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把那捆信看了整整三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记住了每一封信里“爸爸想你们”这四个字出现的位置。九十六封信，每一封都有。有的在开头，有的在中间，有的在结尾。何大清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思念，翻来覆去就是这四个字。但正是这四个字，让何雨柱的眼睛湿了三次。
第二遍看的时候，他把信按时间顺序排好，一封一封地对照易中海的汇款记录。每个月，何大清的信和汇款单几乎是同时发出的。信到了易中海手里，汇款单也到了易中海手里。两样东西，一样被扣下，一样被截留。何大清在信里问“钱收到了吗”，易中海看到了；何大清说“给雨水买点好吃的”，易中海也看到了。他什么都看到了，但什么都没做。
第三遍看的时候，何雨柱发现了一个细节。1955年的一封信里，何大清写道：“雨柱，你该十七了。爸给你存了一笔钱，等你结婚的时候用。爸对不起你，不能在你身边，但你记住，爸从来没忘记过你。”
何雨柱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何大清在保定省吃俭用，给他存结婚的钱。而易中海用这笔钱给一大妈看病、接济贾家，还理直气壮地说“怕你乱花”。
他把信收好，放在床头，然后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何雨水在隔壁房间已经睡着了，均匀的呼吸声透过薄薄的墙壁传过来。何雨柱听着那个声音，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他要去保定。现在就去。不是等站稳脚跟，不是等攒够钱，是现在。
他翻身下床，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帆布包，塞了两件换洗衣服，把那捆信贴身放好，又数了数兜里的钱——三块六毛。不够去保定的火车票，但足够了。
何雨柱推开何雨水的房门，小姑娘蜷在床上，被子蹬到了一边。他帮她盖好被子，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叫醒她。
“雨水。”
何雨水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哥？怎么了？”
“我要去一趟保定。”
何雨水一下子清醒了，猛地坐起来。“保定？去找爸？”
何雨柱点了点头。
何雨水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两三天。你在家好好的，放学别乱跑，别跟院里的人多说话。有什么事找娄姐。”
何雨水使劲点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哥，你——你跟爸说——”
“说什么？”
何雨水抽噎了几下，小声说：“就说我想他。”
何雨柱鼻子一酸，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好。”
他背上帆布包，推门走了出去。天还没亮，四合院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里。何雨柱穿过中院、前院，脚步很轻，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走到前院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娄晓娥家的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灯没有亮。
他收回目光，推开院门，走了出去。
从北京到保定，火车三个小时。何雨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慢车票，花了一块二。车厢里挤满了人，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有穿着工装的工人，还有几个带着孩子的妇女。空气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泡面味。何雨柱靠窗站着，把帆布包抱在怀里，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丘陵。
他在想何大清。
四十三岁的何大清，十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才三十三岁。三十三岁，正当年，手艺好，脾气大，在轧钢厂的食堂里是头一把勺。他跟白寡妇的事，何雨柱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了一些碎片——白寡妇的男人死了，带着两个儿子，在胡同里租房子住。何大清去她家修过几次灶台，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院里开始传闲话，说何大清跟白寡妇搞破鞋。何大清脾气暴，跟人吵了几架，越吵越凶，最后脆不吵了，收拾东西走了。
原主的记忆里，何大清走的那天是秋天，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果子。何雨水坐在门槛上哭，何雨柱站在屋里，看着父亲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塞进包里。何大清没有回头，塞完衣服，拎着包就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但最终没有回头。
何雨柱一直以为那是何大清的无情。现在他知道了——何大清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火车到保定的时候是中午。何雨柱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保定的街道比北京窄一些，房子矮一些，但烟火气一样浓。街上到处是拉货的板车和骑自行车的人，偶尔有一辆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开过去。
