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春城机场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滇南的二月比北京暖和许多，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带着高原特有的清澈。耿家勋拖着行李走出航站楼，远远看见一个举着“接昭阳县耿家勋同志”牌子的中年人。
“您好，我是耿家勋。”
“耿助理！一路辛苦！”中年人四十来岁，皮肤黝黑，笑容淳朴，“我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小王，王建军。赵县长让我来接您。”
两人握手。王建军的掌心粗糙有力，是常农活的手。他抢着接过耿家勋的行李：“车在那边。咱们得抓紧，回昭阳还得四个多小时呢。”
来接的是辆半旧的桑塔纳2000，车门开关时发出吱呀的响声。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高速，窗外风景从城市逐渐变成丘陵。山是绿的，不同于北方冬天的枯黄，这里的绿色深浅不一，梯田层层叠叠，偶尔能看到穿着民族服装的农人在田间劳作。
“耿助理是第一次来滇南吧？”王建军开着车，热情地介绍，“咱们昭阳在山里，路不好走，但风景好。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夏天凉爽，是个好地方。”
“王主任在昭阳工作多久了？”
“二十多年啦！”王建军感慨，“中专毕业就分回来，从乡文书起，一步步到县府办。咱们县穷，留不住人才，像我这样的本地人，只能硬着头皮上。”
耿家勋注意到他的自称从“小王”变成了“我”，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家乡的深情，也有对现状的无奈。
“昭阳现在最困难的是什么？”耿家勋问得直接。
王建军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会这么问。他想了想，说：“难处多了。一是没钱，财政吃饭都勉强，搞建设更别提；二是没路，全县就一条省道，乡道都是土路，下雨就断；三是没人，年轻人都往外跑，剩下的老弱妇孺，发展产业都找不到劳力。”
“县里目前在抓什么工作？”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王建军说，“省里给咱们定了目标，五年内要摘帽。赵县长来了之后，主抓产业扶贫，想发展中药材和茶叶。但马书记那边……”他顿了顿，改口道，“但有些老同志觉得，还是应该先修路，路通了什么都好办。”
耿家勋听出了话里的微妙。看来王洪涛老师提醒的县委和县政府之间的理念分歧，确实存在。
车子拐下高速，开始走盘山公路。路况明显变差，颠簸得厉害。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谷，转弯时能看见谷底蜿蜒的河流。耿家勋有些晕车，脸色发白。
“耿助理坚持一下，这段最险，过去就好了。”王建军放慢了车速，“这路修了二十年，一直说要改扩建，但没钱。去年雨季塌方，断了三个月，外面的物资进不来，县里的山货出不去，损失大了。”
“省里没支持吗？”
“支持啊，但滇南穷地方多，每个县都喊缺钱。”王建军苦笑，“咱们昭阳一没矿二没景，排不上号。”
下午五点半，车子终于驶入昭阳县城。说是县城，更像一个镇子。一条主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墙面斑驳。街上人不多，偶尔有摩托车驶过，扬起尘土。远处能看到青山环抱，夕阳给山脊镀上一层金边。
县政府大院是一栋五六十年代建的四层办公楼，红砖墙，木窗户，楼前有两棵高大的香樟树。王建军把车停好：“耿助理，我先带您去宿舍安顿，赵县长说您今天先休息，明天再汇报工作。”
宿舍就在大院后面的一排平房里。房间不大，十五六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个简陋的卫生间。但打扫得很净，被褥都是新的。
“条件简陋，您多包涵。”王建军有些不好意思，“咱们县里部宿舍都这样。吃饭在机关食堂，早饭七点到八点，午饭十二点到一点，晚饭六点到七点，错过了就得自己解决。”
“已经很好了，谢谢王主任。”
“那您先收拾，我六点半来接您去吃饭。赵县长说今晚给您接风。”
王建军离开后，耿家勋打开行李箱。他把书籍资料整齐地码放在书桌上，挂好衣服，最后拿出安幸茹送的相机，放在床头。
推开窗户，能看见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空气里有柴火和饭菜的香味。这就是他未来至少两年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六点半，王建军准时敲门。接风宴安排在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饭店“昭阳酒楼”，二楼包间。
推门进去，圆桌边已经坐了五六个人。主位上是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气质斯文的男子，见到耿家勋立刻起身：“耿家勋同志吧？欢迎欢迎！我是赵东升。”
“赵县长好。”耿家勋连忙上前握手。
“路上辛苦了。”赵东升握手的力度适中，笑容热情但不夸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常务副县长李建国同志，这位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刘翠花同志，这位是县委办副主任张明，你都见过了，府办的王建军。”
