六年前我在这里带着二十一个人打军械库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天亮。现在你看这些人——他们不是来逃难的，是来投奔的。投奔的不是我张怀仁，是他们听说汉阳有一支部队不抢粮不拉夫不欺负老百姓。这就是我在课堂上讲的——‘民心’。民心这个东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你真正为老百姓做了几件事，它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兵源。你骗不了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刘文秀说：“总办，这话你应该写在随营学校的墙上。”
“已经写了。”张怀仁指了指随营学校的方向，“务实求新”四个字下面，去年加了一行——“得民者得兵，失民者失军。”这行字是宋良弼刻上去的，老工程师用了一整天，一个字一个字地凿，凿完说这是他这辈子刻得最好的字，比他在枪管上打的标记都认真。
但外部环境并没有因为汉阳一隅的繁荣而变得安稳。1917年秋天，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通电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北分裂正式公开化，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调动北洋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南方军政府，但前线各军互不统属，军令不畅，冯国璋又暗中掣肘，战争打打停停，僵持不下。
与此同时，本在山东的驻军已增至数千人，名义上是据对德和约“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实际上是在为全面控制山东乃至华北做军事准备。汉口租界里，正金银行的贷款业务越来越繁忙，三井物产的仓库里堆满了从大冶铁矿运来的铁矿石——这些矿石本该属于汉冶萍公司，但公司的控制权早已通过一笔笔抵押贷款转移到了本人手里。
张怀仁让孙良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盯住这条铁矿供应链。孙良臣在情报分析小组里专门安排了一个人，化装成码头搬运工，在汉口租界的码头上盯着三井物产的货船。一个月之后，一份详细的大冶铁矿石出口记录送到了张怀仁桌上：每个月大约有价值不菲的铁矿石从大冶运往本八幡制铁所，而本人在账面上付给汉冶萍公司的价格，不到国际市场的一半。这不是贸易，这是用贷款合同把整个湖北的铁矿石抵押给了本正金银行，然后本人自己定价、自己运输、自己冶炼。整个链条上，中国人只出矿石和劳力，赚的是一份搬运工的钱。
张怀仁把这份记录锁进了档案柜里，对孙良臣说了一句话：“现在不动它。但将来有一天，我要把这些矿石一颗一颗地要回来。”
1918年初，段祺瑞以“统一军政”为名，开始在各省推行“裁军节饷”政策，要求各省都督交出军权，地方部队一律由陆军部统一整编，编余的军官就地遣散，编余的士兵发给遣散费回家种地。这看起来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实际上是一把削藩的利刃——裁的不是兵，是各省都督的军权。段祺瑞想用“统一军政”的名义，把各省都督手里的兵权收到自己手里。冯国璋的直系在江苏拥兵自重，张作霖的奉系在东北虎视眈眈，阎锡山的晋系在山西守境自保，这些人谁也不会轻易交出兵权。但段祺瑞不能直接动他们——冯国璋是副总统，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阎锡山是山西督军，哪一个都是封疆大吏，动一个就是全面开战。
所以他先从小的开刀。先把那些没有靠山的小军阀裁掉，鸡儆猴，积累声势，等收拾完小的再回头对付大的。第二十一旅虽然训练精良、装备充足，但在段祺瑞眼里，它依然是一个“杂牌”——不属于皖系嫡系，也不属于直系主力，只是湖北地方上的一支独立力量。于是，陆军部一封电报发到了汉阳：“令陆军第二十一旅限期进行整编，按陆军部统一编制核定兵员。编余人员就地遣散，编余装备上交陆军部军械司。”
张怀仁拿着电报在机修车间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杨守义看完电报之后第一个开口：“四千五百人？我们实际兵力已经六千多了。按四千五整编，等于要裁掉将近两千人。这些兵都是我们自己练出来的，裁了可惜不说，被裁掉的人去哪？回家种地？还是被别的军阀拉走？裁一个兵就是给别的军阀送一份礼。”
