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王建军就来敲门了。
“耿助理，该出发了。今天要赶早，去云雾山的路不好走。”
耿家勋快速洗漱，换上耐磨的衣裤和登山鞋。在食堂匆匆吃了碗米线，两人就上了那辆桑塔纳。后备箱塞满了东西：两箱方便面、几瓶矿泉水、手电筒、雨衣，还有王建军准备的“硬通货”——几条红塔山香烟和几包水果糖。
“山里人家，带点小东西好说话。”王建军解释道。
车子驶出县城，很快拐上土路。起初还能看见零星的村寨，越往山里走，人烟越稀少。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有些路段紧贴着悬崖，车轮边就是几十米的深谷。
“王主任，这条路经常走吗？”耿家勋抓紧扶手，努力适应颠簸。
“每个月至少跑两趟。”王建军稳稳把着方向盘，“云雾山是咱们县最穷的乡，也是我的老家。每次回去，心里都不是滋味。”
开了两个多小时，前方出现一个岔路口。一块斑驳的路牌指向左边：“云雾山乡政府 15km”。但王建军却打了右转向。
“不去乡里？”
“直接下村。”王建军说，“乡里听汇报，和实际看到的是两回事。咱们先去最远的村子——云上村。”
右拐的路几乎不能叫路，只是被车轮压出来的泥土车辙。路边杂草丛生，不时有树枝刮擦车身。又颠簸了近一个小时，前方豁然开朗——一片山坡上，散落着几十户土坯房。
这就是云上村。
车子停在一棵老核桃树下。几个正在晒太阳的老人好奇地看过来，孩子们从屋里跑出来，远远站着，不敢靠近。
王建军下车，用当地土话大声打招呼。老人们认出他，脸上露出笑容。他拿出水果糖分给孩子们，小家伙们这才怯生生地凑过来。
“这是县里新来的耿助理，来看大家。”王建军介绍。
“领导好，领导好。”一位缺了门牙的老大爷连连点头，递过来一个小板凳。
耿家勋接过坐下，环顾四周。村子比他想象的更破败。大多数房子是土坯墙，茅草顶，有些已经开裂。唯一像样的建筑是村口那间刷了白灰的平房，墙上写着“云上村小学”。
“老人家，今年收成怎么样？”耿家勋问。
老大爷叫王老贵，七十三岁，是村里最年长的。他叹了口气：“玉米遭了虫，土豆长得好，但卖不起价。去年一斤土豆卖三毛，今年贩子只给两毛五。”
“村里主要收入靠什么？”
“年轻人出去打工，像我儿子，在广东电子厂。我们老的在家种地，养两头猪，几只鸡。”王老贵指着远处山坡，“那是村里的茶山，以前集体时候种的，现在分到各家。但路不通，茶贩子不肯上来收，自己背下山，卖的钱还不够功夫钱。”
正说着，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匆匆赶来，老远就喊：“王主任！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这是云上村的村支书李有田。王建军给他和耿家勋做了介绍。李有田握着耿家勋的手，手很粗糙，很有力。
“耿助理，一路辛苦！快到村委会坐。”
所谓的村委会，就是两间土坯房，外间摆着几张破旧的桌椅，里间堆着农具。墙上贴着计划生育宣传画和几张褪色的奖状。
耿家勋没有急着坐下，而是说：“李支书，能不能带我在村里转转？”
“行，行！”
三人走在村里凹凸不平的土路上。耿家勋注意到，很多房子门口坐着老人和小孩，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经过小学时，他停下来。
“能进去看看吗？”
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二十多个孩子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混坐在里面。唯一的老师是个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的民办教师，正在教识字。黑板是用木板刷了黑漆做的，已经斑驳。
“杨老师，辛苦了。”王建军打招呼。
杨老师停下来，看清来人，连忙放下粉笔：“王主任！您来了！”
“这是县里新来的耿助理。”
杨老师有些拘谨地握手。耿家勋问：“学校现在有什么困难？”
“困难太多了。”杨老师苦笑，“教室漏雨，桌椅坏了没钱修。最缺的是书，孩子们除了课本，没别的书看。还有……”他压低声音，“我的工资已经三个月没发了，说是乡里财政困难。”
耿家勋心里一沉。他拿出笔记本记下，又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从小学出来，李有田带他们去看茶山。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了半个多小时，眼前出现一片茶园。茶树长得稀疏，杂草丛生。
“这是七十年代种的，老品种了。”李有田说，“产量低，品相也不好。前年乡里说要改造，请了技术员来看，说全部要换种，一亩地光苗钱就要五百块。村里哪拿得出这个钱？”
“乡里没支持吗？”
“支持了，每亩补一百块。”李有田摇头，“剩下的要农户自筹。可一亩茶园一年也就挣三四百块，谁愿意投钱换种？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一千多。”
耿家勋蹲下，抓了把土。土质不错，是适合茶树生长的酸性红壤。问题确实出在品种和管理上。
“村里像这样的茶园有多少亩？”
“大概三百多亩，分给八十多户。但认真管的不多了，好多都荒了。”
下山路上，耿家勋问：“李支书，你觉得村里最急需解决什么问题？”
李有田想都没想：“路！从村里到乡里，十八公里，全是这样的山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去年老王家媳妇难产，找了几个人用门板抬着往乡卫生院送，走到一半，人就不行了……”
他声音低下去，眼圈红了。
王建军拍拍他的肩：“老李，这次耿助理来，就是了解情况的。县里会想办法。”
