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窑村的夜晚是没有星星的。
天是黑的，地是黑的，连空气都是黑的。煤灰像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雪，飘在空中，落在房顶，钻进窗户，呛进肺里。住在这里的人，气管都是黑的。咳出来的痰，在月光下看，像墨汁。
陈游出生那天，是腊月二十八，距离龙年春节还有两天。
接生婆拍他屁股的时候，他没哭。急得接生婆又拍，还是没哭。倒是一阵煤车经过的轰隆声，把他震得咳了一声，像哭，又不像。
“这孩子，命硬。”接生婆说。
陈游的母亲躺在床上，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她看着屋顶漏雨的水痕，那水痕弯弯曲曲，像条蛇。
“硬好，”她说，“硬，才能在这地方活。”
窗外传来爆竹声，稀稀拉拉的。快过年了，但煤窑村的年，从来都是冷的。
陈游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画面，是黑色。
不是夜的黑，是煤的黑。黑得厚重，黑得呛人，黑得能在肺里扎，长出黑色的树，开黑色的花。
父亲陈铁山是矿工，真正的矿工——下井的那种。
每天早上四点，天还黑着，陈铁山就起床。他穿衣服的动作很轻，但木床还是会吱呀响。陈游在里屋的小床上，睁着眼，听父亲穿袜子的窸窣声，系鞋带的摩擦声，最后是开门时那“嘎吱”一声。
门开了，又关上。
然后是漫长的寂静。
母亲在隔壁咳嗽，咳一阵，停一阵，又咳。咳声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腔里打不开。
陈游五岁那年，问母亲：“爸去哪儿了？”
母亲正在灶台前和面，手停了一下，说：“下井。”
“井是什么？”
“是地底下的洞，”母亲说，“很深，很黑，里面全是煤。”
“煤是什么？”
“是能烧的东西，”母亲指了指炉子，“烧了，才有火，才能做饭，才能暖。”
陈游似懂非懂。他只知道，父亲每天回来，脸是黑的，手是黑的，连眼白都沾着黑。只有洗澡的时候，水流下来，才是黄的——煤灰混着汗，混成了泥浆的颜色。
洗澡的盆放在院子里。夏天，父亲就着井水冲。冬天，烧一锅热水，在屋里洗。陈游蹲在盆边，看父亲用肥皂搓，搓出一盆黑水，倒掉，再搓，还是一盆黑水。要搓三遍，水才见清。
“爸，井里好玩吗？”陈游问。
父亲的手停了一下，肥皂泡在指尖破开。
“不好玩，”他说，“黑。”
“有多黑？”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陈游想象不出。他见过的最黑，是停电的夜晚。但就算停电，窗外还有月光，还有远处矿上灯火的微光。真正的黑是什么样，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种黑，是能吃人的。
煤窑村的孩子，童年只有两种颜色：黑色的煤，和黄色的土。
土是盖房子的土，是种不出庄稼的土。这里的土地，早被地下的煤掏空了营养，长出来的玉米，秆是细的，棒子是小的，掰开来，籽粒稀疏，像老人缺了牙的嘴。
孩子们的游戏，也围着煤。
捡煤核——去矿渣堆里，扒拉那些没烧透的煤块。小手扒得乌黑，指甲缝里全是煤灰。扒到一块大的，能高兴半天，捧回家，够烧一顿饭。
比谁扔煤块扔得远。黑乎乎的石块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在地上，溅起一片黑尘。谁扔得远，谁就是“矿长”，能指挥别的孩子。
陈游不爱玩这些。
他喜欢坐在村口的土坡上，看运煤的卡车。卡车很大，轮子比他还高。车厢里堆满煤，煤堆得冒尖，用帆布盖着，但盖不严实，车一开，煤灰就扬起来，像黑色的烟。
卡车一辆接一辆，从矿上开出来，开上那条唯一的柏油路，开向不知名的远方。
“那些煤去哪儿了？”陈游问过父亲。
“去电厂，”父亲说，“去钢厂，去城里，去暖和那些住楼房的人。”
“那我们呢？”
父亲没说话，只是摸了摸他的头。手上的老茧刮过头皮，沙沙的。
那天晚上，陈游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块煤，被装上车，运到很远的地方，扔进一个很大的炉子里。炉火很旺，烧得他浑身发烫。他看见炉子外面，有很多穿得净的人，围着炉子取暖，笑得很开心。
他也在笑，因为他很暖和。
可笑着笑着，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撮灰。
他醒了，浑身是汗。
窗外，又一辆运煤车经过，车灯的光从窗户扫过，在墙上划出一道明晃晃的痕，又暗下去。
煤窑村的大人，只有两种：矿上的，和不是矿上的。
矿上的又分两种：下井的，和不下井的。
不下井的，是那些坐办公室的，开车的，管事的。他们穿净的衣服，脸是白的，手是白的，说话的时候，嘴里没有煤灰味。
下井的，是陈铁山这样的。脸黑，手黑，命也黑。
陈游七岁那年，矿上出事。
不是大事故，是“小塌方”，矿上的说法。塌了一个工作面，埋了五个人。陈铁山那天本来该在那个面，但临时被调去另一个面运料，躲过一劫。
