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多，我从墙缝里钻出来的时候，天还黑着。
巷口有脚步声，黄包车的轮子碾过青石板，咕噜咕噜响。远处有人挑着担子叫卖，声音沙哑，拖得很长。原来这个点的上海，已经醒了。那些赶早市的小贩、赶码头的苦力、赶在天亮前送货的脚夫，三点多就开始在街上走。
我站在墙外愣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走。十月末的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低头看自己：灰蓝色的破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露出细瘦的胳膊，青筋浮起。赤着脚，脚底板在冰凉的青石板上踩了一会儿就麻了。怀里揣着半块硬馒头和一把钝了的小刀。
我在心里清点了一下：二十七岁，急诊科医生，心理学双学位，有房有车。现在是1937年，我叫谢翎舞，十五岁，庶出，逃难，身无分文。
落差感像一盆冰水浇下来。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天渐渐亮了。
我沿着租界边缘走，不敢往中心去——那边巡捕多，盘查严。蹲在路边，把那半块硬馒头掰成几瓣，一小口一小口地嚼。馒头硬得像石头，嚼得腮帮子酸。旁边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一碗豆浆推过来——不是递，是推到桌子边沿，然后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我端起碗，一口气喝完，烫得喉咙发紧。
“谢谢。”老头没应，继续忙他的。
这种沉默的善意，比任何怜悯都让人好受。我在急诊室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属——不哭不闹，安静地坐在走廊里等一个结果。那份安静下面压着的东西，很重。
上午的阳光渐渐暖了，但胃又开始叫。
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看见包子铺，走不动路。一屉一屉的热包子，白汽腾腾地往上冒，香味钻进鼻子里。我站在对面的墙下看了很久。脑子里在想——要不要过去讨一个？或者趁老板不注意拿一个就跑？
念头刚起，就看见一个乞丐模样的老头被老板一脚踹了出来。“滚！再来偷，打断你的腿！”我缩了缩脖子，把自己缩进阴影里。
不是怕。是自尊。这种自尊不是原主谢翎舞的。原主不知道什么叫体面，她只知道饿。但我知道。我记得自己在手术台上连续站过十几个小时没吃饭，也没有偷过护士站的面包。可以吃苦，不能丢人——刻进了骨头里。
午后，经过一条稍宽的马路时，前面忽然一阵动。
不是炮声。是汽车的引擎声和哨子声。人群往两边退，像被无形的手拨开。我本能地缩进一家绸缎庄的门廊下，只露出半只眼睛。
两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车头上着小小的膏药旗。第二辆轿车的车窗半开着。只是一瞬间，但我看见了那张脸。
他侧着脸，正低头看手里的文件。眉骨很高，下颌线锋利，皮肤苍白。没有表情，没有东张西望，甚至没有看窗外那些仓皇躲避的中国人一眼。眼尾微微下垂，虹膜在车内的阴影里泛着一层极淡的暗金色。和屏幕里一模一样。
我的手指抠着门廊的木头，指甲陷进去，疼。但我怕手一松就会发抖。不是恐惧。是因为这张脸，这个人，这个人不眨眼的本特务，曾经让我在无数个深夜对着屏幕写三千字长文，去分析那双眼睛里的“隐忍”与“压抑”。
隐忍个屁。他只是在看文件。
车过去了。尾灯在街角拐弯处闪了一下，消失。我蹲在门廊下，浑身发抖。陈怀远——十个指甲被拔掉，尸体丢在水沟里。而凶手，刚才从我面前经过，连看都没看窗外一眼。
“让开让开！”绸缎庄的伙计出来赶我，“别挡在门口，晦气！”
太阳偏西。腿走不动了，脚底板的皮磨破，一步一疼。
我坐在一座土地庙的台阶上。一个小乞丐走过来，七八岁，脸上脏兮兮的，穿着不合身的破褂子。他站在我面前，歪着头看着我。“你是谁？”
“路过。”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忽然不耐烦地挥挥手：“走走走！这是我的地盘！”眼神里有凶狠，也有害怕——怕我抢他的地方。我站起来，走了。七八岁，已经学会了守地盘。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烧成一片暗红色，像伤口结痂前的颜色。不知道今晚睡哪，不敢去收容所——那边有巡捕登记，怕谢家在找我。路过一家小饭馆时，闻到了饭菜的香味，走不动了。不是饿，是腿不听使唤了。
我蹲在饭馆对面的墙下，看着里面的人吃饭。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背对着门坐着，桌上摆着一碗面，正低头看一张报纸。他的背影高而瘦，肩膀微微佝偻，像是长期伏案留下的痕迹。那是我今天见到的最安静的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吃完了。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长衫的下摆，转身往外走。他走过我身边时，我没有抬头——怕被赶，也怕自己的狼狈被人看见。
但他经过之后，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墨水和旧书页的味道。
我蹲在墙底下，闻着那股味道，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它。是因为那股味道太净了。在这个到处都是硝烟味、垃圾味、血腥味的一天里，那是唯一净的东西。
天彻底黑了。我缩在城隍庙的廊檐下，靠着冰冷的石柱，把身体蜷成一团。头顶的天上有星星，很亮。
我忽然想起爷爷说的话：“小舞啊，人这一辈子，有些苦，慢慢熬，总会有拨云见的一天。”
不知道过了多久，街上的声音安静了一些。然后我听见了脚步声——不是大步流星，是慢慢的、不紧不慢的，像是走了很多路。
脚步声在我面前停了一下。
“小姑娘？”
我睁开眼。灯笼的光晃得我眯起眼睛，看不清来人的脸，只能看见一个穿长衫的身影，高而瘦，手里提着一盏纸灯笼。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声音不高不低，像问一个迷路的孩子。
“……家里人都没了。”我说。
“逃难来的？”
“嗯。”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嫌弃，没有怀疑，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只是看着，像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
“……姓谢。谢小丫。”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放在我旁边。“馒头。你吃。”
我打开纸包。两个白面馒头，还温着。眼泪突然掉下来了。
“先生贵姓？”
“姓佟，佟家儒。街口聂中丞中学的教书先生。”
我抓起馒头，大口大口地啃，一边啃一边哭。
“慢点吃。别噎着。”他蹲下来，把水壶递过来。
等我吃完了，眼泪也差不多擦，他才开口：“你有地方去吗？”
“没有。”
“我有个住处，不大。”他顿了顿，“你要是不嫌弃——先住下。”
“……谢谢佟先生。”
他站起来，把灯笼往上提了提。“走吧。”
我撑着石柱站起来，腿还在抖。他已经往前走了，步子不快，灯笼的光在夜风里一晃一晃的。我拖着脚，跟在后面。
1937年10月26的深夜，一个教书先生从城隍庙捡走了一个快饿死的少女。他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从哪来。只知道她需要帮助。
所以他把馒头分给她。
走出一段路，佟家儒忽然问：“你识字吗？”
“……识得一些。”
“读过书？”
“家里教的。”我含糊地答。
他没再问。但我看见他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在1937年的上海，一个逃难的丫头说“识字”，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我抿着嘴，跟在他身后。夜风把他的灯笼吹得东摇西晃。
那个人，今天从我面前过去了。
而我，在此刻认识了主角，佟家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