何雨柱在车站旁边的小饭馆里吃了一碗面条，花了三毛钱。然后他开始打听何大清的下落。
他知道的信息很少——何大清，厨师，北京人，十年前来保定。要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他知道何大清每个月都去邮局寄钱。邮局有记录。
何雨柱找到了保定市中心的邮局。邮局不大，一个柜台，一个窗口，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坐在里面。他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自己是北京来的，要找父亲何大清。女同志查了半个小时的记录，终于找到了——何大清，汇款地址是保定市西大街xx号。
“这个地方怎么走？”何雨柱问。
女同志给他画了一张地图。何雨柱拿着地图，沿着西大街一路找过去。西大街是保定老城区的一条老街，两边都是灰砖平房，门口堆着煤球和白菜。他找到那个地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那是一栋破旧的平房，门口的台阶碎了一半，窗户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报纸糊着。院子里堆着一些破家具和废纸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
何雨柱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没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瘦长脸，三角眼，颧骨很高，嘴唇很薄。她穿着一件花棉袄，头发烫过，但已经很久没有打理了，乱糟糟地堆在肩膀上。她上下打量着何雨柱，眼神里带着审视和警惕。
“你找谁？”
“我找何大清。”
女人的眼神闪了一下。“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儿子。”
女人的脸色变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侧身让何雨柱进了屋。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亮着。何雨柱的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屋里的情况——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桌上摆着几个碗，碗里剩着一些白菜帮子和黑乎乎的馒头。空气里有一股油腻的味道，混着煤烟和脚臭。
“坐吧。”女人指了指椅子，“何大清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何雨柱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女人坐在对面，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你叫什么？”
“何雨柱。”
“多大了？”
“二十六。”
“在哪儿上班？”
“北京轧钢厂，食堂。”
女人点了点头，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但那个笑容没有到眼睛。“你爸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何雨柱没有说话。他在观察这间屋子。床上的被子很薄，枕头旁边放着一个药瓶。柜子上的漆掉了大半，门关不严实，露出一角衣服。墙角堆着几个麻袋，里面装的是土豆和白菜。
何大清在这里住了十年，就住这样的地方。
门响了。何雨柱转过头，看见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四十出头的男人，高个子，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膝盖上打了个补丁。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灰，像是刚从厨房出来。他拎着一个饭盒，低着头走进来，嘴里嘟囔着：“今天食堂的剩菜不多，就打了这点——”
然后他抬起头，看见了何雨柱。
饭盒掉在了地上，菜汤溅了一地。何大清站在那里，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眶慢慢地红了，然后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雨柱？”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你怎么来了？”
何雨柱站起来，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十年的时光把何大清从一个三十三岁的壮年男人变成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小老头。他的背微微驼了，头发白了不少，手上的老茧比原主记忆里更厚了。但那双眼睛没有变——还是那样大，那样亮，只是多了一些浑浊和疲惫。
何雨柱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酸涩压下去，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捆信，放在桌上。
“爸，您的信，我都收到了。”
何大清看着那捆信，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伸出手，想拿那些信，但手指抖得太厉害，几次都没有拿起来。最后他放弃了，只是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你——你收到了？”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以为——我以为你不肯收——我以为你还在恨我——”
何雨柱摇了摇头。“不是我不肯收。是有人扣了。”
何大清愣住了。“什么？”
“您的信，您的钱，都被人扣了。十年。我一封都没收到，一分都没见到。”
