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游的哥哥叫陈舟，比他大四岁。
名字是村小学的李老师取的。陈铁山不识字，去求老师，说想给俩儿子起个“不土气”的名字。李老师想了想，说：“老大叫陈舟，舟是船，能渡人。老二叫陈游，游是走，能行远。合起来，是舟游四海，走出这煤窑村。”
陈铁山不懂“舟游四海”，但他听懂了“走出煤窑村”。
“好，”他搓着手，憨厚地笑，“能走出去，好。”
可走出煤窑村的路，只有一条：读书。
陈舟从会说话起，就被全家押上了这条路。
陈游最早的记忆里，哥哥总是在灯下写字。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悬在饭桌上方，昏黄的光罩着他。他坐得笔直，脖子前倾，鼻尖几乎贴到本子上。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吃桑叶。
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厚的布，发出“嗤——嗤——”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和哥哥的笔声一唱一和。
陈游那时还小，趴在炕沿，看哥哥写字。那些字像小虫子，密密麻麻，他一个也不认识。
“哥，你写的啥？”
“课文。”
“课文是啥？”
“就是……书里的东西。”
“书里的东西，为啥要写？”
陈舟抬起头，扶了扶用胶布缠着腿的眼镜——那是父亲在矿上捡的，别人扔的破眼镜，他拿回来，给陈舟戴上，竟然合适。
“写下来，才能记住，”陈舟说，声音细细的，像他这个人，“记住了，考试才能考好。考好了，才能去镇上读初中。”
“去镇上啥？”
“去镇上……”陈舟的眼睛在镜片后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去镇上，才能去县里。去县里，才能去市里。去市里，才能……走出去。”
他说“走出去”三个字时，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陈游还是不懂。他只觉得，哥哥很累。每天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开始写，写到吃饭，吃完继续写，写到睡觉。星期天也不出去玩，还是在写。
煤窑村的孩子，放学后都去捡煤核、掏鸟窝、在煤渣堆上打仗。只有陈舟，像钉在凳子上一样，一动不动。
“书呆子。”有孩子这么叫他。
陈舟听见了，也不恼，只是把头埋得更低。
陈游替他恼。有一次，几个大孩子围住陈舟，抢他的作业本，说要撕了折飞机。陈舟死死护着，脸憋得通红，眼镜都歪了。
陈游冲上去，像一头小牛犊，低头就往人身上撞。他个子小，力气却不小，把那个领头的孩子撞了个趔趄。
“你他妈……”那孩子扬手要打。
陈游从地上抓起一把煤灰，就朝他脸上扬。煤灰进了眼，那孩子捂着脸嗷嗷叫，其他孩子一哄而散。
陈游拉起哥哥就跑。一直跑到村后的土坡上，两人才喘着粗气停下。
陈舟的衣服扯破了，脸上有抓痕，但作业本还紧紧抱在怀里。
“你傻啊？”陈游看着他，“一个本子，给他们就是了。”
陈舟摇头，把本子抱得更紧：“不行。这里面，是上个星期的笔记。下星期摸底考，要考的。”
陈游看着他哥。夕阳的光从后面照过来，给陈舟瘦削的肩膀镶了道金边。他那么单薄，风一吹就能倒似的，可抱着那个破本子的样子，却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哥，”陈游忽然问，“读书，真那么重要？”
陈舟转过头，看着他。镜片后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很深，很深。
“重要，”他说，“读书，是我们这种人，唯一能净净走路的机会。”
净。
陈游记住了这个词。他看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再看看哥哥的手，虽然也粗糙，但至少，没有煤灰。
全家供一个读书人，是要榨所有人的。
陈铁山下井更勤了。以前一个月休息一两天，现在不休。别人不愿去的险面，他去。别人不敢揽的累活，他揽。多挣十块，陈舟就多十块买本子的钱。多挣二十，就多二十块交资料费。
母亲接了更多的活。除了纺织厂，还给镇上的服装店锁边、钉扣子。眼睛熬红了，手指扎破了，也舍不得停。一件衣服五分钱，一百件，就是五块。五块钱，够陈舟买一支好点的钢笔。
