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省城。
江阳又坐上了那趟早班大巴。这一次他没有刻意隐藏行踪——赵德茂已经知道他去省城了，再藏也没有意义。不如大大方方地走，让对方猜不透他到底在做什么。
大巴驶出天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靠着车窗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的安排：上午见林知意，下午去省档案馆查一份材料，晚上之前赶回天岭。
他不想在省城过夜。在天岭之外多待一天，赵德茂就有多一天的时间在他背后动手脚。
九点半，江阳到了林知意律所楼下。他没上去，而是去了对面那家咖啡馆，点了杯美式，选了一个能看到律所门口的位子坐下。
九点四十五分，林知意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穿着黑色西装裙，拎着公文包，目不斜视地过马路，推门进来，在他对面坐下。
“搞得像特务接头一样。”她放下包，没点咖啡。
“小心没坏处。”
林知意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手按在上面。
“你要的东西。宏盛矿业省城的内部审计报告，原件。这是我一个在集团财务部工作的老同学冒着风险拿出来的。”
“你同学？”
“大学室友。她了十五年财务，去年被裁员，补偿金少算了十二万，我帮她打了官司。她欠我一个人情。”林知意把手从信封上移开，“人情还完了，以后不会再帮你了。”
江阳没有立刻拿信封，而是看着林知意的眼睛。
“你还在恨我。”
不是疑问句。
林知意端起他面前那杯美式，喝了一口，放下。
“我不恨你。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这笔交易做完，我们两清。”
“你上次也是这样说的。”
“这次是真的。”林知意的声音没有起伏。“你知道我们离婚的真正原因不是那封威胁信。那封信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稻草。”
江阳没有说话。
“我爸在你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林知意说，“他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了。你装着案子、装着正义、装着那些跟你无关的人的生死，唯独没有给身边的人留位置。”
“我没有。”
“你有。”林知意看着他的眼睛。“你从来没有问过我，那段时间我怕不怕。你只知道去查案、去找证据、去把那些人送进监狱。你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你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道歉。”
这句话像一针，扎在江阳最不想被人触碰的地方。
“对不起。”他说。
林知意愣了一下。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江阳说这两个字。
“不用了。”她站起来，拎起包，低头看着他。“东西你拿好。以后不用再找我了。”
她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咖啡馆里的爵士乐淹没。
江阳一个人坐了很久，面前的咖啡凉透了，他也没动。他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放进公文包的最里层。
他欠林知意的，不是一个道歉，是两年提心吊胆的子。那些她一个人在家等消息的夜晚，那些她不敢接陌生电话的子，那些她收到威胁信后整夜失眠的晚上——他都不在。
现在她不要他了。
公平。
下午两点，江阳站在省档案馆三楼的手稿阅览室里。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空气燥，弥漫着旧纸和灰尘的味道。
他要查的是钟卫民当年留在省里的最后一份材料。林正弘说过，钟卫民在去天岭之前，往省纪委寄了一封信。那封信被截了，但档案馆里可能还有底稿。
接待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姓吴。
“同志，我想查2003年省纪委转交的一份信访档案。”江阳把省纪委的工作证递过去。
吴女士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他。
“2003年的信访档案，大部分已经移交到省档案馆了。您知道具体的卷宗号吗？”
“不知道。”
“那您知道信访人的姓名吗？”
“钟卫民。”
吴女士在电脑上敲了几下，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这个名字。”
“不可能。他当时是省纪委信访办的副主任。”
“那我再查一下省纪委的内部移交记录。”吴女士又敲了一会儿键盘，手指忽然停了。“有一个名字相近的——不是信访档案，是个人工作笔记。移交人是省纪委，接收时间2003年8月。”
2003年8月。钟卫民死后一个月。