“不裁。”张怀仁说。
“那怎么回复？”
“拖。”张怀仁铺开纸笔，“先按陆军部的要求回复——‘已接到整编令，正在组织落实。’然后就落实——落实它三个月、半年。每过两周发一封电报向陆军部汇报‘落实进展’：本周已完成兵员清点，下周开始核定编余人员，再下周拟定遣散方案。每个环节都报，但每个环节都不出结果。与此同时，让李长顺做一套编余人员名册，名字是真的，但编余人员先不遣散，全部转入兵工厂生产部门。把两千个兵从军饷账上抹掉，从工厂工资账上补回来——兵还是这些兵，枪还是这些枪，只不过在账面上他们不再是兵，是工人。等将来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重新拿起武器。”
李长顺在账本上算了算，抬头说：“按工厂工资标准，一个月要多支出一笔不小的数目。加上化工厂和轧钢厂新增的生产成本，还能撑一年。一年之后如果陆军部还是卡着脖子不给钱，我们就得另找财源——要么扩大武器外销，要么动用铜矿出口权换美国贷款。”
“一年够了。”张怀仁放下笔，看着窗外长江的方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皖之间迟早会摊牌。段祺瑞的参战军快练成了，冯国璋不会坐等削藩。南北僵局也快有变数——孙中山在广州称大元帅，段祺瑞想武力统一，但前线各军各怀心思。这仗打得黏黏糊糊，谁都不想真打，谁都不想先退。这种时候，时间拖得越长，变数越多。变数越多，我们这种‘杂牌’的活路就越大。”
刘文秀问了一句：“总办，要是段祺瑞派员来我们执行呢？”
张怀仁转向陈绍桓：“陈科长，如果是你带一个营守汉阳码头，面对一个奉令来接收兵工厂的陆军部专员，你怎么处理？”
陈绍桓推了推眼镜，认真地想了几秒：“不拦他的船，让他靠岸。不拦他的人，让他进厂。让他看生产线，看账本，看工人宿舍。让他看完之后自己得出结论——这座工厂换一个人管，三个月之内就会停产。然后请他在厂里的招待所住下，好茶好酒伺候着，但每天给他一个‘交接技术问题’——今天化验室的数据还没整理完，明天轧钢厂的设备保养记录还没归档，后天鄂北铜矿的供应链需要他本人去实地考察。拖他一个星期，他的耐心就耗完了。他回去之后只会跟陆军部说一句话——‘交接条件不成熟’。”
张怀仁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那一眼里有四个字——继续往下说。陈绍桓之前提过弹药补给线的方案，他也批了，确实好用。这个年轻人不只会在纸上画地图，他开始懂得怎么对付从北京来的官。
赵大奎搓着手，忽然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总办，咱们这么跟陆军部对着，段祺瑞会不会派兵来？”
“暂时不会。”张怀仁指着地图，“北边的吴佩孚现在正在跟南方护法军对峙，兵力吃紧。西边的川军内部自己乱成一锅粥，没空管湖北的事。东边的皖系旧部孙传芳名义上归陆军部管，实际上也是各怀心思。段祺瑞要动我们，必须抽调一个旅以上的兵力南下。但他现在每一个师都钉在关键位置上——对直系要防，对南方要压，对奉系要稳。抽一个旅就等于在棋盘上留一个空档。他这个人是下棋的，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只要我们不给他的对手送枪、不公开通电支持谁反对谁，他就不会冒着丢失阵地的风险来打我们。”
他把手指从地图上收回来，看着在座的人：“但我们要做好准备。从今天开始，参谋科做一份《汉阳兵工厂遭受外来军事攻击时的防御作战预案》。假想敌不是单个，是两个——第一，北洋陆军部的直属部队；第二，本驻青岛及汉口的部队，包括其海军陆战队和长江炮舰。前者是内忧，后者是外患。这两份预案不要混在一起写，分开写，但要同时做。”
陈绍桓飞快地记在笔记本上，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痕。杨守义沉默了一会儿，说：“总办，你这是把兵工厂当成一个独立要塞在规划。”
“不是当成，”张怀仁说，“它就是。”
同年初，段祺瑞的秘密外交终于浮出水面。本方面通过驻华公使向段祺瑞政府递交了一份文件，后来被报纸披露为《中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草案。这份协定名义上是中两国联合防御俄国，但条款里藏着致命的陷阱：军可以进入中国东北“协防”，中国军队的调动需与本协商，而所谓“协商”的实际含义是——本人对中国军队的、装备配置、后勤线路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南方军政府通电抗议，直系将领也纷纷表态反对。
