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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更新时间:2026-06-29 13:09

离开大河坝,车子往北开。地势逐渐平缓,山不再那么陡峭,但植被依然稀疏。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煤烟混着尘土的气息。

“快到石板坡了。”王建军指着前方,“您看那些山,颜色都不一样了。”

耿家勋望去,果然,远处的山体呈现灰黑色,与之前看到的青灰色岩山明显不同。越靠近,空气中的煤烟味越浓。路况反而变好了些,至少是碎石铺面,不像之前完全是土路。

“石板坡有煤矿?”耿家勋问。

“有,还不小。”王建军说,“县里唯一像样的企业——昭阳煤矿就在这儿,省属国企,有上千职工。但奇怪的是,矿是矿,乡是乡,矿上富,地方穷。”

“资源诅咒。”耿家勋脱口而出。

王建军没听懂:“什么?”

“就是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反而经济发展不起来,群众也富不了。”耿家勋解释,“经济学里叫‘资源诅咒’。”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王建军恍然大悟,“石板坡就是这样。矿上的人工资高,住楼房,用自来水。可乡里的群众,还是住土房,喝窖水。矿上赚的钱,乡里一分拿不到,还落得个环境破坏。”

车子驶入石板坡乡地界。路两旁开始出现一些砖房,但大多破旧。远处能看到高高的煤矸石山,黑黢黢的像座坟冢。更远处有井架和运煤的皮带廊,传来机器的轰鸣声。

乡政府就在煤矿生活区旁边,一栋四层楼,外墙面贴着白色瓷砖,在这一带算是很“现代化”了。但仔细看,瓷砖已经发黄,有的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

乡党委书记刘大勇、乡长吴国庆在门口迎接。刘大勇五十来岁,膀大腰圆,说话嗓门洪亮;吴国庆四十出头,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

“欢迎耿助理!”刘大勇热情地握手,“早听说您要来了!王主任,好久不见!”

“刘书记,吴乡长。”王建军笑着打招呼,“这位就是耿助理。”

一行人进了会议室。会议室装修明显比其他乡好,有空调,有投影仪,桌椅也是新的。但空调没开,窗户敞着,煤烟味还是飘了进来。

“条件简陋,见笑了。”刘大勇嘴上客气,神情却有些自得,“我们乡因为有煤矿,基础设施比其他乡好点。但问题也多,唉。”

耿家勋开门见山:“刘书记,乡里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

“问题啊……”刘大勇点了支烟,“最大的问题是‘两张皮’。矿是矿,乡是乡,井水不犯河水。矿上每年给县里交税,但乡里一分钱好处捞不到。反而要承担环境破坏的后果——地陷了、水污染了、空气脏了,群众都来找乡里。”

吴国庆补充:“去年有个村,因为煤矿采空区塌陷,十几户房子开裂,群众堵了矿门。最后还是乡里出面调解,矿上赔了点钱,但远远不够修房子的。”

“矿上态度怎么样?”耿家勋问。

“国企嘛,牛得很。”刘大勇弹了弹烟灰,“矿长是正处级,跟赵县长级别一样高。我们去协调,人家爱答不理。说他们是省属企业,只听省里的。”

“群众对矿上什么态度?”

“又爱又恨。”吴国庆苦笑,“恨的是破坏环境,爱的是能去矿上打工。矿上正式工要关系,但临时工、装卸工这些岗位,还是能解决一些就业。一个月能挣七八百,比种地强多了。”

“乡里有没有尝试从煤矿发展中受益?比如争取一些补偿资金,或者搞点?”

“难啊。”刘大勇叹气,“我们也想。前年提出来,让矿上出资帮乡里修条路,人家说没这个义务。去年又说能不能把矿上的煤矸石给我们,我们搞砖厂,人家说要请示省公司,一请示就没下文了。”

耿家勋记下这些情况。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困境:资源被国企掌控,地方得不到实惠。

“除了煤矿问题,乡里自身发展有什么思路?”