中午在村委会吃饭，李有田媳妇做了几个菜：腊肉炒土豆片、炒鸡蛋、野菜汤。饭是玉米掺大米。吃饭时，陆续有村民闻讯赶来，围在村委会门口。
耿家勋放下碗，走到门口，和村民聊起来。
“领导，咱们村的电什么时候能通啊？现在天一黑就点煤油灯，费钱还不亮。”
“领导，村口那口井了，现在吃水要走两里地去挑。”
“领导，我娃在广东打工，老板拖欠工资，该找谁啊？”
问题一个接一个，都是最具体、最迫切的民生困难。耿家勋一一记下，能解答的就解答，解答不了的就如实说需要研究。
下午，耿家勋提出要去最困难的几户看看。李有田带他们去了村西头的王老栓家。
这是耿家勋这辈子见过最穷的家：一间歪斜的土坯房，屋顶漏着光，屋里黑乎乎的。除了一张破床、一口铁锅、几个瓦罐，几乎什么都没有。王老栓七十多岁，腿有残疾，老伴去世多年，儿子在外打工，几年没音讯了。
“王大爷，吃饭怎么办？”耿家勋问。
“村里给办了低保，一个月三十块。”王老栓说话漏风，“自己种点菜，邻居偶尔给点米。还能活。”
三十块，在京城还不够一顿像样的饭。耿家勋心里堵得难受。他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是父亲给的应急钱——塞到老人手里。
“这不行，这不行！”王老栓连连推拒。
“大爷，您拿着，买点肉吃。”耿家勋坚持，“我是县里部，看到您这样，心里过意不去。”
王建军也劝，老人才颤抖着手收下，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泪花。
从王老栓家出来，耿家勋沉默了。王建军看他脸色不好，轻声说：“耿助理，云上村还不是最差的。云雾山有五个村，条件都差不多。全县像这样的村子，少说有几十个。”
“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点改变都没有？”耿家勋问。
“原因很多。”王建军点了支烟，“一是确实穷，没钱搞建设；二是留不住部，稍微有点能力的，都想往外调；三是……”他犹豫了一下，“三是有些部觉得，反正穷了这么多年，也不差这几年，等靠要思想严重。”
傍晚，他们离开云上村，开车去乡政府。一路上，耿家勋看着窗外连绵的群山，心里沉甸甸的。那些统计报表上的数字——贫困发生率、人均收入、适龄儿童入学率——此刻都有了具体的面容：王老贵无奈的表情，杨老师疲惫的眼神，王老栓颤抖的双手。
到乡政府时，天已经黑了。云雾山乡政府是一排两层楼的砖房，院子里停着几辆摩托车。书记乡长都在等着，晚饭已经准备好。
乡党委书记叫张大山，五十出头，说话嗓门大；乡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叫杨志文，看起来挺练。
饭桌上，张大山热情地敬酒：“耿助理，您能来我们云雾山，是我们的荣幸！我代表全乡一万两千群众，敬您一杯！”
“张书记客气了。”耿家勋举杯，“今天我去云上村看了看，情况确实很困难。”
“是啊！”张大山叹气，“我们乡七个村，五个是贫困村。去年全乡财政收入六十八万，还不够发工资的。每次去县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
“乡里有什么发展思路？”耿家勋问。
“思路有，但难落实。”张大山说，“我们想发展高山蔬菜，这里气候适合种反季节蔬菜。但一是没技术，二是没冷库，菜种出来运不出去就烂了。也想过搞旅游，云雾山风景好，但路不通，谁来啊？”
杨志文补充：“最关键还是路。从乡里到县里，五十八公里，开车要三个多小时。一下雨就塌方，一断就是十天半个月。路不通，什么都白搭。”
“修路的钱从哪里来？”耿家勋问到了关键。
张大山和杨志文对视一眼，苦笑道：“向上要呗。年年打报告，年年没下文。县里说没钱，省里说排队。我们也知道，比我们困难的地方多的是。”
饭后，耿家勋被安排在乡政府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两间空房，床板硬邦邦的，被子有股霉味。王建军打来热水：“耿助理，条件差，您将就一下。”
“已经很好了。”耿家勋确实累了，浑身酸痛。
洗漱完，他坐在床边，打开笔记本，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写到王老栓家时，他停笔良久，最后重重写下：
理论脱离实际是最大的贫困。不到一线，不知民生之艰。
写完记，他拿出信纸，给安幸茹写信：
幸茹：
今天去了云雾山乡最偏远的云上村。这里的贫困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土坯房，茅草顶，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大山。
村里的孩子要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老师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还在坚持上课。一个七十多岁的残疾老人，靠每月三十块低保生活。我给了他两百块钱，他哭了。
以前在书本上学“贫困”“脱贫”，觉得是概念。今天才知道，那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苦难。
我心里很难受，但更坚定了要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决心。
京城应该已是春意盎然了吧？云雾山还冷，晚上要盖厚被子。
很想你。
家勋
2001年2月28夜于云雾山乡
信写好了，却没有地方寄——要等回县城才能找到邮局。耿家勋把信收好，躺在床上。窗外是深沉的黑暗，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山野寂静。