张怀仁在收到冯巩发来的密电后，只回了八个字：“国将不国，军将不军。”他把这八个字也写进了孙良臣的调查报告扉页上，下面加了一行批注——“此协定一旦签署，中国军队在北方的每一条战壕、每一座仓库、每一条铁路，都将暴露在本人的地图上。这不是协防，是缴械。”
不久，冯国璋的密使深夜再次到达汉阳。仍然是冯巩，一身便装，坐最晚一班渡轮过来，没带护兵，码头上只有刘文秀一个人接他。两人没有说话，一前一后穿过漆黑的厂区走进机修车间。
张怀仁关上门。冯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什么都没写，只封了一道火漆。信是冯国璋亲笔，字迹比上次更加潦草，像是在发抖的手写出来的：
“段芝泉一意孤行。中协定即将签署。我病重，恐不久。直系未来，托付于你。吴子玉（吴佩孚）年轻有为，善战，惜乎不知天高地厚。你可与他联合，但不可为他所用。记住——你是冯国璋的人，不是任何人的棋子。铜牌，你还欠着我。活着来南京。”
张怀仁看完信，折好收进怀里。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差点灭了，他伸手把灯芯挑高了半寸。
“大帅的病情如何？”
“不好。”冯巩的声音沙哑，“中医西医都看了，说是肝病。大帅说他这辈子喝了太多酒、熬了太多夜、生了太多气，肝是铁打的也扛不住。我来之前他交代了一件事——如果他走了，直系的摊子，希望你跟吴佩孚一起撑着。他说吴佩孚会打仗但不会做人，需要一个能在政治上周旋的人跟他搭档。这个人就是你。但他也让我告诉你——吴佩孚性格刚愎，将来未必容得下你。如果有一天你们分道扬镳，不要心软。你是大帅一手带出来的人，他不希望你的前程毁在直系的内讧里。”
“替我回大帅一句话。”
“请说。”
张怀仁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夜色深沉，长江上的轮船灯光在黑暗中缓缓移动，像几颗掉在水里的星星。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冯大帅是北洋里唯一一个问过我‘北洋需要什么魂’的人。我不会让他失望。直系是他的心血，我不会让他的心血白费。但我也不能做直系的棋子——我要做的，是他当年没做成的事。”
冯巩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冯巩走了以后，张怀仁在窗前站了很久。他把冯国璋的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活着来南京”。这句话跟三年前在土地庙前冯国璋说“我等着那一天”的语气一样，都带着一种老兵对新兵的托付。
他回到桌前，铺开一张纸，开始写回信。信的最后一段改了又改，最后只写了两句：“铜牌未还，不敢先死。公且静养，待怀仁北上。”
1918年5月，《中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内外压力下最终签署。本军队以“协防”为名开进了中国东北，皖系军阀与本之间的军事关系由此彻底公开化。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声明，称段祺瑞此举为“卖国”。冯国璋在南京未作公开表态，但通过密使向张怀仁传了一句话：“我已无力回天。汝辈自勉。”
张怀仁知道，冯国璋的子不多了。
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第二十一旅的扩编和训练中。每天清早在北围墙上看着部队出，白天在机修车间处理各项公务，晚上看陈绍桓的参谋作业和孙良臣的情报报告，直到深夜。煤油灯常常点到凌晨两三点，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在他的督促下，扩编分几个方向同时推进。
炮兵营从十二门山炮扩到十八门。新增的六门炮是上海制造局的产品，性能不如德国货，但胜在零部件可以自己仿造。陈绍桓在炮兵营增设了一个气象观测班，用测风仪和气压表校射——这套方法是他在保定军校听德国教官讲过但没见人用过，他自己翻了几本炮兵典，在靶场做了两周试验，硬是把首轮齐射的精度提高了两成。他在交给张怀仁的报告里写了一段话：“炮兵之要不在炮多，在于首群覆盖。首群不中，敌已散；首群中，则敌未及散而伤亡已定。”张怀仁在这段话旁边批了四个字：“准。照此练。”