“我们想搞煤炭深加工。”刘大勇来了精神,“煤矿卖原煤,一吨才几十块。如果我们能搞洗煤厂、焦化厂,附加值就上去了。但一没技术二没钱,只能想想。”

“还有服务业。”吴国庆说,“矿上几千职工,消费能力强。我们想在乡里搞集贸市场、餐饮住宿,但乡里基础太差,留不住消费。”

耿家勋听明白了。石板坡的问题确实特殊:它不完全是贫困,而是“富矿旁的贫困”;它不完全是没资源,而是“有资源没收益”。

“刘书记,吴乡长,我想下村看看,特别是受采矿影响大的村子。”

“行!咱们先去塌陷区那个村——石炭沟村。”

去石炭沟的路况复杂。一段是水泥路,显然是矿上修的;一段是土路,坑坑洼洼。越靠近矿区,环境越差。路边的树木都蒙着厚厚的煤灰,叶子发黑。河水是浑浊的灰黑色,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这就是煤矿排的废水。”刘大勇指着河,“以前这河能洗衣服,现在连牛都不喝。”

石炭沟村就在煤矿边上。远远就能看到,村里有些房子墙体开裂,用木柱勉强支撑着。村口聚集着一些人,看到乡领导的车,都围了上来。

“刘书记!矿上答应赔的钱,怎么还没到位?”

“吴乡长!我家房子裂缝又大了,万一塌了怎么办?”

“领导,这水本不能喝,我们买水都买不起了!”

七嘴八舌,情绪激动。

刘大勇下车,大声说:“乡亲们,静一静!这是县里新来的耿助理,专门来了解情况的。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个个说!”

村民们看向耿家勋,眼神里有怀疑,也有期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走上前:“领导,我叫赵老栓。我家房子去年开始裂缝,现在能塞进一个拳头。去找矿上,矿上说这是自然沉降,不是采矿造成的。您给评评理!”

耿家勋跟着赵老栓去看房子。这是一栋两层砖房,墙体从上到下裂开一道大口子,用两碗口粗的木头撑着。屋里不敢住人,全家挤在旁边的窝棚里。

“这房子盖了十几年了,以前好好的。”赵老栓老伴抹着眼泪,“就是矿上在底下挖煤,地塌了。可矿上不认账,我们老百姓找谁说理去?”

“鉴定过吗?”耿家勋问。

“鉴定了。”吴国庆说,“县国土局来人看过,说是采空区塌陷影响。但矿上不认县里的鉴定,说要省里的鉴定才行。省里来人一趟不容易,拖了大半年了。”

正说着,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过来,急刹车停住:“刘书记!不好了!矿上运煤车把我们村的路压坏了,还撞倒了王寡妇家的围墙!”

“什么?!”刘大勇脸色一变,“走,去看看!”

一群人赶到村西头。只见一辆重型运煤车陷在泥坑里,车轮打滑,把路面刨出一个大坑。旁边一户人家的围墙被撞倒一段,碎砖散了一地。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坐在地上哭。

运煤车司机跳下车,不但不道歉,反而骂骂咧咧:“谁让你们把路修这么窄!赶紧找人来推车,耽误了运煤,你们赔得起吗?”

“你怎么说话的!”刘大勇火了,“压坏路,撞倒墙,还有理了?”

“我是矿上的车,你们乡里管不着!”司机态度嚣张。

耿家勋上前:“师傅,不管你是哪里的车,压坏路就要负责,撞倒墙就要赔偿。这是基本道理。”

“你谁啊?”司机斜眼看他。

“我是县里部耿家勋。”

司机愣了一下,气势稍弱,但嘴还硬:“我……我也是按矿上规定跑车。要赔偿找矿上去,我就是个开车的。”

场面僵持。这时,几辆摩托车驶来,是矿上保卫科的人。领头的科长认识刘大勇,皮笑肉不笑:“刘书记,怎么又闹上了?不就是点小事嘛。”

“小事?”刘大勇指着被撞倒的围墙,“把人家的墙撞倒了是小事?把路压坏了是小事?”

“路坏了矿上修,墙倒了矿上赔。”科长轻描淡写,“但你们不能堵着车啊,这车煤今天必须送到电厂,耽误了发电,责任谁担?”

他话里带着威胁。耿家勋听出来了,矿上的人本没把乡里放在眼里。

“科长同志,”耿家勋开口,“赔偿当然要赔,但态度要端正。矿上车压坏乡里的路、撞倒群众的墙,司机不但不道歉,还出言不逊。这是矿上职工应有的素质吗?”

科长这才仔细打量耿家勋:“您是……”

“县里新来的耿助理。”

“哦,耿助理。”科长语气稍微客气了点,“这事儿我们会处理。这样,先让车走,赔偿问题明天到矿上谈,行不行?”

“车可以走,”耿家勋说,“但要立个字据,写清楚事情经过和赔偿承诺。司机要道歉。”

科长脸色变了变,但看耿家勋态度坚决,又看看围观的群众,只好妥协:“行行行,写个字据。小张,给人家道歉!”

