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兵工厂的第一批新枪下线，是在五天后。
那天没有下雨，太阳很好，照得兵工厂的铁皮屋顶闪闪发光。张怀仁正在北围墙上跟赵大奎检查新兵训练，刘文秀从车间方向跑过来，跑得满头大汗，军帽都歪了，远远就扯着嗓子喊：“旅长！出来了！枪出来了！”
张怀仁从围墙上跳下来，大步朝车间走去。机修车间外面的空地上已经围了不少人，工匠、士兵、搬运工，全都伸长了脖子往车间里头看。宋良弼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捧着一杆崭新的，阳光照在枪管上，泛着幽蓝的光泽。
他走到宋良弼面前，接过那杆枪。枪托是胡桃木的，纹理细密，刷了一层薄薄的桐油，摸上去光滑而不滑手。枪机是崭新的一套，拉动时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顺滑得几乎没有阻力。枪管是他最关心的部分——他把枪举到眼前，对着阳光看枪膛里的膛线。四条螺旋膛线均匀而清晰，没有一丝毛刺。
“试射过了吗？”他问。
“试过了。”宋良弼的声音很平静，但眼角细密的纹路里藏着一丝笑意，“五十发连射，枪管没有发红。一百发之后膛线没有明显磨损。百米靶，散布不到两寸。德国进口的镍钢坯虽然用完了，但这批枪管是用我们自己炼的新钢打的——你上次让我试的新配方，降低了硫含量，枪管寿命比老款提高了至少三成。”
张怀仁把枪还给宋良弼，忽然立正，朝老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宋良弼愣了一下。他一辈子都在跟机器打交道，从来没受过军礼。他手忙脚乱地把枪递给旁边的徒弟，然后微微鞠了一躬，动作有些笨拙，但郑重其事。
“宋总工，”张怀仁放下手，“这一杆枪，比你给我造十杆枪都重要。它是兵工厂自己炼的钢、自己拉的膛线、自己的工匠从头到尾造出来的。从今天起，这座兵工厂才真正算是我们自己的。”
宋良弼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推了推眼镜，把目光转向车间里正在运转的冲压机。机器的轰鸣声从车间里传出来，蒸汽机的活塞有节奏地起伏着，发出沉闷而有力的喘息。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张怀仁转向刘文秀：“今天出多少杆？”
“上午出了二十杆，下午还能出三十杆。宋总工说，等新到的蒸汽机装好，两班倒的话，一天能出一百杆。”
“一百杆，就是两个连的装备。”张怀仁在心里飞快地算着，“一个月三千杆。一个旅的，三个月就能配齐。”
他又问：“呢？”
“生产线还没全开。现在主要是做，一天三千发。宋总工说，等发电机装好，车间也能两班倒，一天能到八千发。”
八千发，听起来不少，但真打起来，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就能消耗掉上万发。冯国璋上次进攻汉阳，光是北洋军的机枪就打了不下五万发。八千发一天的生产速度，只能勉强维持常训练和储备，距离他设想中的“弹药自足”还差得远。
“产能还要再提高，”他对宋良弼说，“下一步的目标是一天两万发。需要什么？”
“需要铜。”宋良弼直言，“弹壳用的黄铜，目前全靠回收旧弹壳。旧弹壳快用完了，汉口市面上能收的铜料也有限。如果找不到稳定的铜料来源，生产线迟早要停。”
铜。张怀仁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字。湖北不是产铜大省，中国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和东北。云南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东北是本人的势力范围，更加指望不上。必须另找来源。
“我知道了。铜的事我来想办法。”
宋良弼点了点头，转身回了车间。张怀仁站在车间的阴影里，看着流水线上忙碌的工匠和士兵——有人在作冲压机，有人在打磨枪托，有人在装配枪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专心致志地着手里的活。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热铁的气味，蒸汽从管道里嘶嘶地冒出来，在天窗透进来的阳光中变成一缕缕白雾。这座兵工厂正在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像一个失血过多的人终于开始自己造血。