何大清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青。他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终于挤出一句话来。“谁？”
“易中海。”
何大清的眼睛瞪得溜圆，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慢慢地蹲下来，蹲在何雨柱面前，双手捂住了脸。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的声音闷在手掌里，含含糊糊的，“我寄了十年的钱，写了十年的信，你一封都没回过。我以为你恨我，以为你不认我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
何雨柱蹲下来，把手放在何大清的肩上。“爸，我不恨你。从来没有。”
何大清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雨水呢？雨水恨不恨我？”
“她让我跟你说——她想你。”
何大清猛地抱住何雨柱，嚎啕大哭起来。他的身体瘦得硌人，肋骨一一的，硌得何雨柱口疼。何雨柱搂着他，轻轻拍着他的背，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个瘦长脸的女人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脸色变了又变。
“大清，”她开口了，声音巴巴的，“你儿子来了，也不介绍一下？”
何大清松开何雨柱，擦了擦脸，站起来。“这是白翠花。你——你叫她白姨吧。”
何雨柱看了那个女人一眼，点了点头。“白姨。”
白翠花挤出一个笑容。“好孩子，坐吧。我去给你倒杯水。”
她转身去倒水，何雨柱注意到她的背影僵了一下。
何大清在椅子上坐下来，双手还在发抖。他看着何雨柱，眼神里有了一种十年来没有过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欢喜。
“你长大了。”他说，“比你爸高了。”
何雨柱笑了笑。“爸，您瘦了。”
何大清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白翠花端着水走过来，放在何雨柱面前。“雨柱，你这次来，是接你爸回去的？”
何雨柱看了她一眼。“不是。我就是来看看他。”
白翠花的脸色明显松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那住几天？我给你们收拾收拾——”
“不用了。”何雨柱说，“我明天就回北京。厂里还有工作。”
“这么急？”何大清的声音里带着失落。
“嗯。下次来，我带雨水一起。”
何大清的眼睛又红了。“雨水——雨水长什么样了？”
何雨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何雨水学校拍的证件照，小姑娘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眉眼弯弯。何大清接过照片，看了好久，手指轻轻地摸着照片上何雨水的脸。
“像她妈。”他说，“眼睛像，嘴巴也像。”
何雨柱没有说话，看着何大清把照片贴在口，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在闻什么，又像是在忍什么。
那天晚上，何雨柱住在何大清家。白翠花给他打了地铺，铺了一床薄被子。何大清坐在床边，不肯睡，就着煤油灯把那捆信一封一封地看。
“这封是53年4月的，我第一回给你们写信。”他自言自语，“那时候我刚到保定，身上只有几块钱。找了个小饭馆帮厨，一个月挣十八块。我留三块，寄十五块。”
何雨柱躺在地铺上，听着他说。
“这封是54年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得了场大病，发烧烧了七天。白翠花——就是你白姨——照顾了我七天。我好了之后，就跟她在一起了。”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知道我不应该。你妈走了才几年，我就——但那时候一个人在保定，举目无亲，生病了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我——我太孤单了。”
何雨柱没有说话。
“这封是55年的。我说给你存了一笔结婚的钱。”何大清的声音更低了，“那笔钱，我存了三年。每个月从牙缝里省。我想着，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回去，亲手交给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钱没了。白翠花的儿子要上学，要交学费。她说先借着，以后还。我——我没忍住，给了。”
何雨柱听着，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这封是58年的。我说我想回去看看你们。”何大清的声音开始发抖，“但白翠花不让。她说我要是回去，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我——我怕。我怕回来了你们不认我，又回不了保定。那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何雨柱闭上眼睛。他想起原主那些年在四合院里受的委屈，想起何雨水做过的那些噩梦，想起易中海每次提起何大清时那副痛心疾首的表情。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噩梦、所有的欺骗，都是因为何大清的“怕”。
但他恨不起来。
看着这个瘦得硌人的小老头，看着他捧着那些泛黄的信纸，看着他手指上被油烫出的伤疤，看着他眼角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何雨柱恨不起来。
“爸，”他说，“别看了。睡吧。”
何大清擦了擦眼睛，把信收好，放在枕头下面。他躺下来，侧身对着何雨柱，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
“雨柱，”他的声音很轻，“你恨我吗？”