司机不情愿地道了歉。科长写了字据,按了手印。运煤车被推出来,扬长而去,留下漫天煤尘。

“看到了吧?”刘大勇对耿家勋苦笑,“每次都是这样。矿上的人趾高气扬,乡里憋屈,群众受气。”

回到赵老栓家,耿家勋心情沉重。他问:“像赵大爷家这样的情况,村里有多少户?”

“有二十多户。”吴国庆说,“都是离矿近的。远的还好些,但饮水污染是全村的问题。”

“乡里有没有想过整体搬迁?”

“想过,但没钱。”刘大勇说,“我们算过,整村搬迁,加上征地、建房、配套,至少要五百万。乡里哪拿得出?县里也困难。”

耿家勋在村里走了一圈。石炭沟村的环境确实恶劣:空气污浊,水质肮脏,房屋开裂,道路破损。但奇怪的是,村里有不少新建的砖房,有的还贴了瓷砖。

“这些新房是?”

“都是有人在矿上打工挣钱盖的。”刘大勇解释,“所以群众对矿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恨它破坏环境,一方面又离不开它提供的就业机会。”

“典型的资源诅咒。”耿家勋再次想到这个词。资源带来了就业和收入,但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和社会矛盾。地方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和收益分配。

傍晚回到乡政府,耿家勋提出想见见煤矿的领导。

“矿长恐怕不会见。”吴国庆说,“不过分管后勤的副矿长老李,我认识,可以约一下。”

晚上,在乡政府食堂的小包间,耿家勋见到了昭阳煤矿的副矿长李长河。李长河五十多岁,白白胖胖,穿着夹克衫,手腕上戴着块金表,一副企业领导的派头。

“李矿长,这位是县里新来的耿助理。”刘大勇介绍。

“耿助理,年轻有为啊!”李长河握手很敷衍,自顾自坐下,“刘书记今天叫我来,还是为石炭沟的事?”

“不只是石炭沟,是想和矿上探讨一下地企,共同发展。”耿家勋说。

李长河笑了:“?怎么?我们矿是省属企业,生产计划、销售渠道、利润分配,都是省公司定的。和地方上,就是纳税关系,别的谈不上。”

“但矿在石板坡,总要对地方有些反哺吧?”耿家勋不卑不亢,“比如环境治理,比如解决塌陷区群众搬迁,比如帮助乡里发展配套产业。”

“耿助理,您说的这些,我们都考虑过。”李长河点了支烟,“但企业有企业的难处。我们矿效益也不好,煤炭价格低,成本高,年年亏损。省公司还要我们减员增效,哪有余力管地方的事?”

“可矿上的车压坏乡里的路,矿上的废水污染乡里的河,矿上的采空区导致群众房屋开裂。这些损失,矿上总要负责吧?”

李长河脸色沉下来:“耿助理,话不能这么说。路是运煤车压坏的,但煤是给国家运的,是为了经济建设。废水是处理过才排放的,符合国家标准。房屋开裂是不是采矿造成的,要有科学鉴定。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矿上扣。”

话不投机。饭吃得索然无味。李长河匆匆吃完就走了,临走时说:“耿助理,您刚来,不了解情况。矿地关系复杂,我劝您少掺和。”

这话带着警告意味。

李长河走后,刘大勇叹气:“看到了吧?就这态度。每次谈,都是这套说辞——企业困难,要听省里的,没余力。”

“矿上真的亏损吗?”耿家勋问。

“亏不亏损不知道,但矿领导坐的是奥迪,住的是别墅,子女都在省城上学。”吴国庆冷笑,“去年矿上建职工俱乐部,花了三百万。可让他们拿三十万修段路,就说没钱。”

耿家勋明白了。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矿上掌握了资源,就不把地方放在眼里。而地方缺乏制约手段,只能忍气吞声。

“耿助理,您有什么想法?”刘大勇问。

“我在想,能不能从更高层面推动。”耿家勋说,“矿是省属企业,县里管不了。但省里呢?如果能争取省里出台政策,要求资源型企业反哺地方,或许能打开局面。”

“难啊。”刘大勇摇头,“省里会为了我们一个乡,去得罪一个国企?”

“不试试怎么知道?”耿家勋眼神坚定,“而且,不是得罪,是推动共赢。矿在地方,也需要地方支持。如果地企矛盾激化,群众闹事,影响生产,对矿上也没好处。这是双输。我们要争取双赢。”

吴国庆眼睛一亮:“双赢……怎么双赢?”