但他知道，这份生命力还很脆弱。原材料受制于人，技术骨太少，外围还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要想让兵工厂真正扎下，光有机器和厂房还不够——还需要人，需要钱，需要一套能够自我运转、自我扩张的制度。
当天下午，他把李长顺叫到了机修车间。
“你去办一件事。”他摊开一张汉阳的地图，指着兵工厂周边的一大片空地，“这一带，从北围墙外头往西，一直到汉水边上，大概多少亩？”
李长顺估量了一下：“少说也有五六百亩。以前是农田，打仗之后地都荒了，农民跑的跑躲的躲，地没人种。”
“把这些地全部征下来。”
李长顺愣了一下：“征地？旅长，咱们要地什么？”
“建新区。”张怀仁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兵工厂要扩大，光靠现在这几个车间不够。我们要建一个全新的附属工业区——轧钢厂、化工厂、铜材加工厂，还有新的工人宿舍。兵工厂的工匠不能老住在车间里打地铺，得给他们正经的住处。”
他顿了顿，用铅笔在圈子旁边又画了一个小圈：“这里，建一所随营学校。”
“随营学校？”
“技术队的培训要正规化。不只是教枪械维修——要教数学、力学、化学。从连队里挑最聪明的士兵来学，也向社会招生。宋总工年纪大了，兵工厂将来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培养。”
李长顺张了张嘴，显然被这个计划的规模震住了。征地、建厂、办学——这已经不是一个守备司令该管的事了。这是地方军政长官的职权。但他跟了张怀仁这么久，多少也习惯了这种跳跃式的思维方式。他拿起铅笔在地图空白处飞快地算着账，算了好一会儿才抬头。
“旅长，征地建厂盖学校，钱从哪里来？”
“三块。”张怀仁伸出三手指，“第一块，兵工厂的生产利润。新枪下线之后，除了供应自己的部队，还可以卖给周边的革命军。湖南、江西、安徽，这些省份都在扩军备战，对武器的需求很大。我们黑心钱，但合理利润要拿。第二块，军政府的拨款。都督府答应过，兵工厂恢复生产之后会拨一笔专项经费。我要的不是拨款——是用兵工厂未来的利润做抵押，让都督府出面担保，向汉口的外国银行贷款。”
“第三块呢？”李长顺追问。他对前两块都不算意外——卖枪赚钱和申请拨款是常规作。但第二块的“外国银行贷款”让他隐隐觉得有点玄乎，洋人的钱不是那么好借的。
张怀仁看着他，压低声音说了一个字：“铜。”
“铜？”
“你刚才不是问我铜的事怎么解决吗？宋总工说生产线缺铜料。我查了湖北的矿务档案，鄂北的竹山、郧西一带，山区里有铜矿。储量不大，但品位很高。以前有民间私采，后来因为交通不便和官府管制，矿洞都荒废了。我们现在缺铜，可以去开。铜料运回来，一部分供兵工厂做弹壳，剩下的——直接卖。现在欧洲在备战，国际市场上的铜价一直在涨。铜比银子还值钱。”
李长顺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皱起眉头：“开矿得要人，得有懂采矿的工程师，还得有安全监管，不然矿洞塌了要死人的。我们手里头，这些都有吗？”
“没有。所以要找人。”张怀仁说，“你现在就去办两件事。第一，去武昌都督府，找汤化龙议长。他在湖北政商两界认识的人多，让他帮忙推荐懂矿务的人才。第二，去汉口租界，找一家叫‘宝盛昌’的商号。这家商号的老板姓钱，是我托人打听过的——他在鄂北做过铜矿生意，后来因为清廷的矿税太重才关了矿。你告诉他，我想请他出山，条件由他开。”
李长顺飞快地记在本子上，写完最后一个字时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抬头问：“旅长，鄂北山区不太平。那一带有土匪，还有清军溃散之后留下的散兵游勇。开矿的话，得派兵保护。”
“我知道。等钱老板答应了，我会派一个连的兵力驻矿。另外，新兵训练再有半个月就结束了。到时候守备部队总兵力会达到一千五百人。留八百人守兵工厂，剩下的七百人可以用于外围——驻矿、护路、押运。人够用。”
李长顺把本子揣进怀里，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张怀仁一个人站在机修车间里，看着墙上那幅手绘的汉阳地图。他的目光从兵工厂出发，往西到汉水，往北到开阔地，往南到长江，最后落在长江对岸的武昌城。武昌城里有都督府，有军政府，有同盟会的特使，有各国的领事馆，有无数在打这座兵工厂主意的人。他必须在这些人动手之前，把基扎下去。
