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十二个乡镇，耿家勋和王建军又花了二十多天时间。这些乡镇的条件确实比前三站好些——至少路通了电，多数村能喝上相对净的水，学校有基本的桌椅，卫生院有几个常备药。
但贫困依然是普遍的底色。
在北部的几个乡镇，耿家勋看到了另一种贫困：不是极端的生存困难，而是发展的停滞。这里的群众能吃饱饭，但收入微薄；孩子能上学，但教学质量堪忧；有病能看医生，但看不了大病。就像温水煮青蛙，子能过，但没有希望。
在靠近县城的两个乡镇，他看到了初步的产业萌芽：一个小型茶叶加工厂，一个竹编社，一个养殖示范基地。但规模小，技术落后，市场不稳，随时可能夭折。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他看到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手工艺传统，但也看到了语言障碍、教育滞后和与现代市场的脱节。
每天晚上，无论多累，耿家勋都会整理当天的调研笔记。一个月下来，笔记本写了满满三本，相机拍了十几卷胶卷。他对昭阳的认识，从报表上的数字和地图上的标记，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
终于，在春末夏初的四月上旬，他们结束了最后一站——距离县城最近的红旗镇的调研，返回县城。
回到县城的那个下午，天空飘着细雨。昭阳的春天来得晚，街道两旁的香樟树才刚抽出嫩芽。县政府大院里，那两棵老香樟在雨中显得格外青翠。
王建军把车停稳：“耿助理，这一个月辛苦了。您先休息两天，赵县长说等您回来就汇报。”
“不休息了。”耿家勋说，“明天我就整理材料，后天向赵县长汇报。”
“您这身体……”
“没事。”耿家勋笑了笑，确实，这一个月他瘦了十来斤，皮肤晒黑了，但精神很好，“趁热打铁。”
回到宿舍，耿家勋先把积攒了一个月的脏衣服洗了。然后烧水洗澡——在乡下，很多时候连洗澡都成问题。热水冲去一身的疲惫，也冲去了那些村庄的尘土。
洗完澡，他坐在书桌前，摊开三本调研笔记。接下来两天，他要做三件事：第一，整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第二，梳理出昭阳脱贫攻坚的初步思路；第三，准备向赵东升的汇报提纲。
这不是简单的整理，而是从现象到本质、从问题到对策的思考过程。
第一天，他从早到晚没出门，三餐都是王建军从食堂打来。他把十五个乡镇的情况分门别类：按贫困程度分，按致贫原因分，按资源禀赋分，按发展潜力分。
第二天，他开始写报告。没有用县里那些套话空话，而是用最朴实的语言，描述他看到的真实情况：
“在云雾山乡云上村，我看到七十岁的王老栓每月靠三十元低保生活，房子漏雨，水窖见底。在小学，杨老师三个月没发工资还在上课，孩子们除了课本没有其他书籍。”
“在大河坝乡石山村，我见到石漠化严重的山坡上，玉米只有膝盖高。杨大娘因为缺水晕倒，我们连夜用拖拉机送她去卫生院。那里的水含碱量高，长期饮用会导致结石。”
“在石板坡乡石炭沟村，赵老栓家的房子因煤矿采空区塌陷裂缝能塞进拳头，全家住在窝棚。煤矿废水污染河流，运煤车压坏道路，矿上职工态度傲慢，地企矛盾尖锐。”
写到这里，他停笔。这些文字太沉重，但他必须写出来。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敢直面，还谈什么解决问题？
写完问题，他开始写建议。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具体到每个乡镇的针对性建议：
“云雾山乡：1.立即解决云上村小学教师工资拖欠问题；2.启动茶园改造试点，选择50亩作为示范；3.组织竹编手艺培训，开发旅游纪念品……”
“大河坝乡：1.争取将饮水工程纳入县重点；2.邀请省农科院专家考察仙人掌产业可行性；3.组织劳务输出技能培训……”
“石板坡乡：1.临时安置石炭沟村房屋危险户；2.推动煤矸石制砖；3.争取将塌陷区搬迁纳入矿山环境治理基金……”
每条建议后面，他都估算了大致成本、实施难度、预期效果。有些是短期内能做的，有些需要中期推动，有些则是长期目标。
写到深夜，他终于完成了报告的初稿。二十多页，没有一句废话。
第三天上午，王建军来敲门：“耿助理，赵县长让您十点去他办公室。”
“好。”
耿家勋换上净的衬衫，带上报告和笔记本。出门前，他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人又黑又瘦，但眼神明亮，肩膀挺直。这不再是那个刚从校园走出来的博士，而是一个在基层泥泞中走过一个月的部。
十点整，他敲响了赵东升办公室的门。
“进。”
推门进去，赵东升正在看文件。见到耿家勋，他摘下眼镜，仔细打量：“家勋同志，回来了？瘦了，也精神了。坐。”
“谢谢县长。”
“听说你跑遍了十五个乡镇？”赵东升倒了杯茶推过来，“怎么样，昭阳的真实情况，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比想象中更困难，但也比想象中更有希望。”耿家勋回答。
“哦？说说看。”
耿家勋拿出报告：“县长，这是我整理的调研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突出问题，第三部分是初步建议。”