“我有个初步想法。”耿家勋说,“矿上不是有煤矸石吗?那是废弃物,堆放占地,还污染环境。如果我们乡里搞煤矸石制砖,既解决了矿上的环保压力,又给乡里创造了产业。这不是双赢吗?”

“可上次提过,矿上不同意啊。”

“上次是以乡里的名义提的,分量不够。”耿家勋分析,“如果以县里的名义,甚至请省里相关部门协调,可能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可以把方案做得更完善——不是白要煤矸石,是办厂,矿上以废料,乡里出地出人,收益分成。”

刘大勇和吴国庆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希望。

“还有塌陷区搬迁。”耿家勋继续说,“不能只让乡里和县里承担。要争取把搬迁纳入矿山环境治理基金,这是国家有政策的。我们可以请省国土厅、环保厅下来调研,用事实说话。”

“耿助理,您要是能推动这些事,那就是石板坡的大恩人啊!”刘大勇激动地说。

“先别这么说。”耿家勋很清醒,“这些都是长期工作,短期内很难见效。眼下最急迫的,是解决石炭沟群众的实际困难。房屋开裂的危险户,要临时安置;饮水污染的问题,要提供净水源。”

“乡里想办法。”刘大勇表态,“再难也要办。”

晚上,耿家勋在宿舍整理调研笔记。石板坡的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它不像云雾山和大河坝,是纯粹的“匮乏型贫困”;它是“失衡型贫困”——资源有,但分配不公;发展有,但代价巨大。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

资源诅咒的本质是制度缺失。缺乏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机制,缺乏有效的环境补偿机制,缺乏平等的地企协商机制。破解之道在于制度建设。

短期:解决群众急难——安置、饮水、赔偿。

中期:推动地企——煤矸石利用、劳务对接、基建共建。

长期:争取政策突破——收益分享、环境基金、产业延伸。

写完后,他推开窗户。夜空中看不到星星,只有矿区的灯光和弥漫的煤烟。机器轰鸣声24小时不停,这是工业的声音,也是破坏的声音。

他想起了经济学课堂上的讨论:发展一定要以环境为代价吗?增长一定要以公平为牺牲吗?

当时觉得这是理论问题,现在才知道,这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现实中寻找平衡,寻找出路。

第二天离开石板坡前,耿家勋又去了一趟石炭沟村。他找到赵老栓,掏出五百块钱:“赵大爷,这钱您拿着,先租个安全点的房子住。您家房子的事,我一定尽力推动解决。”

“领导,这使不得……”赵老栓推辞。

“拿着。”耿家勋坚持,“这是我的工资,净钱。您要保重身体,事情要解决,人要好好的。”

赵老栓颤抖着手接过钱,老泪纵横:“领导,您是个好人……我们老百姓,就盼着有个说理的地方……”

离开石炭沟时,很多村民来送。他们没说太多话,但眼神里的期盼,比任何语言都有分量。

车子驶离石板坡,煤烟味渐渐淡去。耿家勋回头望去,那座黑黢黢的煤矸石山,像一块巨大的伤疤,烙在大地上。

“王主任,十五个乡镇,我们已经跑了三个最困难的。”耿家勋说,“剩下的,可能条件好些,但问题也不会少。”

“是啊。”王建军感叹,“耿助理,这一个月跑下来,我真是佩服您。很多县领导下来,就是听听汇报,吃顿饭,拍个照。您是真正在了解情况,在想解决办法。”

“这是我该做的。”耿家勋看着窗外,“而且,这才刚刚开始。了解情况容易,解决问题难。回县里后,怎么向领导汇报,怎么争取支持,怎么推动落实,每一步都不容易。”

“您有赵县长支持。”

“光有领导支持不够,还要有具体方案,要有可行路径,要有群众基础。”耿家勋说,“王主任,接下来的乡镇,我们更要仔细看。昭阳的问题很多,但机会也很多。我们要把问题摸透,把机会找准。”

车子在山路上行驶。远处,云雾山的方向,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近处,梯田层层叠叠,有农人在劳作。

这片土地如此艰难,又如此坚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石缝里求生存,在困境中找希望。

而耿家勋要做的,就是让石缝里开出花,让希望变成现实。

他知道这很难,但他已经踏上了这条路。

这条路上,有爷爷的期望,有导师的嘱托,有群众的期盼,还有自己的初心。

他必须走下去。

而且要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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