征地、建厂、开矿、办学——这四件事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他知道这么做会招来什么样的猜忌和打压。但他别无选择。只有把兵工厂建成一个能自己造枪、自己造、自己炼钢、自己培养人才的综合体，才能在任何权力更迭中立于不败之地。
不管将来谁当大总统，谁当陆军总长，只要汉阳兵工厂还在，只要他手里还有一支能打的部队，任何人想动他，都得先掂量掂量。
五天后，蒋百里送来的那批德国设备全部安装调试完毕。
试机那天，宋良弼把张怀仁请到了蒸汽机车间。新的四缸蒸汽机比原来的老机器大了一倍，浑身漆成墨绿色，黄铜的仪表和阀门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宋良弼一声令下，工匠打开进气阀，蒸汽从管道里嘶嘶地涌进气缸，活塞开始缓缓运动，带动飞轮越转越快。整个车间都随着飞轮的转动而微微震动，那种震动不是颤抖，而是一种有节奏的、有力的搏动，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
“输出功率比老机器高了将近一倍。”宋良弼看着仪表盘，声音被机器的轰鸣盖得断断续续，但他还是在笑，“这台机器至少能用二十年。冲压机的速度提上来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也能上一截。德国人虽然把设备卖给礼和洋行的时候要价够狠，但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产能能到多少？”张怀仁提高声音问。
“如果原料充足，一天一万二，没问题。新发电机一到，夜间也能开工，做到我之前说的一天两万发也够得着。但铜料还是不够——鄂北铜矿的事定下来没有？”
“钱老板已经答应了。”张怀仁说，“他这两天就到汉阳，亲自带人去竹山看矿。我派一个连护送。”
宋良弼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工作台上拿起一份报纸，递给张怀仁：“对了，今天早上送来的。你看看。”
张怀仁接过报纸。这是一份当天的《大共和报》，上海出的，期是五天前。头版头条是一行粗黑的大字：“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定都与裁军条款未达一致”。下面是一行副标题：“唐绍仪电京请示，袁世凯称‘忍耐有限度’”。
报纸上的详细报道说，定都问题已经成了死结。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并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就职。但南京方面派去的专使团到了北京，袁世凯虽然当面满口答应，却在北京暗中策动了兵变——北洋第三镇在北京城内纵火抢劫，外国使团纷纷调兵入京，北京局势一度失控。袁世凯顺势提出“北方秩序未定，大总统暂难南下”。南京方面明知这是袁自导自演的戏码，但迫于列强压力和国内舆论，不得不做出妥协。目前双方正在商讨折中方案——定都南京还是北京，暂时搁置，先解决内阁名单和裁军方案。
他接着往下看。内阁名单方面，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南方表示同意，但在陆军总长的人选上分歧巨大。南方要求由黄兴出任陆军总长，掌握全国军队，而袁世凯坚持由段祺瑞担任，理由是“北洋军只认段祺瑞”。目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谈判陷入胶着。
裁军方案方面，南北两军总数加起来超过八十万人，军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八成以上。南方革命军号称三十万，实际兵力约十余万，袁世凯提出的整编方案要求南方革命军裁减至五万人以内，余部遣散，而北洋军只象征性裁减一万人。南方的裁军方案反了过来——要求北洋军裁减至十万人，革命军保留八万。两个数字差了整整一倍，互不相让，会议桌上的烟灰缸被拍得跳了两次。
他把报纸放在工作台上，手指轻轻敲着那条标题。和谈果然出问题了。南京兵变刚刚发生不久，北京又闹了这么一出，表面上是谈判条款谈不拢，实际上是权力之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袁世凯想要的是全面控制——军队、内阁、国会，一个都不能少。而南方革命党虽然愿意让出大总统的位置，但在军队和内阁这两个核心权力上还是想保留一定的制衡力量。
