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春寒料峭。
汉阳兵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蒸汽机的轰鸣声从车间里传出来，江风把烟柱吹散，融进了灰蒙蒙的天空。张怀仁站在码头边上，看着一条条货船在汉水中来往，船工们的号子声和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搅在一起，嘈杂而充满生机。过去这一年多，他从一个逃到汉阳来避难的起义军小排长变成了兵工厂总办、陆军少将。现在，他要离开这座被他一手重建起来的工厂，去北京面见袁世凯。
码头上站满了送行的人。宋良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手里攥着搪瓷茶缸，对他说：“旅长——不，总办。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则一个月，慢则三个月。”张怀仁握住老人的手，“兵工厂的事就交给你了。段祺瑞答应过的，生产线不停，工匠班子不换。他要是不守信用，你就写信给我。”
宋良弼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有话要说，但最终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手，退后了一步。刘文秀和杨守义站在宋良弼身后，两人都没有说话。刘文秀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杨守义则是一脸沉默，像一块被风吹了很久的石头。他们都知道这次北上意味着什么——张怀仁不是去领赏，而是去闯龙潭虎。
“别哭丧着脸。”张怀仁拍了拍刘文秀的肩膀，“我走之后，你听杨营长的指挥。兵工厂的防务、技术队的培训、鄂北铜矿的运输线，这些事我不在的时候照常运转。记住，不管北京那边给我安一个什么头衔、给我一个什么位置，你们在汉阳都不许放松。我的基不在北京，在汉阳。就算我在北京当了师长，我的也还在这里。你们守住，我就有底牌。”
“总办放心。”杨守义敬了一个礼，动作依然跟以前一样净利落，“厂在人在。”
张怀仁点了点头，转身登上了江轮。这艘船是从汉口租界雇的英国小火轮，船上挂的是米字旗，船主是一个大胡子的英国人，满口伯明翰口音，对中国的内战没有任何兴趣，只关心运费有没有付清。张怀仁之所以选择英国船，是因为在长江航道上，挂米字旗的船比挂五色旗的船更安全——沿线各派军阀谁也不敢惹英国人，而挂着革命军或北洋军旗的船反而可能被流窜的溃兵扰。船主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将军既不好奇也不厌恶，只要能按时结账，运猪运人都一样。
李长顺跟着他上了船。这小子在兵工厂守了一年多，终于有机会出门了，显得比平时兴奋得多，一面把行李往船舱里搬一面絮絮叨叨地报菜名似的念着这一路上的计划：“总办，到了北京你可得带我去逛逛——听说前门那块儿卖什么的都有，还有东交民巷，洋人的大使馆都盖在那儿，比汉口租界气派多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
“到了北京，我们不是去逛街的。”张怀仁说。
“我知道，见袁大总统嘛。”李长顺把最后一件行李塞进床铺底下，拍了拍手，“总办，你说袁大总统会不会真的给你一个师长当？”
张怀仁没有回答。他站在船舷边，看着汉阳兵工厂的轮廓在雾气中渐渐变小。烟囱、水塔、厂房的铁皮屋顶，一一从他眼前退远，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灰影。这是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以后，第一次离开这座工厂这么久。一年多了，从军械库到兵工厂，从排长到少将，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现在他要北上，去到那个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权力中心，去见那个在历史上被称作“窃国大盗”却又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袁世凯。
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人？在原本的历史上，他是清朝最后的内阁总理大臣，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迫清帝退位，又背叛共和称帝。他练出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又把军队变成了自己的私产。他签了“二十一条”，又在朝鲜跟本人斗了十几年。这个人复杂到所有的历史标签贴上去都会滑掉，只剩下一团浓重而矛盾的阴影。而现在，他将要亲眼见到这团阴影的实体。