他失眠了。闭上眼睛，就是王老栓那双颤抖的手，就是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他想起了爷爷常说的话：“我们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什么叫服务？就是解决群众最急难愁盼的问题。”
现在，问题就在眼前，他该怎么办？
辗转反侧到半夜，他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他走在一条泥泞的山路上，前面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后面是无数双期盼的眼睛。他要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第二天一早，耿家勋被敲门声叫醒。是王建军：“耿助理，张书记说今天带咱们去另外两个村看看。”
接下来三天，他们跑遍了云雾山乡七个村。每个村的情况大同小异：交通闭塞，产业单一，青壮年外出，老弱留守。但耿家勋也发现了一些亮点——有的村有很好的竹林资源，可以发展竹编；有的村水质特别好，适合养鱼；有的村保留着完整的民族服饰技艺。
第三天晚上回到乡政府，张大山召集了乡领导班子，请耿家勋谈谈看法。
耿家勋没有客气，他摊开笔记本：“这几天看了七个村，我想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所有人都看着他。
“第一，云雾山的本问题是交通。但修路大，短期内难以解决。我们可以先争取资金，把最危险的几处塌方路段加固，至少保证雨季不断路。”
张大山点头：“这个我们想过，但加固也要钱。”
“钱可以多渠道筹措。除了向上争取，还可以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我去过几个村，村民对修路的积极性很高，愿意出力。”
“第二，产业不能等。路要修，产业也要抓。我注意到，各村其实都有特色资源，但缺乏组织和市场对接。”耿家勋继续说，“比如云上村的茶园，品种老化是事实，但能不能不急于全部换种，而是先改造一部分，做出示范效应？比如先改造五十亩，乡里协调技术指导，村里组织社统一管理，县里帮忙找销路。有了成功样板，其他农户自然会跟上。”
杨志文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好！小步快走，先试点。”
“第三，要挖掘本地人才。”耿家勋说，“我在下寨村看到几个老人竹编手艺很好，但只是自用。能不能组织起来，请外面的师傅来指导，开发一些旅游纪念品？哪怕一开始卖不了多少钱，至少让群众看到，本地资源是有价值的。”
“第四，教育医疗的欠账要尽快补上。”说到这个，耿家勋语气严肃，“云上村杨老师三个月没发工资，还在坚持上课。村医的药品短缺，连感冒药都没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民生，不能拖。”
会议室里很安静。张大山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耿助理，你说的都在理。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们乡部就这么几个人，事情千头万绪，顾不过来啊。”
“张书记，我理解乡里的困难。”耿家勋诚恳地说，“我这次来调研，就是要把真实情况带回去，向县里汇报。但我觉得，咱们自己也要想办法。有些事不需要多少钱，比如组织竹编培训、整理茶园，主要是组织协调的工作。”
“您说得对。”张大山掐灭烟头，“这样，耿助理，您回县里后，帮我们多呼吁。我们乡里也抓紧，先把能的起来。竹编这个事，志文你牵头，找几个手艺人先试试。茶园改造，我亲自抓云上村那个点。”
会议开到很晚。散会后，王建军对耿家勋说：“耿助理，您今天讲的，张书记听进去了。他这个人，脾气倔，但真想事。”
“能事就好。”耿家勋说，“王主任，明天咱们去大河坝乡？”
“对。大河坝的情况又不一样，那里是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比云雾山还难。”
回到房间，耿家勋继续写调研笔记。他把在云雾山看到的问题、听到的建议、自己的想法，分门别类整理出来。特别是茶园改造和竹编产业，他画了简单的流程图。
窗外的山风吹得窗户咯吱响。油灯下，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随着笔尖移动而晃动。
来昭阳第四天，他终于摸到了一点基层工作的门道：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要发现潜藏的机会；既要向上争取支持，也要激发内生动力；既要有长远规划，也要从眼前能做的事做起。
这和在校园里做课题研究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完美的数据模型，只有复杂的现实矛盾；没有清晰的逻辑推演，只有各种利益的交织；没有纸上谈兵的从容，只有必须面对的紧迫。
但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那些抽象的理论，在这里找到了落地的土壤；那些宏大的政策，在这里看到了具体的承载。
夜深了，他收起笔记本。明天要去更艰苦的大河坝乡，那里有更严峻的挑战等着他。
但他不再有初来时的忐忑，反而有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因为他知道，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有无数人在等待着改变。而他，愿意成为这改变的一部分。
哪怕只是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