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把黄土坡烤得冒了烟，风卷着沙粒打在人脸上，生疼。一九五五年的伏天，比往年更燥些，三道窑子村的土路上，连狗都懒得挪窝，吐着舌头蹲在崖下喘气。冯守义把最后一把糜子秸秆递给王老汉，粗糙的手掌在灰布褂子上蹭了蹭，蹭掉了些汗渍和尘土，也蹭掉了几分心底的牵绊。
那几亩薄田，是他六年前从河南鄢陵一路寻亲，落脚在这陕北塬上时，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土改那年，工作队把这片荒地划给了他，红本本攥在手里的那天，他对着南边磕了三个头——春杏，招弟，盼弟，你们看，咱也有自己的地了。这地，是饥荒年里救过他性命的，是新社会给的安稳。如今村里要搞互助组，王老汉是组长，拍着脯说：“守义你放心去，地搁在互助组里，准给你侍弄好，等你寻着家人回来，麦穗子能比旁人的高半尺。”
冯守义喉结滚了滚，终是没说出多余的话。他晓得，王老汉是真心待他好。可这地再好，种下去收回来的粮食，没人分享，嚼着也是苦的。把土地证压在王老汉炕席底下的那一刻，他便再无牵念——除了那三个夜夜刻在骨头上的人。
陕北的沟沟壑壑他踏遍了。土改那两年，他跟着工作队跑遍了周边十几个县，借着登记人口、划分成分的由头，挨家挨户打听。脚底板磨出的茧子厚得能当鞋底子，走烂的布鞋换了一双又一双，麻绳纳的鞋底，断了线又补，补了又断。后来工作队撤了，他便自己走。陕南的竹林深处他也钻过，那边比陕北湿润，瘴气裹着蚊虫，熏得他半边身子发麻，腿上被蚂蟥咬得满是血口子，结痂了又被草叶刮破。甘肃的几个县，从东到西，沿着黄河边的土路子，他一路走一路问，嗓子哑了就喝渠沟里的凉水，饿了就啃怀里揣着的玉米面馍。
两年，七百多个夜，他像个没头的苍蝇，撞遍了大半个西北。从民国三十一年逃难失散，到如今新社会成立六年，算起来，他寻了她们整整十三年。换来的，却是一声声“没见过”“不晓得”，或是摇着头叹口气：“那年月乱得很，河南来的女人娃娃多了去了，谁能记清？”
秋风卷着落叶往人衣领里钻的时候，冯守义又回到了三道窑子村。地里的糜子已经黄了梢，互助组的社员们忙着收割，打谷场上的红旗飘得猎猎响，广播里放着《生产忙》的调子，热闹得很。王老汉拽着他的胳膊，非要留他在组里种地：“如今不比从前了，有拖拉机帮忙，有公家的种子，收成全比往年好，你留下来，咱一起奔好子。”
冯守义摇了摇头。地是好地，子是有奔头的子，可这好子里，缺了春杏娘仨，就像蒸馍少了碱，寡淡得没滋味。他听说二十里外的黄龙林场，是国营的，正在招清林队的工人，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领两个工钱，攒下来的钱，能买更多的粮，走更远的路。临走时，王老汉往他挎包里塞了两个白面馒头——这是互助组留着招待部的，平里谁也舍不得吃。冯守义攥着馒头，心口发烫，扭头看了一眼那片黄澄澄的糜子地，大步往林场的方向去了。
清林队的活儿，是真累。天不亮，队长的哨子就尖溜溜地响起来，比鸡叫还勤。一群汉子披着晨露，扛着斧头、锯子，踩着山道上的碎石子往山里头钻。队长是个退伍军人，嗓门大得能震落树梢的露水，天天喊着口号：“同志们加把劲！砍下来的木料，要送去修宝成铁路！支援国家建设，人人有责！”
冯守义也当过兵，在国军的队伍里扛过枪，一身力气却没处使。如今在国营林场活，听着“同志”两个字，心里头莫名的踏实。他抡起斧头来，比旁人都有劲，一砍一个准，树桩子砍得齐整整的，连队长都夸他：“冯守义同志，是把活的好手！”
可他总走神。斧头落在树上，震得虎口发麻，震得耳膜嗡嗡响，眼前却晃的是春杏的脸。那年在河南老家他得了伤寒，病倒在炕上，烧得迷迷糊糊。春杏守在炕边，攥着他的手，眼泪噼里啪啦掉在他手背上，温热的，带着点皂角的味道。她说：“守义，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娃咋活？”后来他被抓了壮丁当了国军的兵就再也没见到家人，没见到春杏。
这个念想，像一针，时时刻刻扎着他的心。
