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的京城，空气里弥漫着爆竹硝烟和饺子馅混合的味道。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是团聚的时刻，但对耿家勋而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中央选调生的面试安排在小年那天。地点设在中央党校内的一栋老楼，红砖灰瓦，爬满枯藤，显得庄重而肃穆。早晨七点，耿家勋已经等在候考室。他穿着母亲董霞特意准备的藏青色西装，熨帖挺括，既不过分张扬，又显得稳重得体。
候考室里坐了二十多人，都是各校的佼佼者。耿家勋认识其中几个——京大的刘振宇，人大的周婷，还有本校法学院的陈默。大家互相点头致意，气氛有些微妙，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未来可能同僚。
“家勋。”陈默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说今年面试改革了，加了个‘情景模拟’环节。”
“什么情景？”
“不知道，据说挺刁钻的。”陈默推了推眼镜，“你家老爷子没透露点什么？”
耿家勋摇摇头：“爷爷从来不谈这些。”
正说着，工作人员走进来：“一号，耿家勋，请准备。”
候考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耿家勋——这个笔试第一名的华清博士，耿老的孙子。目光里有好奇，有审视，也有隐隐的较劲。
耿家勋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整理了下领带。他拿起公文包，跟在工作人员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声声敲在心上。
面试室是一间中型会议室，长方形会议桌对面坐着五位考官。正中间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戴着老花镜，面前摆着“主考官”的牌子。耿家勋认得他——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
两侧分别是组织部、发改委、教育部和一位他不认识的部。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轻微的滋滋声。
“请坐。”主考官声音温和。
“谢谢各位考官。”耿家勋微微鞠躬，在指定位置坐下，腰背挺直，双手自然交叠放在桌上。
“耿家勋同学，”主考官翻看着他的材料，“笔试成绩很好。今天我们主要想通过几个问题，了解一下你对一些实际问题的看法。”
“是。”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被分配到贫困县工作，发现当地存在虚报扶贫数字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问题直截了当，甚至有些尖锐。候考时陈默的提醒在脑中闪过——这恐怕就是“情景模拟”的开始了。
耿家勋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略微思考了几秒，才开口：
“首先，我会进行核实。虚报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基层部急于出成绩，可能是统计口径理解有误，也可能是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在得出结论前，需要谨慎调查。”
“如果核实后发现确实是故意虚报呢？”
“那么我会按照组织程序，向分管领导汇报，并提出整改建议。”耿家勋顿了顿，“但更重要的是，我会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源。是不是考核指标过于看重数字？是不是部培训不到位？要从本上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调整考核方式，加强部教育，建立更科学的评估体系。”
考官们交换了下眼神。主考官继续问：“如果你的分管领导暗示你‘不要太较真’，你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更尖锐了。耿家勋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微微出汗。他想起爷爷的嘱咐：办实事，说真话。
“我会尊重领导，但也会坚持原则。我会用详实的数据和分析，向领导说明真实情况的重要性。脱贫攻坚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工作，虚报数字不仅违背党性，最终损害的也是群众利益。”他语气平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我相信，只要沟通到位，领导会理解和支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主考官点点头，看不出是否满意。旁边的教育部官员接着问：
“你在博士论文里提到‘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如果到了基层，你准备如何打破贫困地区的‘路径依赖’？”
这个问题更贴近耿家勋的专业。他精神一振：
“路径依赖的打破需要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相结合。具体到贫困地区，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比如通过招商引资发展特色产业；二是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三是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四是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这其中，产业扶贫是关键，但必须结合当地实际，不能盲目跟风。”
“能举个具体例子吗？”
“比如昭阳县，我研究过那里的情况。当地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但一直停留在原料供应阶段，附加值低。如果能够引入龙头企业，建立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同时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能打破‘种了卖原料’的路径依赖，实现产业升级。”