“能看一下吗？”
吴女士犹豫了一下，“可以，需要登记。”
十几分钟后，江阳面前多了一本发黄的活页笔记本。
封面是黑色的硬壳，边角磨损，中间的装订线已经松了。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钟卫民，工作笔记（2002年至2003年）。
一页一页往后翻。
大多是会议记录、调查笔记、人名和数字，有的完整，有的潦草。他翻到后半部分，夹着一张折叠的信纸。
展开信纸，上面的字迹比笔记本里的更潦草，像是在极度疲惫或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写的。
“我已将所有材料整理完毕，共计四十七页，其中：
——矿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及手写批注，十一页；
——资产评估报告与真实储量对照表，九页；
——参会人员名单及现场记录，七页；
——资金流向图及银行凭证复印件，十四页；
——其他，六页。
上述材料已转移至天岭县青山乡石碑村，存放于村中大槐树下之石室内。钥匙仅一把，在我女儿处。石室入口，朝向西北，距大槐树约三十步。
我若有不测，请组织务必追查到底。
钟卫民。
2003年7月10。”
江阳把这张纸从头到尾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
石碑村。大槐树。石室。三十步。钥匙。
他小心地把信纸折好，放回笔记本里，合上。
钟小艾说得对。她爸留下的那枚钥匙，开的是石碑村里一扇石门。
江阳突然想起自己反复做的那个梦——石门，暗红色的光，门缝，台阶。那不是梦，是他的潜意识把钟卫民的笔记本里那句话和自己看到的画面拼在了一起。
“同志，这本笔记本的内容，我可以复印吗？”
吴女士摇了摇头。“据规定，未解密的工作笔记只能现场查阅，不得复制、不得拍照。”
“好的，谢谢。”
他把笔记本合上，还给了吴女士。
走出图书馆，手机响了。周小禾的来电。
“江县长，出事了。”
她的声音急促，压得很低，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嘈杂。
“什么事？”
“县里出了文件，要调整副县长分工。生态修复这块，赵德茂划给了另外一个人。”
江阳停住脚步，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常委会通过的。你现在分管什么你知道吗？分管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档案史志、县直机关工委。”
不需要她解释，他也听得懂——赵德茂把他的分管领域从“有资金、有、能查出东西”的生态修复，踢到了“没钱、没人、没事”的冷板凳上。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档案史志、县直机关工委，四个词十二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你给边站。
这是他等了一周的反击。不是明刀明枪，是用官场的规则，一刀切掉他的命脉。
“江县长？”
“我在。”
“你怎么打算？”
江阳看着省城的天空，比天岭蓝，比天岭亮。
“我明天回天岭。到了再说。”
“好。你小心。”
他挂了电话，站在台阶上，望着对面马路上的车流。
赵德茂以为砍掉生态修复就能让他闭嘴。他不知道的是，江阳手里的证据，已经不需要“副县长”这个身份来支撑了。
他已经拿到了钟卫民笔记本里说的那封信。他知道钥匙开哪扇门了。他要找的东西，在石碑村，不在县政府。
回到天岭的时候，是晚上八点。
江阳没有回县政府招待所，而是直接去了青山乡。他在乡政府外面给周小禾打了电话，几分钟后，她从宿舍里出来，穿着羽绒服，戴着一顶毛线帽，手里拿着手电筒。
“你这么晚来，不怕被人看见？”
“看见了也没什么。一个被架空的副县长，来青山乡调研民族宗教工作。名正言顺。”
周小禾苦笑了一下，带他进了宿舍。
屋子里的暖气片热得烫手，跟外面的冷风形成巨大反差。江阳脱下外套，把公文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我今天去省城，拿到了钟卫民当年留下的一封信。信里说，那批档案藏在石碑村——村中大槐树下的一间石室里。”
周小禾的眼皮跳了一下。
“石碑村的大槐树？那棵树好几百年了，在我小时候就在那里。”
“你小时候去过？”
“石碑村是我姥姥家。那棵大槐树在村中央，树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字。村里人都说那碑是镇村的，不能动。”
江阳的心跳加快了。
“石碑上刻着什么？”
“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什么‘镇矿碑’，光绪年间的。”
光绪年间的石碑，刻的是“镇矿”——汞矿。十九世纪就有人在这个地方立碑镇矿，那说明汞矿的开采史比他想得更长，污染的历史也比他想得更久。
“那间石室，你知道在哪吗？”
周小禾想了想，摇了摇头。“我小时候没听说过有什么石室。但是大槐树周围有很多老房子，有些房子的地基是石头砌的，看起来像好几百年了。”
“明天能带我去看看吗？”