消息传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
女人们聚在井口，哭。哭声不大，闷在喉咙里，像怕惊动什么。男人们蹲在一边，抽烟，一接一，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陈游跟着母亲去。母亲没哭，只是死死攥着他的手，攥得他手疼。
救援队下井，又上来，摇头。
又下，又上，还是摇头。
第三天，挖出来三个，死了。还有两个，没找到。矿上说，不能再挖了，再挖，整个面都要塌。
家属闹，去矿办公楼前跪着，举着白布，上面用黑墨写着字。陈游不识字，只知道那些字很丑，歪歪扭扭，像哭花的脸。
矿上来了人，穿西装，打领带，说话很客气，但眼神是冷的。他说，这是意外，矿上会赔钱，按照国家规定赔。一个死，三万。一个残，两万。一个伤，五千。
“三万块，一条命。”陈铁山那天晚上喝醉了，这是他第一次在陈游面前喝酒。他握着酒瓶，手在抖，“我下井十年，挣的加起来，都没有三万。”
母亲在灶台前默默切菜，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咚，一声比一声重。
“老王才三十五，”陈铁山又说，“儿子八岁，跟我家陈游一样大。三万块，够什么？够他儿子读到初中？还是够他老婆改嫁的嫁妆？”
他忽然笑了，笑声嘶哑，像破风箱。
“我还不如那天死在下面，”他说，“死了，还能给家里留三万。活着，还得下井，下到哪天是个头？”
母亲手里的菜刀停了。
她转过身，看着父亲，眼睛很红，但没有泪。
“你死了，”她说，“陈游就没爹了。”
陈铁山愣住了，酒醒了一半。他看向陈游，陈游站在里屋门口，小手扒着门框，指甲抠进木头缝里。
父子俩对视了很久。
陈铁山低下头，把酒瓶轻轻放在桌上。
“不喝了，”他说，“以后都不喝了。”
可陈游知道，父亲还是会喝。在那些下井回来的夜晚，在那些发工资却被扣掉“安全押金”的子，在那些听说谁家又出事的消息传来时。
煤窑村的男人们，都需要一点酒，才能忘记自己活在什么地方。
事故过后，矿上“整顿”了三天。
三天后，一切照旧。下井的继续下井，运煤的继续运煤。只是井口多贴了几张红纸，上面写着“安全第一”“生命至上”。风吹晒，没过多久，红纸褪了色，字也模糊了，像涸的血迹。
陈游开始上学了。
煤窑村小学，就在村东头。三排平房，墙刷了白灰，但煤灰无孔不入，白墙很快变成了灰墙。窗户玻璃很少有完整的，缺了角，就用木板钉上，或者糊报纸。
老师大多是本地人，初中毕业，有的连初中都没读完。一个月工资一百二十块，还不一定按时发。教课是副业，种地才是主业。
陈游的班主任姓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戴副老花镜。她教语文，也教数学，还教思想品德。
第一课，教“人”字。
李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撇一捺，就是人。
“人，要站得直，”她说，“像这个字一样，顶天立地。”
陈游看着那个字，忽然想起父亲。父亲从井里上来时，腰是弯的，背是驼的，像一张拉满了的弓。他站不直，因为井太低，巷道太窄，人在里面，只能爬，只能蜷。
“老师，”陈游举手，“我爸就站不直。”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然后有孩子笑。
李老师推了推眼镜，走到陈游面前，蹲下，看着他。
“你爸是矿工？”她问。
陈游点头。
“矿工是站不直的，”李老师说，“因为他们把天，顶在了自己背上。”
陈游听不懂。他只知道，父亲很累，累到有时候吃饭都能睡着，脸栽进碗里。
那天放学，陈游走在回家的土路上。夕阳西下，把煤堆照成金色，把煤灰照成金色，连空气中飞舞的尘埃，都镶了金边。
很美，但呛人。
他看见一辆卡车停在路边，司机在修车。车厢的帆布没盖严，露出一角煤。煤是亮的，在夕阳下闪着光，像黑色的宝石。
陈游走过去，伸手摸了摸。
煤是凉的，硬硬的，硌手。
司机从车底钻出来，满脸油污，看见他，笑了。
“小孩，喜欢煤？”
陈游摇头。
“那你看啥？”
“我在想，”陈游说，“这些煤，能不能不挖出来？”
司机愣了，随即哈哈大笑，笑声震得卡车都在颤。
“不挖？不挖我们吃什么？不挖你家烧什么？不挖，这地方还有啥？”
陈游没说话。他看着卡车，看着煤，看着远处冒着黑烟的烟囱。烟囱很高，高到仿佛要捅破天。黑烟滚滚，飘向天空，把晚霞都染脏了。
“快回家吧，”司机拍拍他脑袋，手上油污蹭了他一脸，“天黑了，煤老虎要出来吃人了。”
煤老虎，是大人们对煤矿事故的另一种叫法。
陈游转身往家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卡车修好了，司机跳上车，发动，开走。车轮碾过土路，扬起一片黑色的尘土，像一条黑色的龙，张牙舞爪，追着车跑。
他忽然觉得，那辆车，那片煤，那条黑龙，和这个村子，这些人，都被什么东西绑在了一起。
绑得很紧，紧到喘不过气。
而绑着他们的东西，就叫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