船过汉口的时候，江面上忽然起了一层薄雾。汉口租界的洋楼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江汉关的钟楼尖顶刺破了雾霭，远处的英租界码头上停着一排轮船，挂着各国的旗帜。李长顺扒着船舷栏杆东张西望，嘴里啧啧称奇。张怀仁站在他旁边，目光越过租界的红砖洋楼，落在更远处那片看不见的北方。袁世凯在北京等他。这个消息是三天前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不是陆军部的公文，也不是总统府的明电，而是一封由冯国璋的侄子冯巩亲自送到汉阳的私信。信上只有两行字：“大总统欲见张怀仁。速来京。”落款是冯国璋亲笔的签名。
“速来京”这三个字，不是袁世凯的语气，是冯国璋在替他着急。能让冯国璋着急的事，一定不是小事。
船行两，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张怀仁下船换乘津浦铁路的火车。津浦铁路是当时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从南京浦口一路向北，穿过安徽、山东，直达天津，再转京奉铁路到北京。火车是德国造的，车厢里的皮座椅已经被磨得发亮，车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稻田渐渐变成华北的黄土。越往北走，空气越，风越大，村庄越破败。山东境内的车站上，到处能看到穿着破烂棉袄的农民蹲在墙下晒太阳，眼神空洞地望着火车开过，像是在看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李长顺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话比在船上少了很多。他大概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北方的农村是什么样子——那些低矮的土坯房、光着脚在尘土里跑的孩子、面黄肌瘦地蹲在田埂上啃窝头的老人。汉阳虽然也穷，但毕竟靠着长江和汉水，货船来来往往，码头上多少能挣口饭吃。而这里的穷，是滴水成冰的穷，是连树皮都剥光了煮汤喝的穷。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在天津转车时，张怀仁在车站的茶馆里买了一份《大公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国会选举在即——国民党与进步党竞争白热化”。报道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在全国巡回演讲，鼓吹责任内阁制，主张由议会多数党组阁，以限制总统权力。宋教仁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势头极猛。而袁世凯则授意共和党和统一党等小党合并为进步党，准备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
张怀仁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他知道，宋教仁不会活着走进国会的大门。在原本的历史上，1913年3月20，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两颗打中腹部，两天后不治身亡。刺他的凶手很快被抓，幕后指使者直指袁世凯的亲信、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宋案引发了“二次革命”，孙中山和黄兴起兵讨袁，但不到两个月就被北洋军镇压。从那以后，袁世凯与革命党彻底决裂，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全面控制的时代。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宋教仁的遇刺就在这个月。
他看了看车窗外的天空。华北平原上的天空灰扑扑的，风从车厢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煤烟和尘土的味道，涩得呛人。他忽然想起自己前些天在汉阳跟刘文秀说过的话——我的基不在北京，在汉阳。看来他这次来北京，要处理的恐怕不只是袁世凯的试探，还有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北京到了。
前门火车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灰色的砖墙上挂着巨大的钟面，站台上人来人往，有穿长袍马褂的遗老、穿西装的买办、穿军装的北洋军官、挑着担子的小贩，还有裹着小脚颤颤巍巍走路的老太太。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和站台上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搅在一起，乱哄哄的，但骨子里透着一股北方特有的粗粝和热闹。
来接站的是冯巩。他穿着一身便装，深灰色的棉布长袍，头上戴着旧毡帽，打扮得跟他在汉阳战场上乔装侦察时一模一样。看到张怀仁下火车，他迎上来低声说：“张旅长一路辛苦。大帅让我来接您，先去他府上。”
