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鸡叫醒的。
不是比喻。是真的有鸡。一只白色的、羽毛脏兮兮的公鸡站在谷仓门口，歪着脑袋看我，然后扯着嗓子叫了一声——那声音像有人用指甲刮黑板，又像一台快要报废的发动机在最后挣扎。
“你能不能管管你的鸡？”我朝莎拉的方向喊。
莎拉已经在生火了。她头都没抬：“那不是我的鸡。那是隔壁农场的。它每天早上来，叫三声，然后走。”
“它为什么来？”
“因为它觉得这里是它的地盘。”
“谷仓是你的地盘。”
“你跟它说。”
我看着那只公鸡。公鸡看着我。它又叫了一声，比刚才更响，然后昂首挺地走了，像刚打完一场胜仗。
“我输了。”我说。
“你当然输了。”莎拉把铁皮上的豆子推过来。“吃。吃完去镇上。”
我看了看豆子——还是那个颜色，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个让人想自的口感。
“你有没有别的吃的？”
“有。”
“什么？”
“不吃豆子就饿着。”
我吃了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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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仓到小镇梅尔罗斯，走路约二十分钟。
荒原上没有路，但有一条被无数双脚踩出来的、比周围地面低半寸的土径。土径两侧是枯黄的野草和偶尔出现的一棵歪脖子树。树上没有叶子，枝扭曲，像是在死之前经历过什么不可名状的痛苦。
“这树怎么回事？”我问。
“旱。”莎拉说。
“不是。我是说它长得——很奇怪。像在扭。”
莎拉看了一眼那棵树，又看了我一眼。
“你以前从来不会注意树的形状。”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我以前说过了。安静，话少，活卖力，不看树。”
“也许我是在找借口不说话。”
“你现在不需要借口。你本来就话多。”
我想反驳，但想了想，她说得对。穿越前的我，在出租屋里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不是不想说，是没人可说。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人在旁边，虽然是拿枪指着我的头的，但至少是个人。
“到了。”莎拉说。
我抬起头。
小镇梅尔罗斯出现在地平线上。
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西部小镇——没有木板人行道，没有沙龙的扇门，没有牛仔骑着马在街上巡逻。它更小，更破，更灰。
主街大约三百米长，两侧是十几栋建筑。大部分是木制的，少数是砖砌的，但都褪了色，像是被阳光和风沙漂白了几十年。街上有几个人，不多，都低着头走路，偶尔抬头看我们一眼，然后迅速移开目光。
“人不多。”我说。
“大萧条之前，这里有八百人。”莎拉说。“现在不到三百。走了的，要么去找工作，要么——”
“要么？”
“要么死了。”
她说完，加快了脚步。我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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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的杂货店在主街中间，两侧分别是铁匠铺（关门了，门上贴着“招租”的纸）和一家空店铺（玻璃窗碎了，用木板钉着）。杂货店的招牌很旧，写着“莫里斯杂货”，字母掉了两个，变成了“莫里 杂 ”。
莎拉掏出钥匙开门。门锁很旧，她拧了好几下才打开。门推开的时候，铰链发出一声尖叫。
“该上油了。”我说。
“我知道。”她走进去。“但你猜怎么着？大萧条第三年，连油都买不起了。”
我跟着走进去。
杂货店不大，大约五十平方米。货架上摆着零零散散的商品——罐头、面粉、糖、盐、煤油、绳索、钉子、几卷布、几双靴子。每样东西都不多，货架看起来空荡荡的，像是在等永远不会来的补给。
“随便看。”莎拉走到柜台后面，把放在柜台下面。“别偷东西。”
“我能偷什么？盐？”
“盐很贵的。”
她不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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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进店的客人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脸上带着那种“我已经很久没笑过了”的表情。她买了一磅面粉和一盒火柴，付钱的时候手在抖。
“海伦，你还好吗？”莎拉问。
“还好。”叫海伦的女人说。“只是——汤姆又没找到工作。他去了塔尔萨，待了三天，什么都没找到。”
“会找到的。”莎拉说。她的语气很平，像在背课文。
“希望吧。”海伦接过找零，转身要走。她看到了我，愣了一下。“这是——李？”
“嗯。”莎拉说。
海伦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那种目光我见过——在谷仓里，老霍华德身后那些人的目光。不是恐惧，不是厌恶，是一种“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的迟疑。
“节哀。”海伦最后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快步走出了杂货店。
“‘节哀’？”我看着莎拉。“她知道我‘死了’老婆？”
“全镇都知道。”莎拉把面粉放回货架。“大萧条时期，死人是最大的新闻。”
“她以为我了艾米丽？”
“她不确定。但镇上的人都这么猜。”
“你告诉他们的？”
“不需要我告诉。你挖坑的那天晚上，有人看到了。”
“谁？”
莎拉没有回答。她低头整理柜台，手指在一本账本上划过。