歇晌的时候，头正毒，大伙儿围坐在山涧边的石头上，啃着粮，扯着闲话。山涧里的水清清亮亮，映着天上的云，也映着汉子们黝黑的脸。老李头是队里的老人，家就在林场附近的村子，土改时分了三间瓦房，子过得殷实。他见冯守义总是闷头啃馍，不怎么说话，便凑过来，递给他一个腌萝卜——红亮亮的，是自家腌的，辣得够味。
“守义，你这后生，咋天天蔫蔫的？想家人了？”老李头咂着旱烟袋，烟圈一圈圈往天上飘，混着山风里的松香。
冯守义接过萝卜，咬了一大口，辣得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抹了把脸，抹掉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声音沙哑得厉害：“想，咋不想。”
“想婆娘娃？”老李头往他身边挪了挪，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了磕。
“嗯。”冯守义点点头，手指抠着石头缝里的土，抠出了一小撮湿泥。“婆娘叫赵春杏，三十来岁的年纪，脸上有颗痣，右边眼角下，不大，却是颗红痣。还有俩闺女，大的叫招弟，民国二十三年生的，走丢那年八岁，梳着羊角辫，辫梢上总系着红头绳；小的叫盼弟，比招弟小三岁，爱哭，一哭起来就找娘。”
这话，他在清林队里说过无数遍。队里来了新工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来的，他都要凑上去，仔仔细细问一遍。问的时候，他的眼睛会亮起来，像燃着一簇火苗，可火苗总被一句“没见过”浇灭，灭得只剩下一缕青烟。
新来的老张是关中人，刚从渭北塬上过来，听说那边的互助组搞得红火，粮食打得多，就是缺劳力，才来林场挣点现钱。冯守义听说他是渭北来的，午饭都没吃好，扒拉着两个玉米面馍就凑了过去，攥着老张的胳膊，手都在抖。
“老张同志，你见过一个叫赵春杏的女人吗？河南来的，带着两个闺女，大的梳羊角辫，小的爱哭，眼角下有颗红痣。”他一口气说完，眼睛死死盯着老张的嘴，生怕漏过一个字。
老张嚼着馍，皱着眉想了半天，末了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后生，不是我不帮你。渭北塬上，河南来的难民不少，土改时都入了户籍，可女人娃娃多了去了，哪能个个都认得？再说，逃难那几年，人跟牲口似的，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谁顾得上记别人的模样。”
冯守义的手，慢慢垂了下来，攥得太紧的拳头松开时，指节都泛着白。老张看他可怜，又叹了口气，往他手里塞了块咸菜：“后生，别太执着了。那几年兵荒马乱的，走丢了的人，能活着就不错了。说不定，她们早就……”
“不会！”冯守义猛地拔高了声音，眼睛红得吓人，像头被惹急了的狼。他一把攥住老张的手腕，力气大得让老张龇牙咧嘴。“春杏答应过我，要等我！她带着俩闺女，肯定在等着我！新社会了，子太平了，她肯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去接！”
这话喊出来，山涧边的闲话声戛然而止。工友们都静了下来，眼神里带着同情。谁都知道，这世道，离散的家人，能再聚的，太少太少。新社会是好了，可那些被战乱和饥荒撕碎的家庭，不是一句“太平了”就能缝补起来的。没人敢再劝他，怕戳了他的心窝子。老张被他吼得一愣，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
头偏西的时候，收工的哨子响了。橘红色的夕阳把山林染得一片暖黄，也把冯守义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条甩不掉的鞭子，抽着他的脊梁骨。他扛着斧头，走在队伍的最后头，脚步沉甸甸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踩在刀尖上。
回到他住的那孔窑洞，天已经擦黑了。林场的集体宿舍还没盖好，工人们都分散住在山脚下的旧窑洞里。他点上油灯，昏黄的光豆大一点，把窑洞照得影影绰绰。窑壁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宣传画，画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姑娘，抱着一捆麦子，笑得灿烂。冯守义盯着那姑娘的辫子，看了半晌，喉咙里堵得慌。
