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彦最近总是失眠。夜深人静的时候，柳巷的巷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四下里空旷而寂寥。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被烟火熏得发黑的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白天的画面——沈砚舟的笑脸，苏晚卿望向沈砚舟时眼里的光，顾明远与沈砚舟并肩走出茶楼时意气风发的模样，还有那些茶客们谈论“沈家少爷”时语气里的羡慕与敬畏。每一个画面，都像一针，扎在他心上。
他翻了个身，强迫自己入睡。可一闭上眼，就看见沈砚舟站在沈家祠堂里，衣冠楚楚，温润如玉，身后是那块写着“诗礼传家”的匾额，整个人像一幅画，完美得不真实。而他自己呢？他住的这间屋子，是苏家老宅里最小的一间，窗户朝北，终年见不到阳光，墙皮剥落，地板翘起，连桌椅板凳都是缺了角的。他的书桌上堆着账本和算盘——那些账本不是他的，是他供职的那家商号的；那算盘也不是他的，是柜上配的。他每天都在替别人算账，算来算去，算的都是别人的银子。
他不甘心。这念头像一条毒蛇，盘踞在他心里，夜夜地噬咬着他，让他不得安宁。凭什么沈砚舟一出生就什么都有，而他拼尽全力也够不到沈砚舟的脚后跟？凭什么沈砚舟什么也不用做，就有苏晚卿那样的姑娘死心塌地地爱着他，而他连向苏晚卿表白心迹的勇气都没有？凭什么沈砚舟可以慷慨大方地“帮”他，而他只能屈辱地接受这份施舍，还要感恩戴德？他不甘心。他恨不能有一天，让沈砚舟也尝尝他的滋味——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为五斗米折腰的滋味。
可这些心思，他从不向任何人提起。在沈砚舟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温良恭谦的义弟，说话轻声细语，做事滴水不漏，事事以义兄为先，处处维护义兄的体面。在苏晚卿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温和体贴的文彦哥哥，不越雷池半步。在旁人面前，他永远是那个知书达理、谦逊有礼的苏家公子。他把所有的阴暗都藏在那张温润的面孔之下，藏得太好了，好到连他自己有时候都会忘记，那张面孔下面，藏着怎样的深渊。
这，苏文彦在商号里对完账，早早地收了工。走出商号大门时，天还亮着，阳光白晃晃地照在青石板路上。他眯着眼，在街边站了一会儿，正想着是回家还是去茶楼坐坐，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文彦兄。”他回过头，看见顾明远从一顶轿子里探出头来，脸上挂着惯常的笑容，朝他招了招手。苏文彦走过去，拱手行礼：“顾老板，好巧。”“不巧不巧，我专程来找你的。”顾明远下了轿，拉着苏文彦的手，语气热络得很，“走，去得月楼坐坐，我请你吃饭。”
得月楼的雅间里，顾明远点了一桌子菜，又要了一壶上好的花雕。酒过三巡，话便多了起来。“文彦兄，”顾明远端着酒杯，靠在椅背上，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文彦，“你觉得沈砚舟这个人，怎么样？”苏文彦夹菜的手微微一顿，随即若无其事地继续吃菜：“砚舟兄是我义兄，人品贵重，才华出众，自然是好的。”
“好，”顾明远点了点头，“确实好。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么好？”苏文彦放下筷子，看着顾明远。顾明远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说，沈砚舟之所以是沈砚舟，不全是因为他自己。他有沈家三代积累的家底，有陆景川那样的朋友在军中照应，有苏州士族圈子里的人脉和声望。这些东西，不是他一个人挣来的，可都堆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苏文彦没有接话，只是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顾明远继续说下去，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聊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我这个人，做生意做了二十年，见过不少人。有些人天生就是在台上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在台下的。在台上的那个人，不一定比台下的那个人强，可观众只看得到台上的，看不到台下的。”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苏文彦一眼，“文彦兄，你说，那些在台下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苏文彦握着酒杯的手微微收紧。“顾老板，你跟我说这些，到底想说什么？”顾明远放下酒杯，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说：“文彦兄，你我是聪明人，聪明人之间说话，不必绕弯子。我不瞒你，最近我在跟沈砚舟谈北边的生意，谈得不太顺利。他想往北走，又不想碰军械，只想做民用。可你我都知道，北边那潭水，民用生意本搅不动。北洋那些人要的是什么？是枪，是炮，是。你光给他们送粮食送布匹，人家凭什么把订单给你？”
苏文彦沉吟片刻：“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沈砚舟太谨慎了。”顾明远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他守着一座金山，却只肯挖最上面的那层土。这样下去，沈家的生意永远只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上不去，也下不来。可惜了，真是可惜了。”苏文彦看着他，忽然问了一句：“顾老板，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
顾明远笑了起来，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狡黠，几分试探：“文彦兄误会了，我不是要你做什么。我只是觉得，你我是同病相怜的人——你在沈砚舟的光环下活着，我在沈砚舟的棋盘上下着棋。我们都有本事，都不比沈砚舟差，可我们只能做他的配角。这种滋味，你懂，我也懂。”苏文彦沉默了。顾明远也不催他，自顾自地喝酒吃菜，像是在等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得月楼下的观前街上，灯笼一盏一盏地点亮了，橘红色的光映在苏文彦的脸上，将他的表情衬得忽明忽暗，看不真切。“顾老板，”苏文彦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你说得对，我确实不甘心。可不甘心归不甘心，沈砚舟是我义兄，他待我不薄，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