耿家勋一一握手问候。李建国五十出头，方脸浓眉，话不多；刘翠花是位四十多岁的女部，笑容爽朗；张明三十五六岁，看起来很精明。
大家落座。菜是当地特色：腊肉炒蕨菜、酸汤鱼、炸蜂蛹、野菜汤，还有一壶自酿的包谷酒。
“家勋同志，你是华清的高材生，能来我们这穷山沟，不容易啊。”赵东升亲自给他倒酒，“我先代表昭阳县委县政府，敬你一杯，欢迎！”
“谢谢赵县长，我应该敬各位领导。”耿家勋起身，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很烈，辣得他喉咙发烫。
“好！爽快！”李建国难得露出笑容，“京城来的娃娃，酒量不错。”
几杯酒下肚，气氛活跃起来。赵东升开始介绍县里的情况：
“昭阳43万人，农业人口占八成。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全县有十二万人在外打工，主要去珠三角和长三角。留在家的，就种点玉米、土豆，勉强糊口。”
“产业方面呢？”耿家勋问。
“难啊。”赵东升叹气，“我们想发展中药材，昭阳有天然优势，适合种天麻、三七。但问题一是没技术，种出来的品质不稳定；二是没销路，外地药商来收，压价压得厉害；三是没资金，农户想扩大规模，贷不到款。”
刘翠花接话：“还有茶叶。咱们高山茶其实品质很好，但没品牌，包装也土，卖不出价钱。我去年带样品去省里参加展销会，人家说这是‘山野茶’，上不了台面。”
“品牌需要长期培育。”耿家勋说，“但可以先从标准化生产入手，保证品质稳定，再慢慢建立口碑。”
“就是这个理！”赵东升眼睛一亮，“家勋同志，你是学经济的，这方面得多给我们出主意。我打算让你先熟悉情况，然后重点参与产业扶贫这一块。你看怎么样？”
“我听领导安排。”
李建国忽然开口：“家勋同志，你爷爷是耿老吧？”
包间里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向耿家勋。
“是。”耿家勋平静地回答。
“难怪。”李建国点点头，没再多说，但眼神里多了些复杂的东西。
赵东升笑着打圆场：“家勋同志来昭阳，就是昭阳的部。咱们不看背景，看能力。来，再喝一杯！”
这顿饭吃到九点多。耿家勋喝了不少，头有些晕。回宿舍的路上，王建军扶着他，小声说：“耿助理，李副县长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这么个人，直来直去。”
“没关系。”耿家勋确实没在意。他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迟早会被知道，重要的是自己怎么做事。
第二天早晨七点，生物钟准时叫醒了耿家勋。头还有点疼，但他坚持起床，洗漱后去了机关食堂。
食堂是间大平房，几十张方桌，部们自己拿碗打饭。早餐很简单：米线、馒头、咸菜。耿家勋打了碗米线，找了个角落坐下。
“耿助理，这里能坐吗？”
抬头，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
“请坐。”
“我叫周明，在扶贫办工作。”年轻人坐下，“昨天听说您来了，本想昨晚去见您，但听说赵县长给您接风，就没打扰。”
“周明同志你好。”耿家勋和他握手，“你对扶贫工作熟悉，以后要多向你请教。”
“不敢不敢。”周明连忙摆手，“您是博士，我是本地师专毕业的，该我向您学习。”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耿助理，您真要参与产业扶贫？”
“赵县长是这么安排的。”
周明看了看四周，声音更低了：“那您得有个心理准备。这事儿……不好办。”
“怎么说？”
“马书记不太赞成现在大搞产业。”周明说得隐晦，“他觉得县里没钱没技术，搞产业风险大，不如先把路修好，把基础打好。为了这个，县委常委会上吵过好几次了。”
耿家勋想起王洪涛的提醒和王建军在车上的话。看来这不仅仅是理念分歧，可能已经影响到具体工作的推进了。
“那你觉得呢？”他问周明。
周明愣了一下，没想到耿家勋会反问自己。他想了想，认真地说：“我觉得都有道理。路肯定要修，但产业也不能等。问题是钱就那么多，先修路还是先搞产业，这是个选择。”
正说着，食堂门口一阵动。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穿着旧中山装的男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人。他一进来，原本喧闹的食堂立刻安静了不少。
“马书记。”周明小声说。
昭阳县委书记马国富。耿家勋仔细看去，这位在昭阳工作三十年的老书记面容黝黑，皱纹深刻，眼神锐利，走路虎虎生风，确实有基层部特有的气场。
马国富打了饭，径直朝耿家勋这桌走过来。
“你就是京城来的耿家勋？”他声音洪亮。
“马书记好，我是耿家勋。”耿家勋起身。
“坐坐坐，吃饭呢，不兴这些虚礼。”马国富在他对面坐下，打量着他，“华清的博士，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不觉得委屈？”
“能为昭阳发展尽一份力，是我的荣幸。”
“话说的漂亮。”马国富笑了笑，但笑意没到眼底，“不过小耿同志，我得提醒你，昭阳不是京城，这里的情况复杂得很。纸上谈兵容易，真刀真枪起来，难。”
这话有些刺耳。周围几桌的部都竖着耳朵听。
耿家勋不卑不亢：“所以我来了，就是要向马书记和昭阳的部群众学习，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有这个态度就好。”马国富点点头，话锋一转，“听说赵县长让你搞产业扶贫？”