工兵营扩到四个排，新增了舟桥分队。张怀仁从汉阳船厂买了六条旧货船，改造成浮桥组件，让工兵在汉水上反复演练架桥。刘文秀对此不太理解，问张怀仁为什么不直接向陆军部申请购买德国制式浮桥器材。张怀仁说：“德国器材再好，也是在欧洲河道上设计的。汉水的水文——夏季暴涨，冬季枯浅，流速瞬息万变——德国人没见过。我们自己改装的浮桥，翻过一次船就知道哪个接头要加固，哪个锚点要加密。翻两次船，比看十本教材都管用。”
随营学校的第四期学员里，他亲自挑了一批人组建了“特别训练班”。这个班不对外公开，学员都是从各连挑出来的尖子，训练内容除了常规的步兵战术之外，还包括一项秘密科目——语和本军队编制。教官是李长顺从汉口租界里找到的一个退役本军医——此人在俄战争中负伤退役，后来到汉口开诊所，欠了赌债，被李长顺用每月二十块大洋的价码挖了过来，专门教语。张怀仁对这个班的学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要面对的敌人，不只是国内的军阀。学好语不是为了做翻译，是为了将来能听懂敌人的口令。”
冯国璋病重的消息在1918年秋天不断传来。每次收到冯巩的电报，张怀仁都在机修车间里沉默很久。刘文秀有一次忍不住问：“总办，如果冯大帅真的走了，直系怎么办？”
张怀仁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兵工厂的烟囱在暮色中冒着白烟，烟柱被江风吹斜，融入长江上的薄雾中。
“北洋的旧人，一个一个都走了。袁世凯走了，冯国璋走了之后，段祺瑞就是下一个。等这些人都走完了，新时代就来了。新时代不会自动变好，要靠人去争。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争——争一个将来不打内战的军队，争一个能自己造枪造炮的工厂，争一批知道枪口该朝哪边的兵。”
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刘文秀，煤油灯的火苗在瞳孔深处微微跳动。
“冯大帅如果走了，直系内最能打的是吴佩孚。吴佩孚这个人我没见过，但从冯大帅的信来看，他是个将才——悍不畏死，但未必能容人。将来直皖开战，他一定会来找我联手。跟吴佩孚是我们的下一步棋。他有兵，我有厂；他善攻，我善守；他在前面打，我在后面供。只要这场能撑过直皖战争，我们的基就会从汉阳延伸到整个长江中游。你记着——跟他，但不要跟他绑死。我们的命子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汉阳兵工厂。”
1918年深秋，冯巩最后一次以密使身份来到汉阳。
这次他没有带信。他站在机修车间里，一身黑衣，左臂上缠着黑纱。他的眼睛是肿的，军人的站姿依然笔直，但肩膀微微塌了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张怀仁看到他的那一刻就明白了。什么都没问。他闭上眼睛，把双手撑在桌沿上，撑了很久。
然后他睁开眼睛，对刘文秀说：“全旅下半旗，志哀三天。所有官兵在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和娱乐活动。”
他在机修车间里一个人待了三天。桌上放着冯国璋送的三样东西——瓦片、铜牌、。三样东西一字排开，煤油灯的光照在上面，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的。三天里他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反复翻着冯国璋这几年来写给他的信。每一封都保存得完好无损，按时间顺序叠在一起，最下面的一封边角已经磨毛了。
三天后，他走出来，对刘文秀说了一句话：“发电给北京段总理，南京直系各将领，以及各省督军。电文如下——‘惊悉冯公逝世，不胜哀恸。职部已下令全旅下半旗志哀。冯公乃北洋元勋，民国柱石。怀仁受公栽培，深感大恩。谨以此电，遥寄哀思。张怀仁。’”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电。不是为了表忠心，不是为了站队，只是为了送一个老兵最后一程。铜牌还没有还，收牌的人已经不在了。他欠冯国璋一个师长，现在这个师长已经不是目标，而是一笔必须还的债。
1919年春天，冯国璋去世后几个月，汉阳兵工厂的产量突破了段祺瑞当时给他定的那道坎。
同一个月，随营学校第五期学员毕业，其中三十人成绩优秀，全部留在第二十一旅任职。这些毕业生里有一个叫周从戎的，四川人，家里世代是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国军队后勤体系之改良》。张怀仁看了他的论文后亲自批了四个字：“调参谋科。”——直接跳过下连队锻炼的常规流程，放到陈绍桓手底下锻炼。
