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佟家住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几乎以为子可以这样过下去了。
白天佟先生去学校，我留在家里扫地、烧水、看书。《古文观止》翻到了下册，灶间的水壶永远温着，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我在用这些小事，一点一点地还。
佟先生偶尔会在饭桌上提起学校的事——哪个学生背不出书，哪个家长又来送礼。他不提本人，不提战事，好像这间小屋和外面的世界隔着一层透明的墙。
但墙不隔音。
炮声一天比一天近。
那天傍晚，佟先生回来得比平时晚。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对，碗放在桌上时手微微抖了一下。
“怎么了？”我问。
他没立刻回答，坐下来，端起粥碗又放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的学生，欧阳公瑾。”
“上次在门口找您的那个？”
他点点头。“他父亲叫欧阳正德，上海滩的大商人。今天中午，欧阳正德在家里宴请本特使。”
我听着，心里已经猜到了什么。
“公瑾在宴会上开了枪。”佟家儒的声音很低，“特使重伤，他跑了。现在全城都在抓他。”
我没有说话，低下头搅着碗里的粥。欧阳公瑾。这个名字，我在原著里知道。刺本特使是他第一次行动，也是他走上这条路的开端。
“您觉得他会来找您吗？”我问。
佟家儒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说话。佟先生坐在桌前看书，但一页纸翻了很久都没动。我收拾完碗筷，靠在灶间门口，盯着那扇薄薄的门板。
十月的夜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凉飕飕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半夜，也许是凌晨。迷迷糊糊间，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许多人，从弄堂口涌进来。
我猛地睁开眼。
佟家儒已经站起来了，手里攥着那盏油灯，灯芯拧到最小。他看了我一眼，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
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在敲门。不是敲佟家的门，是敲隔壁、敲对面。语的呵斥声、中国话的翻译声混在一起，像一盆冷水浇进寂静的夜里。
我的心跳得很快。
佟家儒走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了一眼。然后他退回来，把灯放在桌上，压低声音：“你待在这里，别动。”
他拉开门闩，走了出去。
透过门缝，我看见两个本兵站在巷子里，刺刀上的寒光在月光下闪了一下。翻译官尖着嗓子喊：“佟家儒先生？”
“我是。”佟家儒的声音很平静。
“你认识欧阳公瑾吗？”
“……认识。他是我的学生。”
“他在哪里？”
“不知道。他今天没来学校。”
翻译官和本兵低声说了几句。一个士兵往屋里扫了一眼，目光从门缝掠过，我往后缩了缩，把自己藏进门后的阴影里。
“走。”
脚步声远了。门被推开，佟家儒走进来，把门重新闩上。他背靠着门板，闭上眼睛，呼吸很重。
“佟先生——”
他没让我说完。“不关你的事。”他说，声音有点哑，“你去睡吧。”
我张了张嘴，没再说话，转身回到灶间。坐在那堆柴火上，抱着膝盖，盯着那扇门。
门外又安静了。但我睡不着。
天亮之前，又有人敲门。
这一次，只有三下，很轻。
佟家儒走过去，拉开门闩。
欧阳公瑾站在门口。
他的学生装已经破了，半边袖子被血浸透了，暗红色的，在月光下发黑。他捂着腹部，手指缝里还在往外渗血。脸色白得像纸，但眼睛很亮。
“先生。”他的声音沙哑，“帮帮我。”
佟家儒没有说话，侧身让他进来。
欧阳公瑾踉跄了一步，撞在桌角上，整个人往下滑。我冲上去扶住他。他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袖子，力气大得像要把布扯碎。
“你是——”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疑惑。
“别说话。”我截住他的话。
不需要解释那么多。先处理伤口。
我把他扶到床边，让他躺下。衣服上有两个洞——一个在手臂上，擦过去了，皮肉外翻；一个在腰侧，弹头还在里面。
我的手指按在他腰侧，感受着伤口的深度和走向。没有穿透，弹头卡在肌肉里，没伤到脏器。运气好。或者开枪的人离得远。
“灯，热水，针线和净的布。还有——”我看了佟家儒一眼，“有酒吗？度数越高的越好。”
佟家儒没问为什么，转身就去灶间翻。我低头对欧阳公瑾说：“会有点疼。你忍着。”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种笑不是开心，是劫后余生的、带着点孩子气的庆幸。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谢小丫。”
“谢小丫。”他重复了一遍，“我记住了。”
佟家儒端着一碗白酒过来，递给我刀的手在抖，很轻微的一瞬，我感觉到了。
后面的过程，我不太想回忆。
没有麻药，没有手术钳，只有一把用开水烫过、又用白酒擦了无数遍的小刀。欧阳公瑾咬着自己的手背，一声没吭，但额头的汗像水一样往下淌。
我把弹头取出来的时候，他也只是闷哼了一声。丢在床边的铜盆里，当啷一声，沾着血，在油灯下泛着暗沉的光。
佟家儒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伤口缝好了，我坐在床沿上，两只手全是血。它们抖得厉害，抖得不像一个见过无数创伤的急诊科医生。
“谢小丫，你不是逃难的丫头。”欧阳公瑾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楚，“逃难的丫头不会缝伤口。”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
“她是。”佟家儒截断了他的话，“你伤好了就走，别打听她的来历。”
欧阳公瑾看了看佟家儒，又看了看我。他说：“先生，我需要在这待几天。”
“你的伤好了就去自首。”佟家儒说。
“不是为了躲。”欧阳公瑾的声音很坚定，“我还有事没做完。”
“什么事？”
欧阳公瑾没有回答。屋里安静下来。我端着那盆血水，站起来，走到灶间，倒进阴沟里。冷水冲在手上，冰凉冰凉的，血被冲散了，顺着水沟流走。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不知道佟家儒还能护他多久。
我只知道，在欧阳家的宴会上，那个本特使倒下了，但特高课还在。东村敏郎还在。
窗外的天开始发白。在灶间门边，把那把小刀重新擦净，塞进怀里。
1937年10月29凌晨，我在灶间门口坐了一整夜。怀里的小刀始终没有离手。
天亮之后，报童的叫声从巷口传过来：“号外号外！昨晚公共租界发生枪击案，本特使遇刺!”
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欧阳公瑾在昏睡。佟家儒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佟先生。”我叫他。
他没有回头。
“您打算一直护着他？”
沉默了很久。他说：“他还年轻。”
那年，我也还年轻。至少在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