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在躲了五天之后，终于露面了。
那天何雨柱下班回家，刚进院门，就看见易中海站在中院的枣树下，手里端着他那个搪瓷缸子，跟阎埠贵说话。五天的工夫，他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以前挺得笔直的腰板也有些佝偻。但衣服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见何雨柱进来，易中海的声音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正常，继续跟阎埠贵聊天。何雨柱没有停下来，只是点了点头，叫了一声“一大爷”，就从旁边走过去了。
他能感觉到易中海的目光黏在他背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何雨柱没有回头。
晚上，何雨柱正在屋里看《会计学原理》，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是易中海。五十岁的人，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脸上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以前那种慈和的长辈式微笑，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
“雨柱，还没睡呢？”
“一大爷，您有事？”
“想跟你说几句话。”易中海犹豫了一下，“能进来坐坐吗？”
何雨柱侧身让他进了屋。
易中海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环顾了一下四周。屋子不大，但收拾得整整齐齐。桌上摊着课本和笔记本，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着，照得满屋都是暖黄色的光。
“你在看书？”易中海的目光落在《会计学原理》上，眼神闪了一下。
“嗯，学点东西。”
“好，好。”易中海点了点头，“年轻人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
何雨柱在他对面坐下来，等着他开口。
易中海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颤抖，像是在犹豫什么。过了好一阵，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
“雨柱，那笔钱的事——我想跟你说清楚。”
何雨柱没有说话，看着他。
“你爸走的时候，没有留信，没有留话，就那么走了。”易中海的声音很低，“你才十六，雨水才四岁。你们兄妹俩，在这个院里，无依无靠。我看着你们，心里难受。”
他的眼眶红了。
“你爸走后的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他从保定寄来的汇款单。十五块钱。附言写着‘给雨柱和雨水’。我拿着那张汇款单，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我在想，这钱要不要给你。你才十六，雨水才四岁，你们不会管钱。你那个脾气，有了钱说不定乱花。雨水那么小，更需要的是有人照顾，不是钱。”
何雨柱的手指微微收紧，但表情没有变化。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这钱，我先替你们收着。等你们长大了，再给你们。”易中海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不是想贪你们的钱。我是怕——怕你们有了钱，反而过不好。”
“那后来呢？”何雨柱的声音很平静，“后来雨水长大了，我也长大了。您为什么还不给我们？”
易中海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一大爷，您说怕我们乱花，怕我们有了钱过不好。那您告诉我，这十年，您用我爸寄回来的钱，了什么？”
易中海的脸色白了。
“那些钱——”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一部分给你一大妈看病了。她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工资不够用。一部分——给了贾家。贾东旭工资低，家里人口多，揭不开锅。还有一部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几分。
“给你存着了。”
“存哪儿了？”
“银行。”
何雨柱看着他。“一大爷，存折在哪儿？”
易中海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放在桌上。何雨柱拿起来翻了翻——余额，三百二十元。
两千四百块，只剩三百二十块。
何雨柱把存折放在桌上，看着易中海。“一大爷，两千四百块，十年，就剩这么点？”
易中海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青。“雨柱，我——”
“您说给一大妈看病了，给贾家了，给我存着了。行，这些我信。但您得给我一个说法——给了多少，花在哪儿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易中海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再抬起头的时候，他的眼眶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雨柱，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你得理解我——我没有孩子。你一大妈身体不好，不能生育。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儿半女。你爸走了之后，我把你当亲儿子看待。帮你找工作，帮你看着雨水，你在院里受了欺负，哪次不是我替你出头？”
他的声音哽咽了。
“我就是想着，等你们长大了，能念我一点好。等我老了，走不动了，能有人给我端碗水，送口饭。我——我不是故意要贪你的钱。我就是怕——怕你有了钱，就不需要我了。”
何雨柱看着他，没有说话。
五十岁的易中海，八级钳工，轧钢厂工资最高的工人，四合院里德高望重的一大爷，此刻坐在他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何雨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不是同情，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疲惫。对算计的疲惫，对伪善的疲惫，对人心的疲惫。
“一大爷，”何雨柱的声音很轻，“您知道吗？这十年，我和雨水过的是什么子？”
易中海的身体僵了一下。
“雨水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我抱着她去医院，挂号费都凑不齐。我在医院门口站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找邻居借的钱。那时候我在想，要是我爸在就好了，要是有钱就好了。”
