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夏天，苏州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依旧是观前街。
街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绸缎庄、珠宝楼、茶食店、酒楼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门庭若市。穿绸裹缎的太太小姐们挎着竹篮，在绸缎庄里挑挑拣拣；穿长衫的士绅们在茶楼里高谈阔论，从国家大事聊到家长里短；孩子们举着糖葫芦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笑声清脆得像风铃。若你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上一眼，会觉得这真是一座繁华富庶的城市，太平盛世，人间天堂。
可你若肯往那些犄角旮旯里多走几步，便会发现，这繁华的皮囊之下，藏着太多不堪的东西。
出了阊门，沿着运河往南走，过了渡僧桥，便到了苏州城最破败的一片区域——棚户区。这里没有青石板路，只有坑坑洼洼的泥地；没有粉墙黛瓦，只有用破木板、芦苇席、油毛毡拼凑起来的棚子，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像一堆被随手丢弃的垃圾。棚子里住的是逃难的农民、失业的工匠、被工厂辞退的工人，以及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的人。他们不是苏州人，至少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来自苏北、安徽、河南，因为家乡遭了灾、打了仗、活不下去了，才拖家带口地逃到苏州来，指望在这座富庶的城市里找一口饭吃。可苏州的饭，并不好讨。
沈砚舟第一次来棚户区，是跟着沈福来的。沈福说要去给一个老仆人送终，那个老仆人在沈家了四十年，老了不动了，便回到棚户区的家里养老。沈砚舟本不必去，可他觉得，一个在沈家伺候了四十年的人，临终时沈家的人该去看看。
那间棚子比沈砚舟想象中还要简陋。四面透风，屋顶漏雨，一张用砖头垫起来的木板床，床上躺着一个人，瘦得像一张纸，盖着一床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被。床头放着一碗凉水和半个发霉的馒头，地上蹲着一个中年妇人，正低声啜泣。沈福走上前去，握住床上那人的手，眼眶红了：“老周，我来送你了。”床上的人微微睁开眼，浑浊的目光在沈福脸上停了一瞬，又转向了站在门口的沈砚舟。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含糊的“啊啊”声。
沈砚舟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见过穷，可没见过这种穷——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而是穷到连死都死不起的穷。没有棺材，没有墓地，甚至连一顿像样的送终饭都办不起。一个人活了一辈子，生了，病了，死了，最后只剩下那半块发霉的馒头和一碗已经凉透了的白水。
回去的路上，沈砚舟一直没有说话。沈福走在前面，背影佝偻，脚步沉重。走了很远，他忽然停下来，回过头，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少爷，您别看苏州城外面光鲜，这里面的事，多了去了。”沈砚舟没有应声，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面前的账本翻开着，上面的数字却一个也看不进去。他脑子里全是那间棚子、那张床、那个连话都说不出来的人。沈家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银子赚得越来越多，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银子的来处和去处，到底意味着什么。沈家的绸缎庄，用的是最便宜的学徒工，一天十二个时辰，包吃包住，工钱是大洋一块。沈家的茶厂，收购茶叶时压价压得厉害，茶农辛辛苦苦种一年的茶叶，卖给沈家赚的钱还不如在码头上扛两天大包。沈家的钱庄，放贷的利息虽不算高，可那些借了钱的人，十个里有八个还不上，最后要么卖房卖地，要么沦为沈家的佃户、长工，世世代代翻不了身。这些事，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以前从不细想。生意场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你不压价，别人压价；你不剥削，别人剥削。这就是商场，这就是生存法则。
可今天，他忽然觉得，这些“生意经”，好像哪里不太对。
第二天一早，沈砚舟出了门，没有坐马车，也没有带随从，一个人沿着运河慢慢走着。他想亲眼看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渡僧桥下的早市，天不亮就开了。说是早市，其实就是一片空地，摆着几十个地摊，卖菜的、卖鱼的、卖针线的、卖旧衣服的，五花八门。来买东西的，大多是棚户区的住户和附近工厂的工人，手里攥着几枚铜板，在摊位前犹豫半天，才舍得花出去。
沈砚舟在一个卖菜的老妇人面前停了下来。老妇人大概六十来岁，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她面前摆着一小堆青菜，蔫蔫的，一看就是昨天没卖完剩下的。
“大娘，这菜怎么卖？”沈砚舟蹲下身。老妇人抬头看了他一眼，见是个穿长衫的年轻人，连忙说：“三文一把，少爷。您要是买两把，算您五文。”
沈砚舟从袖中摸出一角银子，放在老妇人手里：“这些菜我全要了。”老妇人看着手里那角银子，愣了好一会儿，眼眶忽然红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谢谢少爷，谢谢少爷！您是大善人，菩萨您长命百岁！”沈砚舟连忙将她扶起来，心里却像被人狠狠揪了一下。一角银子，对他来说不过是一顿早饭的钱。可对这个老妇人来说，却足以让她这个月不必再挨饿。
他提着那几把蔫蔫的青菜，继续往前走。走过渡僧桥，穿过一条窄巷，到了另一片棚户区。几个光着屁股的孩子在泥地里打滚，浑身脏兮兮的，脸上却挂着天真的笑。一个年轻的妇人蹲在棚子门口洗衣服，盆里的水黑得像墨汁，可她还是认认真真地搓着。一个中年男人蹲在棚子边上，手里拿着一个破碗，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他没有喝，只是呆呆地看着碗里的粥，眼神空洞得让人害怕。