赵东升接过报告，没有立即看，而是说：“你先口头说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耿家勋想了想：“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昭阳的贫困是全面的、深度的，不是修一条路、建一个厂就能解决的，需要系统性推进。第二，群众有强烈的脱贫愿望，也有智慧和潜力，关键是找到适合的路径。第三，我们部队伍中，有像云雾山周为民书记那样坚守的老同志，也有思想僵化、‘等靠要’的问题。”
赵东升点点头：“很客观。那你觉得，昭阳脱贫的突破口在哪里？”
“产业。”耿家勋毫不犹豫，“但产业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云雾山适合茶和竹编，大河坝可以探索仙人掌和劳务输出，石板坡要推动地企和煤矸石利用。其他乡镇也要挖掘特色资源。”
“钱从哪里来？”
“多渠道。”耿家勋早有准备，“一是向上争取，把昭阳的困难真实反映上去，争取更多资金；二是内部挖潜，用好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解决最急迫的民生问题；三是社会动员，发动群众投工投劳，鼓励能人返乡创业；四是外部引进，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
赵东升眼中露出赞许：“思路清晰。不过家勋，你想过没有，这些事做起来，会遇到很多阻力。有些部习惯了按部就班，不想折腾；有些群众习惯了等靠要，不愿出力；有些部门习惯了扯皮推诿，不愿担当。”
“我想过。”耿家勋说，“所以我觉得，光有思路不够，还要有方法。比如茶园改造，如果强行推广，群众可能抵触。但如果先搞示范，让群众看到实效，他们自然会跟上来。比如煤矸石，如果只靠乡里推动，矿上可能不理。但如果县里出面，甚至争取省里支持，就可能打开局面。”
赵东升终于翻开报告，认真看起来。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页的声音。耿家勋静静等着，心里有些紧张。这是他一个月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对昭阳的承诺。
半小时后，赵东升合上报告，抬起头：“家勋，这份报告写得很好。问题看得准，建议提得实。特别是分类施策的思路，很对路。”
耿家勋松了口气。
“不过，”赵东升话锋一转，“有些建议太具体，比如云雾山茶园改造五十亩，大河坝仙人掌产业考察，石板坡煤矸石。这些如果写进正式报告，就要负责落实。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我做好了。”耿家勋挺直腰板，“县长，我建议由我牵头，先从这几件事做起。茶园改造，我亲自联系省茶科所专家；仙人掌产业，我负责对接农科院；煤矸石，我研究相关政策，争取省里支持。”
赵东升看着他，良久，笑了：“好！有担当！不过家勋，你要知道，一旦具体负责，就要面对各种具体困难。专家请不来怎么办？群众不配合怎么办？部门不支持怎么办？”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耿家勋说，“我相信，只要真心为群众办事，办法总比困难多。”
“好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赵东升一拍桌子，“这样，我给你三个支持：第一，成立县脱贫攻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我当组长，你当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协调；第二，从扶贫办、农业局、工信局各抽一个人，组成工作专班，配合你工作；第三，给你一定的审批权限，小额资金你可以直接拍板。”
“谢谢县长信任！”耿家勋很感动。赵东升这是给了他实权，也给了他压力。
“先别急着谢。”赵东升神色严肃，“家勋，我要提醒你，你虽然年轻，但身份特殊。很多人会盯着你，看你到底有没有真本事，是不是来镀金的。你做好了，是为自己正名，也是为昭阳造福；你做砸了，不仅影响你自己，也会让那些信任你的人失望。”
“我明白。”耿家勋郑重地说，“县长，我不求做出多大成绩，但求对得起群众的期盼，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有这份心就好。”赵东升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雨中的县城，“昭阳穷了这么多年，是该变一变了。家勋，放手去。遇到困难，直接找我。”
“是！”
从县长办公室出来，耿家勋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脚步也更坚定了。他不再是那个单纯调研的助理，而是要具体推动工作的负责人。
回到办公室——赵东升已经让人给他腾出了一间小办公室——王建军等在那里。
“耿助理，怎么样？”
“赵县长很支持。”耿家勋简单说了情况，“王主任，接下来要辛苦你了。工作专班需要个熟悉情况的联络人，我想请你来。”
“我？”王建军有些意外，“我就是个办公室的，能行吗？”
“你最合适。”耿家勋认真地说，“你熟悉昭阳情况，又跟我跑了一个月，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且你人脉广，协调各部门方便。”
“那……我听耿助理安排！”