易中海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雨水六岁的时候，看见别的小孩吃糖葫芦，馋得不行。我兜里只有几分钱，买不起。她就站在那里看，看了好久，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哥，我不爱吃糖葫芦，太甜了。’她不是不爱吃，是知道我买不起。”
何雨柱的声音依然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易中海心上。
“雨水八岁的时候，学校里要交学费，两块钱。我拿不出来。雨水在学校门口站了一上午，不敢进教室。最后还是老师帮她垫的。回来之后她跟我说，‘哥，我不想上学了，上学太贵了。’她才八岁，就知道‘太贵了’是什么意思。”
易中海捂住了脸。
“一大爷，这些事，您知道吗？”
“我——我不知道——”易中海的声音闷在手掌里，“我以为你们——你一大妈每次问你，你都说挺好的——”
“是挺好的。”何雨柱说，“饿不死，冻不死，就是挺好的。一大爷，您觉得‘挺好的’就是够了？”
易中海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易中海站了一会儿。
“一大爷，这些钱的事，我不会去报案。”他说。
易中海猛地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的背影。
“但是——您得还。”
“还？怎么还？”
何雨柱转过身来，看着他。“您一个月工资九十九块，全院最高。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拿出三十块，还给我。直到把那两千四百块还清为止。”
易中海愣住了。
“雨柱，你——”
“这是第一。”何雨柱打断他，“第二，从今天起，您别再管我的事。我的婚事，我的工作，我的子，我自己过。您别掺和。第三——”
他顿了顿，看着易中海的眼睛。
“您跟贾大妈说一声，我爸寄回来的钱，跟她家没关系。让她别再惦记了。”
易中海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行。”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都依你。”
何雨柱点了点头，走回桌前坐下来。
“一大爷，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爸这些年，有没有写过信来？”
易中海犹豫了一下。“写过。每个月都写。”
何雨柱的心跳漏了一拍。“信呢？”
“我都收着。”易中海低下头，“一封都没扔。”
“给我。”
易中海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何雨柱一眼。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推门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捆信，用橡皮筋扎着，整整齐齐。他把信放在桌上，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一封都没少。”
何雨柱看着那捆信，没有去拿。
“一大爷，您回去吧。”
易中海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背对着何雨柱站了很久。
“雨柱，”他的声音很轻，“你恨我吗？”
何雨柱沉默了一会儿。“不恨。但也不会感激您。”
易中海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他没有说话，推门走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何雨柱一个人。他坐在桌前，看着那捆信，久久没有动。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一个摇晃的影子。他伸出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封，拆开。
信纸已经泛黄了，折痕处有些破损。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雨柱、雨水：
你们好吗？爸爸在保定挺好的，别担心。
这个月寄了十五块钱，让易大哥转交给你们。该花的就花，别省着。雨水还在长身体，多买点好吃的。
雨柱，你是哥哥，要照顾好妹妹。别跟人打架，别惹事。好好在厂里上班，学好手艺。
爸爸对不起你们。等爸爸攒够了钱，就回来看你们。
何大清
1953年4月”
何雨柱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放下，拿起第二封。
“雨柱、雨水：
你们好吗？这个月寄了十五块钱，收到了吗？
雨水该上学了吧？学费要多少钱？不够的话跟爸爸说，爸爸想办法。
雨柱，你在厂里还习惯吗？师傅对你好不好？你脾气急，别跟人吵架。有什么事多跟易大哥商量，他是好人，会帮你的。
爸爸想你们。
何大清
1953年9月”
何雨柱一封一封地看下去。每一封信都不长，一百来字，歪歪扭扭的笔迹，偶尔有错别字。但每一封信里都有一句话——“爸爸想你们。”
看到一半的时候，何雨柱的眼睛模糊了。不是原主的记忆在作祟，是他自己——前世做了十几年父亲、却没能陪女儿长大的李明。
他想起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外地出差，一个星期没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他在电话这头笑着说“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挂了电话之后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坐了很久。
何大清在保定，是不是也这样？
每个月写一封信，每个月寄一笔钱，然后在信里说“爸爸想你们”。他不知道这些信有没有到儿女手里，不知道这些钱有没有花在儿女身上。他只能写，只能寄，只能等。
一等就是十年。
何雨柱把信全部看完，一封一封地叠好，重新用橡皮筋扎起来。他把那捆信放在床头，熄了灯，躺在床上。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银白色的光斑。何雨柱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何大清信里的那些话——
“雨水还在长身体，多买点好吃的。”
“雨柱，你是哥哥，要照顾好妹妹。”
“爸爸想你们。”
“等爸爸攒够了钱，就回来看你们。”
何雨柱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月光。
“爸，”他在心里说，“你再等等。等我去找你。”
月光很亮，照在四合院的青砖灰瓦上，照在那捆泛黄的信上，照在一个二十六岁男人湿的眼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