周小禾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目光里有犹豫，也有一丝担忧。
“江县长，赵德茂今天在常委会上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有些同志，不要以为自己是从省里下来的，就可以在天岭乱翻账。天岭的事，天岭人自己会解决。’”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的是乔卫国。乔卫国没吭声。”
江阳把这个细节记在心里。
乔卫国不吭声，意味着他在赵德茂和江阳之间选择了中立——或者，他也在看着，看这场棋到底谁赢。
“也就是说，赵德茂在县里已经没有对手了。”江阳说。
“差不多。”
“那更好。”
“更好？”
“如果他铁板一块，我反而找不到破绽。他现在越得意，越容易露马脚。”
周小禾看着江阳的眼睛，沉默了很久。
“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哪里奇怪？”
“你刚来的时候，我以为你就是那种来镀金的省城部。现在我知道了，你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不是不回头。”江阳说。“是南墙撞破了，后面就是路。”
周小禾笑了。
这是江阳第一次看到她笑得这么放松，没有负担，没有苦涩，像一个普通的二十几岁的姑娘。
“你明天几点来？”她问。
“天不亮就来。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去石碑村。”
“好。我在村口等你。”
江阳站起来，拿起外套，准备走。
“江县长。”周小禾叫住他。
他回头。
“小心点。赵德茂这个人，什么事都得出来。”
“我知道。”
他推门出去，夜风扑面而来，吹得他下意识眯起了眼睛。
青山乡的夜晚比县城更黑，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他摸黑走了十几分钟，走到了公路边，才打了电话叫了一辆跑乡镇的黑车。
车上，他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钟卫民那封信里的话。
大槐树。石室。钥匙。三十步。
他摸出口袋里的铜钥匙，在手掌心里攥紧。
明天，那把钥匙开不开那扇门，他都要知道钟卫民藏了十六年的答案。
车到了县城，江阳下车，走回招待所。路过县政府大院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保安室里亮着灯，两个保安在打牌，烟抽得整个屋子都是雾。
他没有停留，直接上了四楼。
404房间的门关着，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只有楼梯口的绿色安全出口指示灯发出微弱的光。
他掏出钥匙，进锁孔。
手忽然停了一下。
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门缝和地面之间的一条头发丝。那是他出门前故意放的——一短头发，夹在门和门框之间，上端用胶带粘住，下端垂到地面。
头发丝不见了。
有人进过他的房间。
他慢慢地站起来，把钥匙从锁孔里。没有立刻开门，而是靠在走廊墙上，在脑子里快速过了几秒钟。
如果对方想在房间里动手脚，最可能的是两样东西——放窃听器，或者放“证据”。窃听器，是为了知道他在查什么。证据，是为了后栽赃。
他在省纪委见过太多这种手段。
江阳深吸一口气，把门打开。
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床头柜上的夜灯亮着，是他走之前特意留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先用目光扫了一遍房间。
行李箱还在床底，露出一角。桌上的东西没有动过的痕迹。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蹲下来，在角落里仔细照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
他站起来，走到桌边，打开笔记本电脑。
电脑的位置偏了两厘米。他在键盘上敲了几个键，屏幕亮了，系统没有提示异常关机，说明没人动过。
但还是不放心。他打开抽屉，里面的文件——那份内部参阅、笔记本、银行流水——都在，顺序没有变。他把手伸进抽屉最里面，摸到他用胶带粘在木板上的一个小塑料袋。
塑料袋还在。里面是那枚铜钥匙的备用——不对，钥匙他一直带在身上，塑料袋里装的是一枚一模一样的假钥匙，是为了防万一的。
他打开塑料袋，假钥匙还在。
他把抽屉关好，站起来，在房间里又转了一圈。衣柜、卫生间、窗帘后面，都没有异常。
对方可能只是进来看了一眼，什么也没动。
也可能是动了，但他没发现。
江阳没有关灯，坐在床边，靠着床头，把铜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在手心里攥着。
他要在这里待到天亮。
然后去石碑村。
去开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