“这不重要。”她说。“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要在镇上‘正常’出现。让他们看到你。让他们习惯你。”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躲着，他们会更觉得你有问题。大萧条时期，人们需要‘靶子’——一个可以恨的人，一个可以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他的人。不要当那个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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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进店的客人是一个老人。他穿着破旧的工装裤，头上戴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脸上的皱纹像裂的河床。他买了一卷绳子和一包钉子，付钱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你回来了。”他说。
“嗯。”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说了个最安全的：“回来了。”
老人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什么，然后走出去了。
“他是谁？”我问。
“汤姆·阿特金斯。镇上最老的农民。他认识你。”
“他对我有意见？”
“他不对任何人有意见。他只对天气有意见。”
我看了看窗外。天很蓝，没有云，太阳很大。
“天气怎么了？”
“太了。三年了。庄稼都死了。”
“老霍华德的庄稼没死。”
莎拉的手停了一下。
“对。”她说。“老霍华德的庄稼没死。”
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但我听到了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疑问：为什么全镇的庄稼都死了，只有老霍华德的田里有收成？
答案我们都知道。
只是没人敢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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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进店的不是客人。
是一个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在这个灰扑扑的小镇上，黑色西装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显眼。他大约五十多岁，微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不知道是真诚还是假装的微笑。
“莫里斯小姐，早上好。”他说。声音低沉，像在念悼词。
“克莱恩先生。”莎拉说。
“我只是路过，顺便买——”他看了看货架，手指在空中停了一下，“——蜡烛。”
莎拉从货架上取下一包蜡烛，放在柜台上。
莫里斯·克莱恩。我想起了莎拉之前提过的名字——镇上殡仪馆的老板。
他付了钱，接过蜡烛，然后转向我。
“李先生。”他说。“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你认识我？”
“我认识镇上所有的人。”他的微笑没有变。“尤其是——和你情况类似的人。”
“什么情况？”
“失去亲人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比正常社交多一秒的时间。“你太太的遗体——我没有经手。”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我和他之间的空气里。
“谁经手的？”我问。
“不知道。”克莱恩说。“档案烧了。”
“什么档案？”
“殡仪馆的记录。1929年到1932年，全部烧了。一场火。”他说“一场火”的时候，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两下。
那两下敲得不自然。
像是在暗示什么。
“巧合？”我问。
克莱恩的微笑终于变了。不再是职业性的微笑，而是一种更私人的、更像是“你终于问对了问题”的笑。
“在这个镇上，”他说，“没有巧合。”
他把蜡烛夹在腋下，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李先生，如果你有时间，欢迎来殡仪馆坐坐。我有很多——故事。关于这个镇，关于这片荒原，关于那些‘走了’的人。”
“我会考虑的。”
“不要考虑太久。”克莱恩推开门。“有些故事，等人死了就没人记得了。”
他走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
我看着莎拉。莎拉看着门。
“你听到他说的了？”我问。
“听到了。”
“‘档案烧了’。‘没有巧合’。”
“听到了。”
“你不觉得他有问题？”
莎拉把蜡烛放回货架——克莱恩付了钱但没拿走蜡烛，他“忘”了。莎拉把蜡烛放在柜台后面的抽屉里。
“这个镇上所有的人都有问题。”她说。“包括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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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时候，太阳升到了最高点。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不多，十几个，都在低头走路，像一群被什么东西追着跑的动物。
莎拉让我看店，她去后面煮咖啡。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空荡荡的货架，觉得自己像站在一个马上就要关门的超市里，等着最后几个顾客把最后几件商品买走，然后拉下卷帘门，再也不开。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穿着净的衬衫和西裤（在这个镇上，这算盛装），脸上带着一种我在这个镇上还没见过的表情——热情。过度的热情，像是一个刚被打了鸡血的人。