张怀仁注意到冯巩没有带卫兵，也没有开汽车，而是叫了两辆黄包车。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穿过正阳门，拐进了东交民巷附近的使馆区，然后又绕了几条胡同，最后停在锡拉胡同深处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门前。冯国璋在北京的私宅就藏在这扇门后面。门面不阔，但进去之后别有洞天——三进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树下的石桌上刻着棋盘，边上堆着几本翻旧了的兵书。
冯国璋在书房等他。书房不大，陈设朴素得不像一个北洋大将的住所——一张榆木书桌，两把旧藤椅，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直隶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部队驻防的位置。窗台上搁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文竹，像是被人忘了浇水。
冯国璋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老了不少。他的头发白得更多了，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一年前在土地庙前谈天时一样锐利。他穿着便服，坐在书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看到张怀仁进来，站起来上下打量了一番。
“瘦了。”他说。
“大帅倒是没变。”
“少扯淡。”冯国璋示意他坐下，然后让冯巩关上门，“一路还顺利？”
“顺利。”
“那就好。”冯国璋把手中的电报放在桌上，推给张怀仁，“先看这个。”
张怀仁接过电报。电报是总统府机要局发的，内容很短：“袁大总统定于明午后召见张怀仁。地点：中南海居仁堂。”电报的落款处还附了一行小字——“总统亲嘱：勿穿军装，着便服入见。”
张怀仁抬起头：“便服？大总统召见军官，军装？”
“他特意嘱咐的。”冯国璋说，“他说，他要见的不是汉阳兵工厂总办张少将，而是那个‘要给北洋换魂’的年轻人。”
张怀仁沉默了一会儿，放下电报，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袁大总统这次召见我，是为了兵工厂的事，还是为了别的事？”
“都有。”冯国璋靠在藤椅里，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兵工厂的事他当然要问。这一年你把汉阳搞得风生水起，段祺瑞亲自去看过，何专员回去也交了报告——兵工厂产量全国第一，生产组织全国第一。袁大帅对你有兴趣，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几分：“但是比起兵工厂，他更在意的，是国会的摊子。”
“国会？”
“宋教仁正在全国巡回演讲，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国民党的选举势头太猛，如果不出意外，国会选举国民党会拿到多数席位。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不是总统说了算，是内阁总理说了算。总理由议会多数党推举，总统只是盖章。宋教仁自己，就是国民党推的总理人选。袁大帅能忍吗？”
张怀仁没有接话。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不能在冯国璋面前表现出先知先觉。
“大总统打算怎么应对？”
“你明天见了他，自然就知道了。”冯国璋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不过我可以提前跟你说一件事——袁大帅正在考虑提拔一批年轻军官，充实北洋各师。他想用新人替换一些老将。这些老将跟了他半辈子，功劳高，资格老，但已经开始跟不上他的想法了。他现在需要能打硬仗、又脑子清醒的年轻人。你在汉阳的表现，正好踩在这个点上。”
张怀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怀里掏出那块铜牌。
“大帅，这个，我今天带来了。”
冯国璋看着那块铜牌，愣住了。铜牌的边缘比一年前更光滑了——那是被反复摩挲过的痕迹。他没有接，只是低头看着它，好一会儿才开口。
“你记得今天是什么子？”
张怀仁想了想。3月16——这个期在他穿越者的记忆里没有特别的事件标记，但此刻看着冯国璋的表情，他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另有深意。他抬起头：“大帅，今天是什么子？”
“清帝退位，到今天刚好一年。”冯国璋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沙哑，“一年前，宣统皇帝宣布退位。那时候我还在孝感带兵，接到电报的时候在战壕里坐了一整夜，一句话没说。我不是为清廷惋惜——那个朝廷不值得惋惜。但我在想，大清没了，接下来是什么？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北洋掌了权。可北洋掌权之后，做了什么？”