陈游呢？
他七岁，就开始捡煤核。别的小孩捡着玩，他捡，是为了家里能少买点煤。捡满一筐，能烧两天。两天，就能省下几毛钱。几毛钱，攒一个月，能给哥哥买本新华字典。
他还去矿上的食堂后门，等倒泔水。泔水里有剩馒头，有菜叶子，他捡出来，拿回家。母亲洗洗，蒸一下，又是一顿饭。省下的粮食，换成粮票，给陈舟带去学校。
陈舟什么都知道。
每次从学校回来，他都会从书包里掏出点东西：有时是一块糖，学校发的，他舍不得吃，攥在手心里，攥化了，黏糊糊的，掰一半给陈游。有时是一个白面馒头，食堂打的，他吃一半，留一半，用作业纸包着，带回来。
“我在学校吃饱了。”他总是这么说。
可陈游看见，他的脸，越来越瘦，眼镜在鼻梁上直打滑。
有一次，陈游半夜醒来，看见哥哥还坐在灯下，没写字，只是发呆。昏黄的灯光照着他的侧脸，下巴尖得能戳人。
“哥，你咋不睡？”
陈舟吓了一跳，转头看他，勉强笑了笑：“就睡。”
陈游爬起来，凑过去，看见哥哥面前摊着一本账。是他自己记的，歪歪扭扭的字：
9月：学费 50，资料 20，饭票 30，合计 100。
爸工资：280，扣安全押金 30，实发 250。
妈工资：120。
家用：煤 20，粮 40，油盐 15，合计 75。
余：195。给我 100，剩 95。
95元，要撑一个月。
陈游看不懂数字，但他看得懂哥哥的表情。那是一种沉重的、与年龄不符的忧愁。
“哥，你是不是……不想读了？”陈游小声问。
陈舟猛地一震，抬头瞪他：“胡说！谁说的？”
“我看你……太累了。”
陈舟沉默了很久，伸手摸了摸陈游的头。手心很凉。
“游游，你知道，咱家为什么一定要供我读书吗？”
“走出去。”
“走出去，然后呢？”
陈游答不上来。
“走出去，然后，我就能挣钱，挣很多很多钱，”陈舟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到时候，爸就不用下井了，妈就不用熬夜了，你……你就能像别的孩子一样，放学了去玩，不用捡煤核，不用等泔水。”
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一种近乎偏执的光。
“所以，我必须读下去。砸锅卖铁，也要读下去。”
那天晚上，陈游做了个梦。梦见哥哥真的走出了煤窑村，穿着净的衣服，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没有煤灰。他和父母也跟着哥哥，住进了有暖气的房子，冬天不用烧煤，家里没有黑烟。
他笑醒了。
醒来时，天还没亮。他听见父亲起身的动静，母亲压抑的咳嗽，还有隔壁哥哥轻微的、均匀的呼吸声。
一切都没有变。
但那个梦，像一颗种子，埋进了他心里。
煤窑村的“黑金时代”，是在陈游十岁那年，真正到来的。
以前，矿是国家的。下井的工人，虽然苦，虽然危险，但至少还有个“工人”的身份，月底有工资，生病有劳保，死了有抚恤。
那一年，上面来了政策，说要把“经营不善”的煤矿“承包出去”。
一夜之间，矿上来了很多陌生人。他们开着轿车，穿着皮夹克，梳着油亮的头发，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他们围着矿井转，拿着图纸指指点点，和穿西装的人握手，笑容满面。
村里人都说，这些人，是“煤老板”。
第一个煤老板姓钱，叫钱广进。人如其名，广进财源。他承包了三号井，那是煤窑村最大、煤质最好的井。
钱老板来的那天，在村里摆了五十桌。鸡鸭鱼肉，白酒啤酒，管够。全村人都去了，陈铁山也去了，带着陈游。
陈游第一次见到那么丰盛的菜。红烧肉油亮亮的，整只的烧鸡，鱼是糖醋的，连青菜都炒得碧绿，一看就用了很多油。
钱老板站在临时搭的台子上，拿着话筒，声音洪亮：
“乡亲们！以后，三号井就是我老钱的了！但我老钱不是来挖煤的，我是来带着大家一起发财的！”
底下有人鼓掌，稀稀拉拉。
“我宣布！”钱老板大手一挥，“从下个月起，下井的工资，涨！涨百分之二十！”
掌声热烈了些。
“得好的，有奖金！出煤多的，有提成！”
掌声更热烈了。
“还有，以后井下的设备，我全部换新的！安全措施，做到位！让大伙儿平平安安下井，高高兴兴回家！”
掌声雷动。陈铁山也在鼓掌，手拍得很用力，眼睛里有光。
陈游看着桌上那盘红烧肉，咽了咽口水。父亲夹了一大块，放到他碗里：“吃，多吃点。”
那顿饭，陈游吃撑了。回家路上，他打着饱嗝，问父亲：“爸，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有钱了？”
陈铁山背着他，脚步轻快：“钱老板说了，工资涨。涨了工资，你哥的学费就不愁了。你妈，也能少接点活。”