回答过程中，耿家勋注意到最右边那位一直没说话的考官，在听到“昭阳县”时抬了抬眼皮。
接下来几个问题涉及农村土地流转、乡村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等，耿家勋一一作答，尽量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结合。他能感觉到，考官们的问题在逐渐深入，像是在探测他思考的深度和边界。
四十分钟后，主考官看了看表：“最后一个环节，情景模拟。请看大屏幕。”
会议室前方的投影幕布亮起，出现一段视频：
画面是一个简陋的村委会办公室，几位村部正在开会。突然，一群村民冲进来，情绪激动：
“凭什么征地补偿款少了那么多！”
“说是修路，结果路修到书记家门口就不修了！”
“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
主考官说：“假设你是这个乡新来的副乡长，正在参加这个会。请现场模拟，你会如何处理。”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其他考官都看向耿家勋，等待他的反应。
这是一个典型的处理场景。耿家勋在脑海中快速分析：矛盾焦点是征地补偿和道路建设不公，村民情绪激动，现场可能失控。
他没有急着“表演”，而是先站起身，走到会议室中央，面向考官们——他想象他们是村民和村部。
“各位乡亲，各位村部，大家先冷静一下。”他开口，声音平和但清晰，“我是新来的副乡长耿家勋。我刚到咱们乡，对情况还不完全了解，但请大家相信，我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依法依规解决问题。”
他先表明身份和态度，稳定局面。
“这样，咱们一个个说。这位大叔，您刚才说补偿款少了，能具体说说情况吗？是哪块地？按照什么标准补偿的？您觉得应该补多少？”
他转向想象中的第一个村民，引导对方具体化问题，避免泛泛而谈。
在听取“村民”陈述（实际上是他自己设想的几种可能情况）后，他转向“村部”：
“李书记，征地补偿的标准和发放情况，乡里有没有备案？能不能把相关文件拿出来，大家一起核对？”
这句话既是在核实情况，也是在公开透明地处理问题，避免暗箱作的嫌疑。
接着，他面对“村民”：
“乡亲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征地补偿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道路建设也是全乡发展的大事。今天大家反映的问题，我记下来了。我承诺：第一，三天内，我会把补偿款的发放标准和每户的具体情况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明细；第二，道路建设规划我会向县交通局核实，如果确实存在不公，一定纠正；第三，下周一下午两点，还在这里，我会向大家汇报调查进展。”
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和承诺，让群众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但是，”他语气严肃起来，“反映问题要依法依规，聚众闹事、扰乱正常办公秩序，既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触犯法律。请大家先回去，给我一点时间调查。如果到时候我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公平，大家再来找我，我绝不推诿。”
软硬兼施，既表达解决问题的诚意，也明确底线。
模拟结束，耿家勋回到座位。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呼吸还算平稳。
五位考官低声交流了几句。主考官最后问：“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你调查后发现补偿款确实被克扣了，而涉及此事的部是你的直接上级，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比情景模拟更进一层，直指部监督和处理的难题。
耿家勋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决定他能否通过面试。
“我会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和法律法规处理。”他字斟句酌，“首先，收集确凿证据；其次，向纪检监察部门报告；第三，配合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注意方式方法，但不会因为涉及上级就回避问题。党风廉政建设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
他说得很慢，但很坚定。
主考官看着他，良久，点了点头：“面试到此结束。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各位考官。”耿家勋起身，再次微微鞠躬，退出了会议室。
门在身后关上，他才感觉到后背已经湿了一片。走廊里的冷空气让他打了个寒颤，但头脑却异常清醒。他回忆着每一个问题和自己的回答，评估着得失。
回到候考室时，陈默已经面试完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样？”耿家勋低声问。
“别提了，”陈默苦笑，“那个情景模拟，我差点没反应过来。你抽到什么题？”
“处理。”
“一样。你咋处理的？”
耿家勋简单说了说。陈默听完，瞪大了眼睛：“你还敢说‘如果涉及上级也绝不妥协’？我的天，你也太敢说了！”
“实事求是总是没错的。”
“理论上是这样……”陈默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耿家勋在忐忑中等待结果。期间他回了趟家，陈老从人大开会回来，特意下厨给他包了饺子。
“听说你面试时表现不错。”饭桌上，陈老夹了块排骨给孙子，“你王老师打电话来说，政策研究室的老赵对你评价很高。”
“赵主任？”耿家勋想起那位主考官。
“嗯，他是你爷爷的老部下。”陈老轻描淡写地说，但话里有话，“不过家勋，你要记住，别人夸你，不一定都是好事。到了基层，那些夸奖可能变成包袱，也可能变成靶子。”
“我明白，。”