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张怀仁，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春寒中微微发颤。
“什么都没做。”他替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军队是旧军队，官僚是旧官僚，连各省收税的手法都跟大清一个样。共和改了名字，没改骨头。你说得对，北洋没有魂。去年在土地庙前你说那番话，我记住了，记了整整一年。段祺瑞后来去汉阳，回来跟我说——你那个张怀仁，是个材料。我说，什么材料？他说，做事的材料。”
他转过身，看着张怀仁：“明天见袁大帅，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他这人容得下反对，但忍不了藏着掖着。你越坦荡，他越放心。”
张怀仁把铜牌放在书桌上，往前推了半寸。
“大帅，这块铜牌，按约定我应该还给你。但还之前，我想问一件事。”
“问。”
“北洋还有救吗？”
冯国璋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桌上那块铜牌，铜牌上“天津武备学堂”几个小字在灯光下闪着暗沉的光。他的目光停留在那行字上，仿佛穿透了三十年时光——回到了朝鲜的冰天雪地，回到了小站练兵时尘土飞扬的场，回到了那些已经死了的和还没死的弟兄们中间。
“有没有救，我说了不算。”他终于开口，“我老了。但你们还年轻。如果你能说服袁大帅——把枪口对外，而不是对内——那你就是北洋的魂。”
第二天午后，一辆不起眼的黑色马车从锡拉胡同驶出，穿过东交民巷，经过英国使馆和本兵营，在总统府侧门停下。张怀仁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这是冯国璋特意为他准备的——不是军装，也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姿态。冯巩领着他穿过几道岗哨，每个岗哨的卫兵都认识冯巩，没有阻拦，但目光在张怀仁身上停留的时间明显比对冯巩更长。
中南海居仁堂是袁世凯办公和会客的地方。这栋中西合璧的建筑门前立着两巨大的西洋式立柱，但屋顶是中国传统的琉璃瓦。门前站岗的卫兵穿着北洋军制服，腰间别着德制毛瑟，站姿笔直，眼神锋利，跟他在湖北见到的革命军士兵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走进大门，是一间宽敞的会客厅。客厅正中摆着一张紫檀木的长条桌，桌面上铺着雪白的桌布。墙壁上挂着巨幅中国地图，窗帘是厚重的暗红色丝绒，把午后的阳光滤成一种温暖的暗金色。空气里弥漫着雪茄和檀香混在一起的气味，隐隐还夹着一股中药的苦味。
张怀仁站在客厅中央，目光扫过墙上那幅地图。地图上标注了北洋六镇的驻防位置，以及各省都督的姓名。湖北的位置上，赫然写着“黎元洪”三个字，旁边用红笔标注了一个小圈——那个小圈的位置，正好是汉阳。
“这幅地图，是德国公使送我的。”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张怀仁转过身，看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比他在历史照片上看到的更矮一些，也更老一些。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绸缎长袍，外面罩着一件黑缎马褂，脚上是一双布鞋。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他的脸圆而松弛，眼角下垂，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有些发福的老头。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沉静，像是一口古井，你永远不知道井底藏着什么。
张怀仁立正敬礼：“职部张怀仁，参见大总统。”
袁世凯摆了摆手：“不用多礼。坐。”他走到长条桌的一端坐下来，示意张怀仁坐在对面。两人之间隔着大约三步的距离。袁世凯从桌上拿起一雪茄，慢条斯理地剪掉烟头，划了一火柴，火苗在他瞳孔里跳了两下，然后被烟雾吞没。整个过程不紧不慢，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张怀仁等着，没有说话。
“冯华甫跟我提过你很多次，”袁世凯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带着河南口音，语速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的分量，“去年在汉阳，你以寡敌众，守住了兵工厂。后来段芝泉亲自去看过，回来也说你是个人才。这一年你把汉阳搞得不错——产一万二，月产一千五，还开了鄂北的铜矿。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朝鲜给人当幕僚呢。”
“大总统过奖。”