“早上好！”他说。声音很大，大到连货架上的罐头都震了一下。“你是新来的？”
“不是新来的。我住这里。”
“哦——你是李先生？”他伸出手。“加布里埃尔·科斯特洛。镇上教堂的新神父。”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热，很有力，像是想通过握手把他的热情传递给我。
“你是天主教神父？”
“是的。我一个月前来的。”他环顾了一下杂货店。“莫里斯小姐不在吗？”
“在后面煮咖啡。”
“那我等她。”他说着，在柜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下了。“你最近还好吗？我听说你太太——”
“她去世了。”
“我很遗憾。如果你需要倾诉，教堂的门随时为你敞开。”
“我不是信徒。”
科斯特洛神父的笑容没有变。“没关系。上帝的门也随时为不信者敞开。”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在这个镇上没见过的东西——真诚。但在这个地方，真诚比虚伪更让人不安。因为虚伪你知道怎么对付，真诚你不知道。
“上一个神父呢？”我问。
科斯特洛的笑容僵了零点几秒。
“上一个神父——走了。”
“去哪了？”
“不知道。”他说。“我来的时候，教堂已经空了三个星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没人知道？”
“没有人。”科斯特洛的手指在柜台上敲了两下——和克莱恩同样的节奏。“但他走之前，有人看到他——”
他停住了。
“看到他什么？”
科斯特洛看了看窗外，好像在确认没有人偷听。
“有人看到他光着身子跑进了荒野，一边跑一边喊‘眼睛，到处都是眼睛’。”
杂货店后面的门被推开了。莎拉端着两杯咖啡走进来。
“科斯特洛神父。”她说。
“莫里斯小姐。”他从高脚凳上站起来。“我只是来打个招呼。顺便——教堂下周有个募捐活动，为镇上的失业家庭筹款。您能来吗？”
“我会考虑的。”
“太好了。”科斯特洛转向我。“李先生也来吧。上帝不会咬人的。”
“我不是担心上帝咬我。”我说。“我是担心教堂的板凳太硬。”
科斯特洛笑了。这次的笑是真的——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没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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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莎拉让我去后院劈柴。
后院不大，堆着一人多高的柴垛。斧头靠在墙上，木柄被汗浸得发黑——和之前那把铁锹一样的颜色。
我拿起斧头。
很重。
比我记忆中的斧头重。
但我的身体不觉得重。我的手臂轻松地举起斧头，劈下去，木柴裂成两半。又劈下去，又裂开。再劈，再裂。
我的身体记得怎么劈柴。
但我的脑子不记得。
这种感觉很诡异——你明明不记得学过这件事，但你的肌肉在自动运行。像一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安装的机器，突然被启动了电源。
“你不是李墨尘。”我小声对自己说。“你是‘另一个人’，用着同一个身体。”
但“另一个人”是谁？
是老霍华德说的“被选中的人”吗？
是克莱恩说的“和你情况类似”的人吗？
是我自己写在纸条上的“那个来自未来的人”吗？
我劈了一个小时的柴。
然后回到杂货店。
莎拉在柜台后面算账。她把账本递给我看——上面的数字我居然看得懂。不是因为我会英文，是因为“数字”是通用的。
“你以前不会看账本的。”莎拉说。
“我以前是什么人？”
“你不是人。你是——”
她停住了。
“是什么？”
“你是‘我姐姐的丈夫’。这就是我以前对你的全部定义。”她看着我。“现在你不是了。”
“那我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把账本拿回去。“但如果你能学会看账本，至少说明你比以前有用。”
这大概是她在用她的方式说“你不错”。
荒原女人的夸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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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们关店，走回谷仓。
太阳正在落下，把荒原染成深红色。那种红不像血，像——生锈。大地在生锈，天空在生锈，空气在生锈。整个世界都在慢慢锈掉，变成一堆不会再有任何生长的废铁。
“你感觉到了吗？”莎拉忽然说。
“什么？”
“有人在看我们。”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
荒原上空空荡荡。没有人，没有动物，只有风滚草从远处滚过。
但我感觉到了。
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不是来自某个方向，而是来自“四面八方”——从天上的云层里，从地下的泥土里，从空气的每一粒灰尘里。
“老霍华德？”我问。
“不是。”莎拉的声音很轻。“是别的。”
我们没有再说话。加快脚步，回到谷仓，关上门。
莎拉把从肩上取下来，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明天，”她说，“我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一个能回答你问题的人。”
“不是老霍华德？”
“不是。是比他更老的人。”
她没再说更多。我也没有再问。
谷仓外，太阳落下了。
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水一样灌满了荒原。
而在这片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吸。
很慢。
很沉。
像大地本身的呼吸。
“晚安。”莎拉说。
“晚安。”我说。
但我没睡。
我坐在黑暗中，看着掌心的印记。
它在发光。
很微弱。
像一只在深海里睁开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