夜色很好，月亮很圆。陈游趴在父亲背上，闻着他身上熟悉的煤灰味，第一次觉得，那味道里，好像混进了一点希望的味道。
希望，是红烧肉的味道。
可希望碎得很快。
钱老板接手后，工资是涨了，但“涨”的部分，是计件工资。下一车煤，算一车的钱。以前是月薪，多少，月底都有二百八。现在，得多，能拿四百。得少，可能连二百都拿不到。
为了多挣钱，男人们开始拼命。
以前八小时的班，现在经常到十小时、十二小时。井下交接班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候上一班的人还没上来，下一班的人就急着下去——多一小时，就多一车的钱。
安全措施？新设备？
确实换了。换了更亮的矿灯，换了更快的运输带。但人，还是那些人。井下的支撑木，该换的没换。通风巷道，该清的没清。瓦斯检测，有时做，有时“忘了”做。
钱老板说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于是，生命开始为金钱让路。
陈铁山越来越晚回家。有时候陈游一觉醒来，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坐在灯下，手里的针线活停了，只是盯着门口，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陈游不敢问。他只知道，父亲回来时，脸上的黑，比以前更厚。那不是煤灰的黑，是疲惫浸到骨头里，透出来的黑。
有一次，父亲洗澡时，陈游看见他背上有一道长长的淤青，紫黑色的，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
“爸，你背上……”
“没事，”父亲很快穿上衣服，“井下磕了一下。”
“疼吗？”
“不疼。”父亲说着，却咧了咧嘴。
陈游看见，父亲缺了一颗牙。是左边的槽牙，以前好好的，现在那里是个黑洞。
“牙呢？”
“崩了。”父亲轻描淡写，“撬煤的时候，锤子磕的。”
母亲走过来，递给父亲一碗水。父亲喝了一口，吐出来的水，带着血丝。
“明天，别去了。”母亲说，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不去？”父亲笑了，笑声涩，“不去，陈舟下个月的伙食费哪来？陈游的学费哪来？”
“我去借。”
“找谁借？李婶家？她儿子也要上学。王伯家？他老婆刚住院。”父亲摇摇头，“这村里，谁家有余钱？”
母亲不说话了，只是看着父亲。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地上，洇开小小的湿痕。
父亲伸手，想给她擦泪，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他的手太脏，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煤黑。
“别哭，”他说，“我能行。再几年，等陈舟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咱家就好了。”
陈游站在旁边，看着父母。父亲佝偻着背，像一张被生活拉满的弓，弦已经绷到了极限。母亲无声地流泪，眼泪是透明的，可流在她沾着棉絮的脸上，就成了灰色。
他忽然想起哥哥那句话：
“读书，是我们这种人，唯一能净净走路的机会。”
净。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因为白天捡煤核，指甲又黑了。他用肥皂搓，用力搓，搓得手指发红，可那黑色，像长进了肉里，怎么也洗不掉。
原来有些人，生来就是脏的。再怎么洗，也洗不净。
钱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不仅承包了三号井，后来又把二号井、四号井都拿下了。村里人说，他上面有人，县里的，市里的，说不定省里都有人。
证据就是，钱老板开始在村里盖房子。
不是普通的房子，是“小洋楼”。三层高，贴着白瓷砖，窗户是蓝色的玻璃，在太阳下闪闪发亮。楼顶还弄了个小亭子，琉璃瓦的，金灿灿的。
小洋楼盖在村西头的空地上，那里原本是打谷场。盖楼的时候，拉来很多外地工人，工钱开得高，活也利索。村里的男人看着，眼睛发红——他们在井下拼命，一天挣十几块。这些外地工人，在阳光下砌墙，一天能挣二十。
“凭啥？”有人不服。
“凭啥？”知情人冷笑，“就凭人家是跟着钱老板的。钱老板手指缝里漏点，就够他们吃了。”
