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后巷，我没有直接进门。
在石阶上坐下来，把今天从街上顺来的那张报纸展平。
《申报》。1937年10月24。我用指腹摩挲着报头下面的期——没错，十月下旬，大场失守前后。
目光扫过战况报道，扫过社论。最后，在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我看见了一则消息：
“本特高课新任课长东村敏郎抵沪，将统筹租界特别警备事宜。”
寥寥数语。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但我的手指按在纸面上，微微发凉。
东村敏郎。不是电视剧，不是扮演，不是邱叔。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会下令抓人的——东村敏郎。
“三小姐——”
李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本能地把报纸塞进袖口，回过头。
她端着一盆脏水出来，看见我坐在石阶上，愣了一下：“你咋坐在这儿？快进去，让太太知道又得骂你。”
“透口气。”我说，“李妈，我问你个事。”
“啥事？”
“今天街上本人抓的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李妈的脸色变了变，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你咋知道的？你看见了？”
我点头。
她叹了口气，把脏水盆放在地上，凑过来：“死了。今儿早上，尸体被扔在下塘浜那边的水沟里。浑身都是伤，十个指甲全给拔了……造孽啊。”
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
“听说是个开杂货店的，姓陈。老老实实一个人，还带着个闺女呢，才十二岁。这下好了，闺女成孤儿了……”
她没有说完，大概是不忍心说下去。端起水盆，摇着头走了。
我坐在石阶上，一动不动。
陈怀远。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一个开杂货店的普通人，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不是什么地下党，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一个想在上海活下去的普通人。
他死了。因为东村敏郎今天要从这条街上走过，需要抓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权力。
十个指甲，全被拔了。
今天在街上，东村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在心里想了一句话：“那双眼睛，原来长在活人脸上，是这样的。”
现在我知道了。
那双眼睛看完他之后，他死了。
而我，蹲在门廊下，想的还是“他长得好不好看”。
我把头埋进膝盖里。胃里翻涌，不是恶心，是一种说不清的、闷闷的疼。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十手指，指甲缝里还有昨天翻垃圾桶时蹭进去的黑泥。
那个姓陈的男人，没有这双手了。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来这里两天了。想的是怎么活下来，怎么找吃的，怎么不被卖去翠云阁。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误入历史的观众，把周围的一切当成布景。
那几个扔砖头的野孩子是布景。李妈是布景。谢家是布景。
今天从街上走过去的东村敏郎——我在心里想的，还是“他长得像邱叔”。
不是的。
他们是人。是会死的人。
那个姓陈的杂货店老板，他也有过早晨，有过一碗热粥，有过一个等他回家的女儿。
然后他死了。
死在1937年10月24，死在一个从我手机屏幕里走出来的本军官手里。
我把报纸从袖子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那则消息。
东村敏郎抵沪。
这八个字，此刻不是剧情，不是梗概。
是讣告。
“三小姐——”
李妈的声音又从后门口传来，这次带着焦急：“你咋还在这儿？快进去！太太在找你呢！”
我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土。
“李妈，太太找我什么事？”
李妈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明儿个……翠云阁的妈妈要来看人。你……你自己当心。”
翠云阁。
我听过这个名字——法租界边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妓院。嫡母王秀兰已经和那里的妈妈喝过两回茶了。
原来不是“明天再说”。
是“明天就来”。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推开后门，走进谢家。
那天傍晚，我端着嫡姐谢婉莹的洗脚水从后厅出来，正好撞见谢仲礼从书房出来。
他看了我一眼，像看一件挡路的杂物。
“站住。”
我停下来，低着头，水盆还端在手里。
谢仲礼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遍。那种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是菜市场买菜的妇人看一把蔫了的青菜——不值钱，但勉强能吃。
“你这几天往外跑什么？”
“找吃的。”我说，声音不大。
他“哼”了一声：“谢家短你吃了？”
我没说话。他当然知道短了。厨房克扣我的饭菜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只是不在乎。
“明有客人来，你在后院待着，别出来丢人。”
说完他就要走。
我忽然开口：“爹，明来的客人是谁？”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意外——大概是没想到这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赔钱货会主动问话。
但更多的是嫌恶。
“不该你问的别问。”他顿了顿，又说，“翠云阁的周妈妈。你王姨的意思，你也不小了，搁在家里白吃饭。”
白吃饭。
三个字，轻飘飘的，像在说一条不肯抓老鼠的猫。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愧疚，没有犹豫，甚至没有算计——只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冷漠。
女儿是赔钱货。卖女儿是天经地义。这是1937年，一个父亲可以合法地把自己十五岁的庶出女儿卖进窑子，而且说完之后，还能心安理得地去前厅喝茶。
“知道了。”我说。
他走了。
我端着水盆，站在原地，手没有抖。不是不气，是不能抖。柴房里的稻草堆还等着我回去翻账本。
夜里，我的“嫡母”王秀兰来了柴房。
她没敲门——柴房没有门闩。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墙角的稻草堆上。
“谢小丫。”
她叫我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像在叫一条狗。
“明天周妈妈来，你要是敢给我出幺蛾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姐姐明年要说亲，你哥哥的生意也要用钱。你在这个家白吃白喝十五年，也该还了。”
“太太，我去翠云阁……做什么？”
她冷笑了一声：“做什么？你说做什么？卖笑。伺候人。你这辈子也就这点用了。”
这辈子也就这点用了。
她用这句话，给我的一辈子画了句号——十五岁，不到一百斤，营养不良，后脑勺的伤还没好利索。
这就是我在“家人”眼里的价值。
她转身走了，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蹲在稻草堆上，把这句话嚼碎了咽下去。
然后我从草堆底下翻出那张《申报》，在煤油灯下又看了一遍第二版角落里的那行字。
东村敏郎抵沪。
外有虎，内有狼。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瘦得只剩骨头，指甲缝里还有黑泥。
这双手，学过六年临床，在急诊室缝过伤口，在ICU按过心脏。它值多少钱？王秀兰不知道。谢仲礼不知道。
他们会知道的。
但不是以他们想要的方式。
我把报纸塞回草堆，吹灭了灯。
黑暗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稳。
明天太阳升起之前，我必须消失。
但在那之前——我要做一件事，让谢家再也没有力气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