顾明远哈哈一笑，拍了拍苏文彦的肩膀：“文彦兄多心了。我也是沈砚舟的伙伴，我怎么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只是觉得，有些话，憋在心里不痛快，说出来就舒服了。来，喝酒喝酒，不谈这些了。”两人举起酒杯，碰了一下，各自饮尽。可就在放下酒杯的那一刻，苏文彦的目光与顾明远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那一眼里，藏着太多不可言说的东西。彼此心照不宣。
苏文彦从得月楼出来时，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他一个人走在观前街上，步子有些踉跄——不是因为喝多了，而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东西，沉甸甸的，压得他迈不动步。顾明远那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那扇一直不敢打开的门。门后面，是他藏了十几年的不甘。
是啊，他不甘心。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去沈家做客，看见沈砚舟住着宽敞明亮的房间，穿着绣工精美的衣裳，吃着点心匣子里花样翻新的糕点，而自己只能穿母亲改了好几遍的旧衣裳。他不甘心。长大些，他和沈砚舟一起读书，先生总是夸沈砚舟“天资聪颖、前途无量”，而对他的评价只是“勤勉刻苦、中人之资”。他不甘心。再后来，他发现自己对苏晚卿动了心，可苏晚卿的眼里只有沈砚舟，从小到大，从没变过。她叫他“砚舟哥哥”，声音软得像棉花糖，而叫他“文彦哥哥”，客气而疏远，像隔着一层纱。他不甘心。
他加快脚步，走进柳巷那条窄窄的巷子。巷子里很黑，他摸黑走到家门口，推开门，屋里的灯还亮着。苏明诚还在咳嗽，一声接一声的，像要把肺都咳出来。妹妹在灯下给他捶背，弟弟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流了一桌面。苏文彦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拼尽全力也改变不了的现实。
他叹了口气，走进去，轻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没有人应他。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个夜晚，顾明远也在想同样的事。顾家公馆的书房里，顾明远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面前的桌上摊着一份账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沈家与顾家的每一笔生意的利润分配。六四分成。沈家六成，顾家四成。这四成里，还有相当一部分要分给顾家下面的掌柜、伙计、跑腿的，真正落到顾明远手里的，不到两成。
他不服气。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没有沈家的名头和沈砚舟的人脉，他顾明远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打不进江南士族圈层，更拿不到那些利润丰厚的生意。沈家是他的敲门砖，是他的符，是他在这盘棋局里最大的筹码。他离不开沈家，可他也不甘心永远做沈家的附庸。他想要的，是沈家那份完整的商贸垄断权——丝绸、茶叶、盐运、漕运、钱庄，以及最重要的一环，北边的军需供应。这些东西如果都在他手里，他顾明远就是江南商界的王，而不是沈砚舟的马前卒。
可怎么才能拿到这些东西？沈砚舟不是傻子，不会把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人。除非……顾明远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了出去。太快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需要耐心，需要等待，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而这个时机，也许很快就会来——北洋那边，已经有人在打听沈家的事了。如果那些人真的对沈家感兴趣，那么他的机会，就来了。
想到这里，顾明远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笑意很淡，淡得像刀锋上的光，一闪即逝。他将桌上的账册合上，收进抽屉里，然后拿起桌上的一封信，又看了一遍。信是周世农写来的，措辞客气，意思却很明确——希望顾明远能在江南商界为北洋军需处“物色一些可靠的伙伴”。信的最后，周世农用一句看似随意的话点了题：“江南之事，沈家为重。顾老板若能促成沈家与军需处的，必有大用。”这四个字，在顾明远心里生了。他放下信，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飞速地计算。如果沈砚舟愿意与北洋，那么沈家的生意就能再上一个台阶，而他也能分到更多的利。可如果沈砚舟不愿意——以他那个“不做军械”的底线，他很可能不愿意——那么，他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别的办法。这五个字，在顾明远心里盘旋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苏文彦和顾明远在胥门码头的茶楼上“偶遇”了。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提起昨晚的事。他们像往常一样喝茶、聊天、谈生意，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笑着一些无关痛痒的笑。可在那笑容之下，在那闲谈之间，两个人的心思，已经开始向着同一个方向流动了。像两条暗河，在地底下交汇，汇成一股更隐秘、更危险的水流。
而沈砚舟，此刻还在沈家的书房里，对着账本和地图，规划着江南商路的下一步布局。他不知道，他视为兄弟的人，正慢慢地转过身去，把脸埋进了阴影里。他也不知道，他视为战友的人，正慢慢地伸出手去，握住了那双从北方伸过来的、看不见的手。
阳光很好，照在沈家院子里那棵银杏树上，叶子绿得发亮。沈砚舟从书房出来，伸了个懒腰，深深地吸了一口夏天早晨清甜的空气。一切都很好。至少看起来，一切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