小洋楼盖好了，钱老板不常来住。来了，也是开着轿车，后面跟着几辆车，下来一群穿黑西装的人，围着楼转一圈，说几句话，又走了。
但他儿子经常来。
钱老板的儿子叫钱浩，和陈舟同岁，也在镇上读初中，但不在一个学校。钱浩在镇上的“育英中学”，那是私立学校，学费贵，但据说老师好，升学率高。
陈游见过钱浩一次。那天放学，他抄近路从镇子边上走，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一家游戏厅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孩，穿着蓝白色的运动服，脚上是雪白的运动鞋，鞋帮上有个对勾的标志。
那就是钱浩。他长得不像他爹，很白，很秀气，头发梳得整齐。他下车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红色的钞票，递给司机，说：“王叔，你回去吧，我玩会儿，自己打车回。”
司机点头哈腰地接了钱，开车走了。
钱浩转身进了游戏厅。玻璃门开合的一瞬间，陈游听见里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还有“砰砰砰”的打枪声，小孩的尖叫和笑闹。
陈游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扇玻璃门。门很亮，能照出人影。他看见自己：衣服是哥哥穿剩的，洗得发白，袖子短了一截。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是母亲用同色的布补的，针脚很密，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脚上的布鞋，大脚趾那里，快磨破了。
玻璃门里的世界，色彩斑斓，声音喧闹。
玻璃门外的他，灰扑扑的，像一颗被遗忘在路边的煤核。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很远，还能听见游戏厅里的声音，那声音追着他，像一场与他无关的、盛大的狂欢。
那天晚上，陈舟从学校回来，脸色很难看。
“怎么了？”母亲问。
陈舟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卷子，摊在桌上。是数学试卷，卷头用红笔写着一个大大的“98”。
“考得挺好呀。”母亲说。
“不好，”陈舟指着卷子上一道题，“这道题，我明明做对了，老师批错了，扣了我两分。我去找老师，老师说，批卷太忙，可能看错了，但分数已经登记了，改不了。”
“两分而已……”
“两分而已？”陈舟猛地抬头，镜片后的眼睛通红，“妈，你知道两分意味着什么吗？期中考试，我就是因为两分，没进年级前十！没进前十，就拿不到五十块钱的奖学金！五十块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发抖。
“我们班主任说了，这次期末考，年级第一，能拿两百块奖学金！两百块！我要是能拿到，下学期，家里就能少给我一百块，爸就能少下几次井，妈你就能……”
他说不下去了，把头埋进手臂里，肩膀一耸一耸。
母亲伸手，想摸摸他的头，手停在半空，又收回来。她看着儿子单薄颤抖的肩膀，看着那张98分的卷子，看着那被批错的两分，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陈游站在里屋门口，手里攥着今天捡煤核换来的一毛钱。硬币硌得手心生疼。
他想起游戏厅门口的钱浩，想起他随手给出的百元大钞，想起他脚上雪白的运动鞋。
他又想起哥哥，想起他为了两分通红的眼睛，想起他抱在怀里的破旧作业本，想起他说“我必须读下去”时，那种偏执的光。
一毛钱，和一百块钱。
两分，和两百块。
净的运动鞋，和快磨破的布鞋。
玻璃门里的斑斓世界，和玻璃门外煤灰扑面的现实。
这些东西，像一堆散乱的煤块，在陈游十岁的脑袋里，碰撞，翻滚，却怎么也拼不成一个完整的形状。
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有一道裂缝，正在这个家，这个村子，这个世界里，悄悄裂开。
裂缝的一边，是哥哥拼命想抓住的、用读书铺就的、净净的路。
裂缝的另一边，是他还看不清的、但正在不断塌陷的、黑色的深渊。
而他和他的家，正站在裂缝的边缘，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