但这种僵持不会持续太久。袁世凯手里的牌太多——北洋六镇是实打实的战斗力，列强也普遍支持他上台，再加上南方的财政几乎枯竭，打持久战本撑不住。快则一两个月，慢则半年，南方一定会做出重大让步。到那时候，全国陆军整编草案就会正式签署。汉阳兵工厂的归属，将不再是湖北军政府说了算，而是由段祺瑞的陆军部说了算。
段祺瑞。北洋之虎。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比冯国璋更硬——他当陆军总长的那几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确实推进了一大截，但手段极其强硬，容不得任何地方势力在军事上跟他讨价还价。如果段祺瑞当了陆军总长，第一件事就是收全国兵工厂。到那时候，汉阳兵工厂就不是“协商移交”的问题了，而是“奉令移交”——不交就是抗命，抗命就是叛逆，北洋六镇随时可以再南下一次。
必须抢在和谈结束之前，把基扎得更深。征地建厂、开矿炼铜、扩充部队，这三件事必须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完成。等基扎稳了，就算整编草案签了，他也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是以个人身份讨价还价，而是以一个拥有独立军工体系的势力讨价还价。
他把报纸叠好，递给宋良弼：“宋总工，这份报纸我拿走了。”
“拿去。我留着也没用。”
张怀仁走出蒸汽机车间，外面的阳光很亮，照得整个厂区明晃晃的。北围墙上新兵的训练口令声远远传来，赵大奎正带着一队新兵练机枪拆装。不远处，宋良弼招来的新学徒正在空地上跟老师傅学打磨枪托，木屑飞溅，在阳光下像金色的雪花。
他走到机修车间门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台阶上——是刘文秀，正拿着一个信封等他。
“旅长，都督府送来的。黎都督亲笔。”
张怀仁接过信，拆开。信写得很短，但字迹端正，是黎元洪一贯的风格：
“怀仁旅长勋鉴：南北和谈已至最后阶段。袁大总统即将就任，全国陆军整编方案不签署。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知，各地方部队应准备接受中央整编。望兄以大局为重，早做准备。另：冯国璋托人带话——问你还记不记得‘北洋需要一个魂’这句话。黎元洪。”
张怀仁把信折好，收进怀里。
黎元洪这封信，表面上是在转达通知，实际上是在暗示。暗示他——和谈快结束了，整编要来了，该做准备了。而冯国璋那句传话，更是意味深长。他问的当然不是字面意思，而是那番话背后的分量：你想要北洋成为一支国防军，现在机会来了，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他走进机修车间，关上门，在工作台前坐下来。窗外赵大奎的口令声还在响，新兵们正在练习装弹，拉动枪栓的金属脆响此起彼伏。他把黎元洪的信和那份报纸放在一起，旁边是扩编计划表、鄂北铜矿的草图、随营学校的规划方案，以及那块冯国璋给的铜牌。
他的手在铜牌上停了一下。
“魂。”
他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字，然后拿起笔，铺开一张新纸，开始写回信。不是给黎元洪的回信——是给冯国璋的。
信很短，只有一行字：“大帅钧鉴：魂不可一无体。体成之，当亲赴北京还牌。”
他把信封好，交给门口站岗的卫兵：“送到武昌都督府，请吴总指挥转交北洋方面。”
卫兵接过信，跑步离去。
张怀仁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汉阳兵工厂在午后的阳光下散发着机油和铁锈的气味，蒸汽机沉闷的轰鸣从车间深处传过来，一下一下地锤打着地面，越来越响。新兵们在场上练队形，有人跑得气喘吁吁，有人绑腿又打松了，赵大奎正扯着嗓子骂人。远处北边的开阔地上，春天的青草从被炮弹犁过的泥土里钻出来，一片嫩绿铺满了曾经被鲜血浸透的土地，几只麻雀落在铁丝网的残桩上，啾啾地叫着，似乎在争论这片荒地到底归谁。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拉上窗帘，坐回工作台前。时间紧迫，还有很多事要做。下一步的计划已经在他脑子里成形了——征地、开矿、建学校，然后是扩大兵工厂的生产线，然后是建立独立的情报网，然后是准备应对陆军部的接管命令。每一步都不能出错。错一步，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