另一个学员叫胡半农，湖南人，家里是种地的，小时候放过牛，十六岁之前没穿过鞋。他毕业考核的实弹射击打了全科第一，战术想定考试的内容是“连规模的山地防御”，他在考卷上画了一张布防图，把机枪阵地设在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侧坡上——那个位置仰角刁钻，射界窄而深，正好能封住山谷里最隐蔽的冲锋路线。张怀仁看了试卷后在旁边画了一个圈，批了三个字：“到教官队报到。”
也就是在这时候，北京爆发了运动。
消息传到汉阳时，张怀仁正在随营学校听周从戎试讲第一堂后勤学课。周从戎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从汉阳到武胜关的补给线示意图，正在讲“战时弹药消耗率与运输距离的关系”，李长顺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攥着一份汉口出的号外，气喘吁吁地打断了课堂。张怀仁接过号外，看着头版上“北京学生焚烧曹汝霖宅，全国各地学生响应”的标题，沉默了很久。
他放下报纸，对周从戎说：“这堂课暂停。”然后转向李长顺，“通知全旅连级以上军官，今晚到机修车间开会。”
当晚，机修车间里挤满了人。军官们坐得密密麻麻，有些后来的只能靠在墙上站着。张怀仁站在工作台前，手里拿着那份号外，把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事情念了一遍。他没有评论，没有分析，只是把事实讲清楚。然后他放下报纸，说了下面这段话：
“北京的学生上街了。他们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政府抓了人，但运动没压下去，反而蔓延到了全国。上海的学生了，汉口的商人也开始议论要罢市。运动不是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才爆发的——它不是偶然的。它是几十年来列强欺负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积累的总爆发。甲午赔款、庚子赔款、二十一条、中协定——每一次中国人都在忍，忍到最后终于忍不下去了。”
他停了停，扫了一遍在座的每一张脸：“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是扛枪的中国人。北京的学生用口号喊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枪口对外。这四个字不是我今天发明的，我们喊了很多年了。今天外面有几万人在替我们喊。我命令——全旅官兵在营区内可以讨论国事，但要遵守两条纪律：第一，不攻击政府；第二，不煽动暴乱。除此两条，畅所欲言。各级长官要听士兵说什么，听完之后把他们的问题整理上报参谋科。”
杨守义站起来：“总办，如果陆军部下令要我们出兵弹压学生——”
张怀仁打断他：“复电：湖北地方安靖，未有异常。第二十一旅防区内，无学生上街，无商人罢市。这是事实，不是谎话。汉阳的学生确实没上街——因为他们都去听随营学校的周教官讲后勤学了。”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一声，很快又收住了。但所有军官都听懂了他话里的分寸——不用谎话对抗命令，用事实。保护学生不需要拿枪挡在学生前面，只需要让陆军部没有理由下令出兵。
散会后，张怀仁在煤油灯下重新翻开孙良臣那份调查提纲。提纲已经从一个薄薄的本子变成了一大摞按商业、军事、外交三大类编目的卷宗，每一份卷宗都标注了信息等级和来源。他翻到“军事”类卷宗里夹着的一封冯巩转来的，拿起笔在空白处加了几个字：
“段芝泉已无力控制全国。北洋气数将尽。吾辈当自谋出路。冯公遗训——保存实力，待时而动。今是时矣。”
他合上卷宗，站起来走到窗前。长江上的汽笛又响了，声音低沉悠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又像是从很近的心里响起来的。窗外，汉阳兵工厂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轧钢厂的转炉正倾泻出今天的第一炉钢水，化工厂的无烟线正缓缓吐出今天的第二批次，随营学校的钟声在江风中敲了五下，第一缕晨光刚好照在青砖墙那八个字上。
他摸了摸怀里那块铜牌。冯国璋还没让他还。但现在，铜牌不是欠债，是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