何雨柱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月光。
“不恨。”他说，“但您得跟我回去。”
何大清沉默了。
“爸，您在这里过得不好。”何雨柱的声音很平静，“您别骗我。我看得出来。”
何大清没有说话。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像是在忍什么。
“白翠花对您不好，她儿子对您也不好。”何雨柱继续说，“您寄回来的那些钱，有一半花在了她儿子身上。您在这里，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等您不动了，他们会把您赶出去的。”
“不会的——”何大清的声音很弱，“她不会——”
“爸，您信吗？”
何大清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翻了个身，背对着何雨柱，声音闷在枕头里。
“我走了，她怎么办？”
“她有儿子。她有手有脚。她饿不死。”
何大清没有再说话。何雨柱也没有再说话。
窗外的月亮慢慢升高了，照在这间破旧的屋子里，照在那捆泛黄的信上，照在两个背对背躺着的男人身上。
第二天一早，何雨柱醒来的时候，何大清已经起来了。他站在灶台前，正在做早饭。灶台上摆着一碗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起来了？”何大清头也不回，“吃面。”
何雨柱坐下来，端起碗。面条是手擀的，有点粗，但煮得刚好。荷包蛋煎得焦黄，边缘脆脆的。汤里放了葱花和几滴香油，香气扑鼻。
“好吃吗？”何大清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锅铲，紧张地看着他。
何雨柱点了点头。“好吃。”
何大清笑了。那种笑不是客气，不是讨好，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一个父亲给儿子做了顿饭，儿子说好吃，他就满足了。
何雨柱吃着面，心里涌起一股酸涩。何大清在保定做了十年饭，给白翠花做，给她儿子做，给饭馆的客人做。他做的每一顿饭都是为了别人，为了让别人满意，为了让别人高兴。他自己吃的是什么？剩菜？馒头？还是什么都没吃？
“爸，”何雨柱放下碗，“您跟我回去。”
何大清的笑容僵了一下。
“雨柱——”
“您别说了。”何雨柱站起来，“我去买车票。您收拾东西。”
他背上帆布包，推门走了出去。身后，何大清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锅铲，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何雨柱走出胡同的时候，白翠花追了出来。她站在胡同口，气喘吁吁的。
“何雨柱！”
何雨柱停下来，转过身。
白翠花跑过来，站在他面前，脸色很难看。“你要带你爸走？”
“对。”
“他走了，我怎么办？”
何雨柱看着她，目光平静。“白姨，您有两个儿子。他们会养您的。”
白翠花的脸涨得通红。“你——你知不知道，你爸在这儿十年，我照顾他十年——”
“他在这儿十年，挣了十年的钱，养了您和您儿子十年。”何雨柱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一个月挣四十块，寄回家二十五，自己留十五。那十五块，有一半花在了您儿子身上。白姨，您觉得是您在照顾他，还是他在养您？”
白翠花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爸不欠您的。”何雨柱说，“他要回去了。回他自己的家。”
他转身走了。白翠花站在胡同口，看着他的背影，脸色铁青。
何雨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花了两块四。回到何大清住的地方，何大清已经收拾好了——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捆信。
“就这些？”何雨柱问。
“就这些。”何大清站在屋子中央，环顾了一下四周。十年的子，就装了这么一点东西。
“走吧。”
何大清点了点头，拎起包，跟着何雨柱走出了门。
走到胡同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破旧的门。白翠花站在门口，没有追出来，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他。何大清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过头，跟着何雨柱走了。
“爸，您后悔吗？”何雨柱问。
何大清沉默了一会儿。“后悔什么？后悔来保定，还是后悔回去？”
“都后悔。”
何大清想了想。“来保定不后悔。那时候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不走不行。但——”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
“后悔没早点回去。”
何雨柱没有说话，伸手接过何大清的包，扛在自己肩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保定的老街上。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
上了火车之后，何大清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窗外。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忽然说：“雨柱，你妈走的时候，你才十四岁。她拉着我的手说，照顾好孩子。我说你放心。然后——”
他的声音哽咽了。
“然后我跑了。”
何雨柱看着他。“爸，您回来了。”
何大清擦了擦眼睛，点了点头。“回来了。”
火车轰隆隆地开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丘陵。何雨柱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何雨水见到父亲时的样子——一定会哭，一定会扑上去，一定会说“爸，我想你了”。
他嘴角微微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