“好。第一件事，通知扶贫办、农业局、工信局，各推荐一个业务能力强、愿意事的年轻同志，明天上午开碰头会。”
“是！”
王建军去忙了。耿家勋坐在新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这个办公室不大，但有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部电话。墙上挂着昭阳县地图，上面还有他标注的调研路线。
从现在起，他就要在这里，为昭阳的脱贫攻坚，开始具体的工作。
他拿起电话，犹豫了一下，拨通了北京家里的号码。
“喂？”是母亲董霞的声音。
“妈，是我。”
“家勋！”董霞声音一下子高了，“你这孩子，一个多月没音讯！怎么样？在那边习惯吗？是不是很苦？”
“还好，妈。我挺好的。”耿家勋鼻子有点酸，“刚完成全县调研，向县长汇报了工作。县长很支持，让我负责脱贫攻坚试点工作。”
“那就好，那就好。”董霞松了口气，“你爷爷一直惦记你，昨天还问起。说要是太苦，就换个地方。”
“不苦，妈。真的。”耿家勋说，“这里群众才苦。我这点苦算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家勋，你长大了。好好，家里支持你。”
“谢谢妈。您和爸多保重身体。”
“知道。对了，幸茹来找过你几次，很担心。你给她打个电话吧。”
挂了电话，耿家勋又拨通了安幸茹宿舍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看看时间，上午十一点，她可能在上课。
他放下电话，开始整理办公桌。刚整理完，电话响了。
“喂？”
“家勋？是你吗？”是安幸茹的声音，带着惊喜。
“是我。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
“我打电话去你宿舍，王主任告诉我的。”安幸茹语速很快，“你怎么才联系我？一个月了！我担心死了！”
“对不起，一直在下乡调研，很多地方没信号。”耿家勋歉疚地说，“我给你写了很多信，都攒着，等会儿就去寄。”
“信不急，你人怎么样？瘦了吧？是不是很累？”
“瘦了点，但精神很好。”耿家勋心里暖暖的，“幸茹，我跟你讲，这一个月我看到了太多……”
他讲了云雾山的茶园，大河坝的石漠，石板坡的煤矿，讲了那些贫困但又坚韧的人们。讲了一个小时，电话都发烫了。
安幸茹静静听着，偶尔问一两个问题。最后她说：“家勋，我真为你骄傲。你做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你那边怎么样？论文进展顺利吗？”
“还行。不过听你讲了这些，我觉得我的研究太象牙塔了。”安幸茹说，“家勋，等我毕业了，我也要去基层，去真正需要的地方。”
“先把学业完成好。基层永远在这里。”
又聊了一会儿，两人才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放下电话，耿家勋走到窗前。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在积水上反射着光。
他想起了调研路上看到的那些期盼的眼睛，想起了赵东升的信任，想起了家人的支持，想起了安幸茹的理解。
这一切，都让他更加坚定。
下午，他开始具体筹划第一项工作——云雾山茶园改造试点。他查阅资料，联系省茶科所，咨询专家意见，估算成本预算。王建军已经把工作专班的名单报上来，三个人：扶贫办的周明（耿家勋在食堂认识的那个年轻人）、农业局的技术员小李、工信局的小张。
第二天上午，碰头会。三个年轻人都很兴奋，也有些紧张。
“同志们，”耿家勋开门见山，“赵县长让我们成立这个专班，是要实事的。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云雾山茶园改造试点。周明，你负责群众动员和组织；小李，你负责技术对接和指导；小张，你负责市场调研和销售渠道。我负责总体协调和资金筹措。有问题吗？”
“没有！”三人齐声回答。
“好。本周内，拿出具体方案。下周，我们去云雾山，现场办公。”
会议简短高效。散会后，三人立即分头行动。耿家勋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感到一种久违的激情。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在奋斗。
下午，他去了趟邮局，把积攒了一个月的信寄出去。七封信，厚厚一沓。其中六封是给安幸茹的，一封是给家里的。他还买了几本农业技术书籍，准备带给云雾山的乡亲。
从邮局出来，阳光正好。街道上人来人往，虽然简朴，但生机勃勃。卖菜的阿婆，修鞋的大爷，放学回家的孩子……这就是昭阳，一个贫困但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耿家勋走在街上，脚步轻快。他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困难还很多。但他已经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方法，也找到了同行的人。
他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为这片土地，为这里的人们。
也为那个选择来到这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