“不是过奖，是实话。”袁世凯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烟雾，忽然话锋一转，“不过你搞的那个技术队，还有征地建厂，有人说你是在建立‘独立王国’。还有人说你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准备自立门户。你说，这些话有道理吗？”
来了。张怀仁知道这趟北上绕不过这一关。汉阳兵工厂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北洋高层猜忌的声音就越多。袁世凯不是在兴师问罪，而是在试探——他会先抛出别人的话，然后看你怎么回应。你可以否认，否认得太用力反而可疑；你也可以解释，但解释太多会显得心虚。
“大总统，技术队和征地建厂都是为了提高兵工厂的产量。产一万二是陆军部定的指标，两班倒、技术培训、原材料供应链，这些都是实现指标的必要手段。如果有人在同等条件下能用更少的人、更少的资源达到同样的产量，我愿意把他的方法学过来。至于‘独立王国’——如果提高产量就是搞独立王国，那陆军部为什么要给我拨那两万元特别经费？”
袁世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忽然笑了。不是客套的笑，而是一种“你果然来了”的、带着几分意外又几分满足的笑。他把雪茄放在烟灰缸边上，身体微微前倾。
“冯华甫说你胆子大，果然。在我面前这么说话的人，不多。上一个是谁来着——哦，蒋百里。”
“蒋校长是我的老师。”
“我知道。他给你送了一批机器，还有化验设备。礼和洋行出的货单，我手边有一份。”袁世凯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你这个总办，当得比蔡祺大方。蔡祺在任的时候只知道跟汉冶萍扯合同的事，跟你不一样。”
他顿了顿，忽然换了一个话题：“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穿便服来吗？”
“请大总统明示。”
“因为我不想让外头人觉得今天是总统召见军官。知道的人，以为我在考察人才。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我在提拔私人。你看这间屋子——”袁世凯抬手指了指四周，“墙上挂的地图，是德国的。桌上铺的桌布，是本的。我身后这个屏风，是英国使馆送的。他们以为送东西就能当朋友。我告诉你——他们送东西的时候，看你就是一块肉，筷子都拿手里了。”
张怀仁没有说话。这个比喻太精准了，精准得不像一个政客的应酬话。
袁世凯收回目光，看着张怀仁，声音低沉下来：“现在国会选举在即，宋教仁到处鼓吹责任内阁制。他背后站的什么人？英国人。本人。孙中山那边，跟本人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各省的都督，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各怀心思。只有北洋是我的基——没有北洋六镇，这个总统位子一天都坐不稳。你的汉阳兵工厂，就是北洋的弹药库。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搞独立王国，只要你能造出足够的枪和，我就给你撑着——陆军部那边段祺瑞压不住你，军械司那边何专员替你说话，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他停下来，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张怀仁，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冯华甫说你跟我一个姓——都属龙。他属虎，你是龙，他也是虎。虎将老了，龙还没飞。”他把茶杯轻轻搁回瓷碟里，“你愿意当北洋的龙吗？”
张怀仁站起来，立正。
“大总统，我不想当龙。龙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我想当铁。铁能铸炮，也能铸犁。铸炮打敌人，铸犁建国家。北洋不缺龙，缺铁。”
袁世凯盯着他看了很久。居仁堂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风吹槐树枝丫的声音。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张怀仁面前，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我给你铁。”他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毛笔在一张空白委任状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然后转过身递给张怀仁，“北洋第六师正在组建，师长人选一直没定。我给你。不过不是现在——现在给你一个师，老将们不服。先给你一个混成旅，从湖北陆军第一旅扩编，番号不变，你自己回去练。半年之后，练出来一个师的架子，我正式给你师长。”
张怀仁接过委任状。委任状上的墨迹还没透，“张怀仁”三个字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泽。