锅里的玉米糊糊还是早上剩下的，放了一天，已经凝成了块。他舀了一碗，就着咸菜，没滋没味地喝着。糊糊咽下去，凉飕飕的，从喉咙一直凉到心口。
窗外的风，呜呜地叫着，像哭。月亮升起来了，惨白惨白的，挂在光秃秃的树梢上，把窑洞的窗棂映成了一排黑黢黢的格子。冯守义走到炕边，蹲下身，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蓝布包。布包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针脚却依旧细密——那是春杏的手艺。
布包里，是他这些年寻亲的念想。有春杏送他的那个烟包，那年他被抓壮丁，揣着这个烟包上了路。里面还包着招弟小时候穿的鞋，红布做的鞋面，黄布缝的虎眼，鞋尖已经磨破了；还有盼弟的小肚兜。
他把鞋捧在手里，指尖轻轻摩挲着鞋面上的老虎眼睛。那年，招弟刚学会走路，穿上这双鞋，在河南老家的院子里跑，跑得跌跌撞撞，摔了一跤，坐在地上哭着喊爹。他把她抱起来，拍着她的背，哄着她说：“招弟乖，等爹挣了钱，给你买糖吃，买那种带芝麻的糖球，甜得很。”
糖还没买呢，人就散了。
冯守义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鞋上，晕开一小片水渍。他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压抑的呜咽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像一头受伤的狼，在寒夜里哀嚎。这哭声，被窗外的风声裹着，飘出窑洞，飘向黑漆漆的山林，飘向望不到头的黄土地。
寻了十四年，他累了，身子累，心更累。有时候，他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看着窑洞的顶，看着那些被烟火熏黑的土块，会想，是不是春杏真的不在了？是不是招弟和盼弟，早就被那年的饥荒和战乱吞了去？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狠狠甩自己一个耳光，打得脸颊辣地疼。
不能想，不能这么想。
春杏说过，要等他。新社会都来了，地主被打倒了，土匪被剿灭了，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她们娘仨，肯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说不定，她们就在渭北，就在陕南，就在他走过的那些地方，等着他喊一声春杏，喊一声招弟盼弟。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暗了下去，险些被风吹灭。冯守义伸出手，护住了火苗，像护住了心里那点没灭的希望。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只剩下一片昏黑。他把布包紧紧搂在怀里，搂得很紧，像搂着他的春杏，搂着他的俩闺女，仿佛一松手，她们就会再次消失在风里。
明天，队里要来几个从渭北塬上过来的工人，听说是那边的互助组派来支援林场建设的。他得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角下有颗红痣的女人，带着两个闺女，一个梳羊角辫，一个爱哭。
他闭上眼，嘴里喃喃地念着，一遍又一遍，像在祈祷，又像在给自己打气。
“春杏，招弟，盼弟……爹在找你们。”
“新社会了，子好了，你们等着爹……”
风，还在刮。窑洞外的黄土地，沉默着，像他沉甸甸的思念，铺了一地，漫过了山岗，漫过了河流，漫向了远方。远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有一点微光，那是林场的方向，也是寻亲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