“赵县长有这个考虑。”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马国富喝了口粥，“但我要提醒你，昭阳底子薄，经不起折腾。前年有人要搞什么‘万亩果园’，结果技术不过关，树死了一半，老百姓亏了上百万。到现在还有人骂娘。”
“马书记说的是，所以更要科学规划，稳妥推进。”
马国富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好好。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他端着碗走了。食堂里的气氛这才松弛下来。
周明擦了擦额头的汗：“马书记就这个脾气，耿助理您别介意。”
“不会。”耿家勋反而觉得，马国富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比表面客气背后使绊子要好相处。
上午九点，耿家勋准时到赵东升办公室报到。
赵东升的办公室在二楼，比耿家勋想象中简朴。一张旧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套待客的沙发，墙上挂着昭阳县地图和脱贫攻坚作战图。
“家勋同志，坐。”赵东升正在看文件，示意他坐下，“昨晚休息得怎么样？”
“很好，谢谢县长关心。”
“那就好。”赵东升摘下眼镜，“今天开始正式工作了。我想让你先全面了解县情，给你一个月时间，跑遍全县十五个乡镇，特别是最困难的云雾山、大河坝、石板坡三个乡。怎么样，有信心吗？”
“有。”耿家勋回答得脆，“但我希望能有个熟悉情况的同志一起，顺便给我当翻译——听说有些村寨讲民族语言。”
赵东升笑了：“考虑得很周到。就让府办的王建军跟你去，他是本地人，又长期在办公室工作，情况熟。需要车的话，府办那辆桑塔纳你先用着。”
“谢谢县长。”
“别急着谢。”赵东升神色严肃起来，“家勋，你下去调研，不要只听汇报，要看实情。要去最偏远的村寨，访最困难的农户。昭阳的贫困到底是什么样子，你要亲眼看看，亲身体会。”
“我明白。”
“还有，”赵东升压低了声音，“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看到一些……不太好的现象。记住，多看多听，少说少评。把真实情况带回来，我们再一起研究。”
从县长办公室出来，耿家勋立刻找到王建军，商量调研计划。
“全县十五个乡镇，一个月跑完，时间很紧。”王建军摊开地图，“我的建议是，先跑东片的五个乡镇，再跑西片，最后集中时间跑南北两片最困难的。每个乡镇至少待两天，一天听汇报、看资料，一天下村入户。”
“可以。”耿家勋同意，“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吧。今天您准备一下，我也得跟家里交代一声——这一出去可能得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
回到宿舍，耿家勋开始整理调研要带的东西：笔记本、相机、录音笔（电池多备几节）、常用药、雨衣、手电筒，还有那支安幸茹送的钢笔。他特意换上了母亲准备的耐磨的裤子和运动鞋——接下来要走的山路，西装皮鞋可不行。
下午，他去街上转了转。昭阳县城真的不大，一条主街走完也就二十分钟。街上有几家杂货店、一个农贸市场、两家小饭馆，还有家招牌褪色的新华书店。他在书店买了本昭阳县志，又买了些信纸信封——答应安幸茹要写信的。
傍晚，他第一次在机关食堂吃晚饭。饭菜很简单：一个炒青菜，一个土豆丝，米饭管饱。吃饭时，他听到隔壁桌几个部在议论：
“听说新来的县长助理是耿老的孙子？”
“真的假的？那种家庭的人来咱们这儿嘛？”
“镀金呗，待两年就走了。”
“我看未必，昨天马书记在食堂试了他一下，小伙子还挺稳得住……”
耿家勋低头吃饭，假装没听见。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被观察、被议论。这很正常，他要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说话。
晚上，他第一次在昭阳的宿舍里写信。摊开信纸，却不知从何写起。最后，他写道：
幸茹：
我已平安抵达昭阳。这里比想象中更偏远，但也更真实。明天开始下乡调研，要走很多山路。我会用你送的相机多拍照片，让你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这里的人很朴实，领导对我也很关心。但能感觉到，基层工作确实复杂，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京城应该还很冷吧？昭阳晚上也有些凉，但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很暖和。我一切都好，勿念。
多保重。
家勋
2001年2月27夜
写完信，他走到窗前。昭阳的夜空很清澈，星星比北京多得多，也亮得多。远处山影黝黑，近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明天就要真正深入这片土地了。那些地图上的乡镇名字，那些统计报表上的数字，都将变成具体的村庄、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
他既感到压力，也充满期待。这是他选择的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夜深了，耿家勋关灯上床。临睡前，他想起爷爷的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明天，他就要真正走进群众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