沈砚舟在他面前停下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了：“这位大哥，你这粥……还喝吗？”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疲惫、有麻木，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绝望。“喝，”男人说，“不喝会死。”说完，他低下头，端起碗，一口一口地将那碗稀粥喝完了。
沈砚舟站在那里，手里还提着那几把蔫蔫的青菜，觉得自己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步也迈不动。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冬天，沈家在苏州城外的庄子上，佃农们交不上租子，沈福带人去催。有个佃农实在交不出，沈福便让人把他家的耕牛牵走了。那佃农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沈福也没心软。后来那佃农一家冬天是怎么过的，沈砚舟不知道，也没有问。他现在忽然很想知道。
回到家中，沈砚舟直接去了账房。他找出去年冬天的佃租账册，一页一页地翻。翻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那个佃农的名字——赵老四，租种沈家城外三十亩水田，年租十二石。去年收成不好，赵老四只交了六石，欠了六石。沈福牵走了他家的耕牛，折价抵了四石，还剩两石的欠账，记在账上，今年连本带利，要还三石。
沈砚舟合上账册，沉默了很久。“沈福，你过来一下。”
沈福从外面进来：“少爷，您找我？”
“去年冬天，赵老四家的耕牛，是你让人牵走的？”
沈福一愣，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是。那赵老四欠租子不交，老奴也是按规矩办事。”
“按什么规矩？”沈砚舟的声音不大，可语气里有沈福从未听过的冷意，“谁定的规矩？你定的？我定的？还是沈家哪一代祖宗定的？”
沈福被问住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把那头牛还给赵老四。欠的租子，免了。今年的租子，减三成。”
沈福瞪大了眼睛：“少爷，这……这不合适吧？要是别的佃农知道了，都来要求减租，咱们沈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那就都减。”沈砚舟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沈家的银子，是从老百姓身上赚的。既然是从他们身上赚的，就该拿出一部分来，让他们也能活下去。”
沈福还想说什么，可看着沈砚舟的脸色，硬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躬身应了一声：“是，少爷，老奴这就去办。”
沈福走后，沈砚舟一个人坐在账房里，看着满屋子的账本，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很陌生。这些账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对应着某一个具体的人，某一个具体的家庭，某一种具体的苦难。可在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一点。大家只看到数字，看不到数字背后的人；只算得清银子，算不清良心的账。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傍晚，沈砚舟又去了胥门码头。码头上依旧繁忙，搬运工们扛着麻袋来来去去，汗水在夕阳下闪着光。沈砚舟站在码头上，看着一个年纪大约五十来岁的搬运工，扛着一袋两百斤的米，从船上走到仓库，又从仓库走回船上，一趟又一趟。他的背已经驼了，肩膀上的皮肤被麻袋磨得又红又肿，有些地方已经破了皮，渗出血来。
沈砚舟走到他面前，拦住他。“这位大叔，歇一歇吧。”搬运工停下脚步，喘着粗气，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打量着眼前这个穿长衫的年轻人。沈砚舟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搬运工手里：“这是今天的工钱，您拿着，回去买点好吃的，好好歇一天。”搬运工看着手里的银元，愣了好一会儿，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老泪纵横：“少爷，您……您是活菩萨啊！我……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方的东家……”沈砚舟连忙将他扶起来，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
夕阳西下，胥门码头被染成了一片暗红。那红色浓得像血，泼在河面上，泼在货船上，泼在那些还在忙碌的搬运工身上。沈砚舟站在码头上，望着这片红色，忽然想起一壶天茶楼里那些年轻人的话——“这世道，该变一变了。”他以前觉得这句话太空、太大、太不切实际。可今天，他觉得，也许那些年轻人是对的。这世道，确实该变一变了。不是为了那些高谈阔论的理想，不是为了那些写在纸上的主义，而是为了那些扛麻袋扛到驼背的人，那些洗衣服洗到手烂的人，那些喝稀粥喝到眼神空洞的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而他们，活得太苦了。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码头上的灯笼一盏一盏地点亮了。沈砚舟转身往回走，走过渡僧桥，走过观前街，走过桃花坞，走进沈家的大门。院子里灯火通明，丫鬟们端着饭菜穿梭在回廊里，厨房里飘出鸡汤的香气，一切如常，一切安好。可沈砚舟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至少，在他心里，不一样了。
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面前的纸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再写，再划掉。最后，他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富不仁，不如不富。”写完，他放下笔，看着这八个字，沉默了很久。他不知道，这八个字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支撑他走过至暗时刻的唯一信念。他更不知道，这八个字也会成为别人用来攻击他的把柄。
可此刻，他只觉得，写下这八个字之后，心里那块堵了很久的地方，终于通了一些。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月光照在那张纸上，将那八个字映得清清楚楚。为富不仁，不如不富。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