“谢大总统。”
“先别谢。”袁世凯重新点燃雪茄，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烟雾在他面前弥漫开来，把他的表情遮得模模糊糊，“我有两件事，需要你记住。”
“请大总统吩咐。”
“第一件——宋教仁最近在上海，可能不久就要到北京来参加国会。他这个人，有人要动他。我管不了。你是新人，跟你没关系的事，少打听。”他举着雪茄往西边指了一下，“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怀仁心里一凛。袁世凯这句话等于是在暗示——宋教仁的刺已经箭在弦上，而他对这场刺至少是默许的态度。说“管不了”就是“不打算管”，说“少打听”就是“别多事”。这是在警告他：北洋的棋局上，有些棋子注定要被吃掉。你不是那颗棋子，就别替它喊冤。
“明白。”
“第二件，”袁世凯走到墙上的巨幅地图前，手指按在北京的位置上，然后缓缓往西划动，经过山西，经过陕西，经过甘肃，最后停在中国西北角的一片空白区域上，“俄国人正在外蒙古搞分裂。去年他们策动外蒙古独立，我没承认。今年他们又在边境增兵。北洋的兵力都在内地，西北空虚。长远来看，西北不稳，中国就不稳。”
他转过身，看着张怀仁：“你刚才说的那句话，铸炮打敌人，铸犁建国家——俄国人就是敌人。你记住这句话。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需要你去跟俄国人打交道。”
张怀仁把委任状收进怀里，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职部牢记。”
袁世凯摆了摆手：“去吧。冯华甫还等着跟你喝酒呢。”
张怀仁转身走出居仁堂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正打在中南海的湖面上，湖水泛着碎金般的光。他穿过长廊，走过假山，走到总统府侧门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居仁堂的红墙黄瓦在阳光下显得庄严而沉默，门前的卫兵依然站得笔直，像两尊石雕。
远处，北京城的天际线上，前门的城楼和箭楼遥遥相对，中间夹着大片灰扑扑的胡同和四合院。更远处，看不见的东交民巷里，英国使馆、本兵营、法国银行依次排开，各国的旗帜在春风中懒洋洋地飘着。这个城市里，有人在下棋，有人在磨刀，有人在做买卖，有人在写遗书。而他——他刚刚从袁世凯手里拿到了一个师的承诺，同时也接到了两个警告：别管宋教仁的死活，记住俄国人的威胁。
他整了整中山装的领口，大步走向等在门外的黄包车。李长顺从车上跳下来，满脸急切地问：“总办，怎么样？见着大总统了？他给你啥了？”
张怀仁坐上车，没有回答。黄包车拉着他们穿过长安街，经过新华门，拐进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墙上拉着铁丝网，英国兵和本兵各自在自己的使馆门口站岗，谁都不看谁。他忽然想起袁世凯刚才说的那句话——“洋人送东西的时候，看你就是一块肉，筷子都拿手里了。”
回到锡拉胡同冯国璋的私宅时，天已经快黑了。冯国璋在书房等他，桌上摆着两碟小菜和一瓶没开封的汾酒。看到张怀仁进来，他抬起头，目光里带着一丝急切。
“怎么样？”
张怀仁把委任状放在桌上。冯国璋拿起来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他拿起汾酒，拧开瓶盖，往两个杯子里倒满。酒液溅在桌面上，浸出一小片暗色的印子。
“怀仁，你今天是少将旅长，明天就是中将师长。袁大帅给了你一条路——走不走得通，看你自己。”
张怀仁端起酒杯，跟冯国璋碰了一下。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短暂，像两颗擦身而过。
“大帅，宋教仁的事——”他压低声音。
冯国璋立刻抬手打断了他：“别问。”
书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窗外槐树的影子在风中摇晃，把月光切成碎片洒在青砖地面上。冯国璋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那块铜牌——张怀仁还放在桌上的那块。他的手指在铜牌上摩挲了一会儿，然后把它重新放进张怀仁手里。
“这个，你还是拿着。”
“大帅，上次说好了，体成之还牌。今天我已经拿到了委任状——”
“还没到时候。”冯国璋打断他，“今天你拿的是一张纸。纸上的字，可以写上去，也可以划掉。等你在北京站稳了脚跟，等你手里真的有了一个师，等袁大帅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你再还给我。”
他把张怀仁的手合上，让那块铜牌重新回到他的掌心：“就当是我再寄存一段时间。”
张怀仁握紧铜牌，没有再推辞。铜牌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那种微痛而踏实的感觉他已经习惯了。窗外，北京的夜风卷过胡同，吹得槐树枝丫哗哗作响。远处中南海的方向还有几点灯火亮着，像是有人在深夜还盯着那张铺在长条桌上的中国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