陈老看着他，眼神里有欣慰，也有担忧：“纪委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年轻部，刚开始满腔热血，后来……总之，守住本心最难。尤其是你这样的家庭背景，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也会有无数种诱惑靠近你。”
“我会小心的。”
“不是小心，是要坚定。”陈老放下筷子，“你爷爷当年下放西北，条件比你现在苦多了。没吃的，没喝的，但他带着老乡修水库、种果树，硬是把一个穷山沟变成了模范村。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装着群众，手里握着原则。”
耿家勋郑重地点点头。他想起父亲书柜里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年轻的爷爷站在黄土坡上，身后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春节在鞭炮声中到来又过去。正月初七，各单位刚上班，选调生录取通知就下来了。
耿家勋被分配到滇南省昭阳县，任县长助理（副科级），这是选调生的常规起点。同时录取的还有刘振宇（去甘省）、周婷（去湘西）、陈默（留京某部委）等二十三人。
通知下来的当天晚上，耿家勋接到王洪涛的电话：
“结果知道了？”
“知道了老师，昭阳县。”
“嗯。”王洪涛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家勋，有件事要跟你说。昭阳的县委书记叫马国富，五十三岁，在当地工作了三十年，从公社事一路上来。县长叫赵东升，四十七岁，是从省发改委空降的，去了两年。”
耿家勋立刻明白，这是老师在给他介绍情况。他拿出笔记本：“您说。”
“马国富是本地部的代表，在昭阳基很深，但思想可能相对保守。赵东升是省里派去推动改革的，和马国富之间……有些理念分歧。”王洪涛说得很含蓄，“你去了，是县长助理，理论上属于政府序列，但要处理好和县委的关系。”
“我明白了。”
“还有，昭阳县最穷的三个乡——云雾山乡、大河坝乡、石板坡乡，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骨头。你可能会被派到其中一个去挂点。”
“我愿意去最困难的地方。”
王洪涛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家勋，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立无援。到了那边，多向老同志请教，多和群众交朋友。记住，你不是去当救世主的，是去当学生的。”
“我记住了。”
挂了电话，耿家勋坐在书桌前，翻开崭新的工作志，在第一页写下：
2001年2月，赴昭阳前。牢记老师嘱咐：当学生，交朋友，办实事。
他打开地图，找到滇南省的那个小点。昭阳县，面积3021平方公里，人口43万，少数民族占比38%，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92元，全县财政收入4800万元，财政自给率不足30%。
数字是冰冷的，但背后是43万活生生的人。
窗外又飘起了雪花。北京的这个冬天格外漫长，但春天总会来的。就像昭阳的那些大山，无论多么贫瘠，春天来时，总会有新芽破土而出。
出发的子定在正月十六。还有九天。
耿家勋开始收拾行装。母亲董霞给他准备了一大箱衣服、药品，还有各种生活用品。父亲耿忠则给了他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些常用药和应急的钱，到了那边，该花的要花，但记账要清楚。”
最特别的礼物来自安幸茹。她送来一个相机：“多拍照片，让我看看你工作的地方。还有……”她脸红了红，“拍点你自己的照片，别去了就忘了长什么样。”
“忘不了。”耿家勋接过相机，握住她的手，“等我安顿下来，就给你写信。”
“每天都要想我。”
“每分钟都想。”
正月十五，元宵节。耿家最后的团圆饭。爷爷耿老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红烧肉，说是当年在西北时老乡教的做法。
“到了那边，饮食可能不习惯，要慢慢适应。”耿老给孙子夹了块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照顾好自己。”
“是。”
“工作上，多看多听少说。前三个月，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先把情况摸透。”
“明白。”
“遇到困难，可以打电话回家，但不要想着走捷径。你的路，要自己走。”
一顿饭吃了很久。陈老眼眶红了好几次，强忍着没掉泪。父亲耿忠话不多，但喝了好几杯酒。母亲董霞一直忙着给儿子夹菜，像是要把未来一年的关爱都预支出来。
饭后，耿家勋回到自己房间，最后一次检查行李。两个大行李箱，一个装衣物和生活用品，一个装书籍资料。他特意带上了《毛爷爷选集》《邓公文选》，还有王洪涛给的那些调研材料。
手机响了，是安幸茹。
“明天几点的飞机？”
“早上八点四十，到春城是中午，再坐四个小时汽车到昭阳。”
“到了就给我打电话。”
“好。”
“耿家勋……”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耿家勋以为信号断了。
“一定要好好的。”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等你回来。”
“等我。”
挂了电话，耿家勋站在窗前。夜幕下的北京城灯火璀璨，这个他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城市，明天就要暂时告别了。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贫困、矛盾、挑战，还是机遇、成长、改变？
他只知道，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就像爷爷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的经济学理论，他的政策研究，只有在基层的土壤里生发芽，才能真正开花结果。
正月十六，清晨六点，天还没亮透。
耿家勋拖着行李走出家门。父母都来送行，爷爷站在门口，坚持送到了院门外。
“去吧。”耿老拍拍孙子的肩膀，“好好。”
“是！”
出租车驶向机场。耿家勋回头，看到晨雾中家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街角。
他转回头，看向前方。朝阳正在升起，把东边的天空染成金色。
飞机起飞时，他最后看了一眼脚下的京城。然后闭上眼睛，在心中默念：
昭阳，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