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我站在莞上天堂一楼的大堂里。
白衬衫扎在黑裤子里，袖子卷了两道——长了，不卷跟唱戏的似的。
工牌别在口，“郝强壮”三个字下面是一串数字编号，看不太懂。皮鞋是昨天那双，擦过了，但走了几步就有灰了，东莞这地方灰大，擦也白擦。
阿强靠在走廊的墙上抽烟，看见我来了，把烟掐了，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眼。
“行了，跟着我。”
他带我走了一遍——浴池区、桑拿区、休息区。
浴池区的大池子冒着热气，水是清的，能看见底下的蓝色瓷砖。
桑拿房的门关着，里面有人，木头的门板上渗出细密的水珠。
休息区的沙发床空着，毛巾叠得整整齐齐，码在架子上。
“活儿你都知道了，”阿强说，“递毛巾、拿拖鞋、收拾柜子、擦地。客人来了嘴甜点，叫‘老板’‘先生’都行，别叫‘大哥’，东莞这边‘大哥’不好乱叫。小费收了别声张，放兜里，别让陈哥看见。”
“知道了。”
“还有，”他看了我一眼，“别跟客人起冲突。客人骂你你就听着，别顶嘴。有事找我，别自己解决。”
他走了。皮鞋踩在地上噔噔噔的，很快就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站在浴池区门口，往里看。池子里泡着两个人，都是中年男人，闭着眼睛，脑袋靠在池子边上，水蒸气雾蒙蒙的，看不太清脸。
第一天上班，没什么大问题。客人不多，稀稀拉拉的。递毛巾、拿拖鞋、收拾柜子，这几件事翻来覆去地做。
中午休息一小时，在食堂吃了份饭——米饭、炒白菜、土豆丝，跟之前一样。下午继续站，脚底板开始疼了。
皮鞋底子硬，踩在瓷砖上久了，脚后跟跟针扎似的。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胖胖的，肚子大得低头看不见脚尖。
他泡完出来，我递毛巾过去，他接过来擦了一把，从手机壳后面抠出一张钱，看都没看就塞到我手里。
“拿着。”
他走了。我低头一看——五十块。
“谢谢老板！”
第一笔小费，五十块。
我把钱叠好，塞进裤兜最里面。兜里鼓鼓囊囊的，硌得大腿疼，但没舍得挪地方。
晚上八点五十下班。换了衣服，把工牌摘下来揣兜里，出了门。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城市。到了牛山，下车，没回出租屋，直接往电子厂走。
九点十五分。早了四十五分钟。
我站在电子厂门口，路灯在头顶上，照着地上一个圆形的光斑。蚊子围着灯转，嗡嗡嗡的。
保安换了个人，不是白天那个了，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看了我一眼，没理我。
着墙站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没短信，没电话，揣回去。
等了大概半小时，感觉比今天上班站一整天都长。
我换了好几个姿势——靠着墙、蹲着、站着、来回走。保安看了我好几次，大概以为我是什么可疑人物。
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手机震了。
“下班了，马上出来。”
心跳了一下。我把手机揣回去，站直了，把T恤下摆往裤子里塞了塞，捋了捋头发——虽然头发短得本捋不出什么花样。
等了大概五分钟——这五分钟比前面半小时还长。
她出来了。
还是白T恤，还是马尾，还是白色帆布鞋。但换了条裙子，不是上次那条碎花裙，是条深蓝色的，到膝盖。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昨天一样——淡淡的，但挺真的。
“等很久了？”
“没有，刚到。”
“骗人。”她说，但没追究，“吃饭了吗？”
“吃了。你呢？”
“在厂里吃过了。”
两个人站着，沉默了几秒。
“累不累？”我问。
“还行。”
“去走走？”
“好。”
我带她去了小公园。晚上没什么人，就几个老头在路灯底下下棋，围了一圈，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
榕树在黑黢黢的，树冠一大片，遮住了天。石凳白天晒得发烫，晚上凉下来了，坐上去有点凉。
她坐下来，把包放在腿上。我坐在她旁边，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
“今天第一天上班？”她问。
“嗯。”
“累不累？”
“脚疼。”
“你穿软点的鞋，你明天还上班？”
“上。”
“那明天别来了，早点回去休息。”
“不累。”
“脚都疼了还不累？”
我没接话，她也没再说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我往她那边挪了挪。中间那个人的距离变成了半个。
她没躲。
我又挪了一点。这次很近了，肩膀快碰到肩膀了。
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是洗衣粉的味道，混着一点汗味，不难闻，是那种净的、活人的味道。
“小曼，”我叫了她一声。
“嗯？”
“你上次说，你是第二个。”
她没说话。
“第一个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