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夏天，苏州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不是观前街的商铺，也不是胥门的码头，而是阊门外那间不起眼的茶楼——一壶天。
一壶天茶楼坐落在阊门吊桥西堍，三层小楼，青瓦飞檐，门面不大，在苏州城里排不上号。可这家茶楼的老板是个留洋回来的年轻人，在早稻田大学读了三年书，回国后不开学堂、不做官，偏偏盘下这间茶楼，说是要“开一扇窗，让苏州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于是，这间茶楼便成了苏州城里新旧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地方。
楼下的茶座照旧是那些老茶客，提着鸟笼，捧着紫砂壶，说着家长里短，骂着世风下。可你要是上了二楼，便是另一番天地了——墙上挂着世界地图，桌上摆着《新民丛报》《新青年》《民报》，一群穿西装或学生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从“民主”到“科学”，从“革命”到“改良”，从“打倒孔家店”到“全盘西化”，什么话题都敢聊，什么话都敢说。
三楼则是一个小型的演讲厅，每逢周末，便有人登台演讲。讲的人慷慨激昂，听的人热血沸腾，有时候讲到激动处，台下便会有人站起来鼓掌叫好，也有人拍桌子骂娘，吵得不可开交。
老板姓陈，叫陈明远，二十六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可眼睛里总是闪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光。沈砚舟第一次来一壶天，便是陈明远亲自接待的。
“沈公子大驾光临，蓬荜生辉。”陈明远拱了拱手，笑容诚恳，没有生意人那种刻意的热络。
沈砚舟还礼：“陈先生客气了。久闻一壶天大名，今特来讨杯茶喝。”
“茶有的是，就怕沈公子嫌粗。”陈明远引他上了二楼，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亲自沏了一壶龙井，“这是今年的新茶，比不上沈府里的好，胜在新鲜。”
沈砚舟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确实是好茶，茶汤清亮，回甘悠长。他放下杯子，环顾四周，墙上贴满了剪报和手写的标语，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邹容的《革命军》，还有一些他认不出的外文报纸。
“陈先生这里，倒不像茶楼。”沈砚舟笑着说。
陈明远也笑了：“像什么？”
“像一座学堂。”
陈明远哈哈大笑，笑完，认真地看了沈砚舟一眼：“沈公子是明白人。不瞒你说，我开这间茶楼，本就不是为了赚钱。我是想给苏州的年轻人一个地方，让他们知道，这天下已经变了，不再是皇帝老子说了算的天下了。他们得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而不是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沈砚舟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他赞同陈明远的话，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方式。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热情有余，沉淀不足，嘴里喊着“革命”“共和”，可真要说清楚什么是共和、怎么实现共和，十个里有九个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反对旧的东西，却未必知道新的东西好在哪儿；他们骂孔孟之道是“吃人的礼教”，却没想过，几千年的东西，不可能一无是处。
这不是沈砚舟一个人的看法。
在苏州的士族圈子里，像陈明远这样的新派人物，并不受欢迎。老一辈的士绅们视他们为“数典忘祖的狂徒”，说他们“学了几天洋文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中年一辈的读书人对他们态度复杂，既觉得他们说的有些道理，又觉得他们太过激进，迟早要惹出事来；至于那些真正掌权的人，则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几杆笔杆子，能翻出什么浪来？
可沈砚舟不这么看。
他觉得，这些年轻人虽然激进，虽然幼稚，虽然有时候说话做事不计后果，可他们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他们是真心的。真心相信这个国家可以变得更好，真心愿意为了这个信念付出代价。这份真心，在这个人人自扫门前雪的时代里，比什么都珍贵。
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壶天坐坐，听听这些年轻人在说什么。他不参与讨论，也不表态，只是听，听完便走。
陈明远一开始以为他是来刺探消息的，后来发现不是，便也不再多心，每次他来，便给他留一个靠窗的位置，一壶好茶，让他安安静静地坐着。
这午后，沈砚舟又来到一壶天。
刚走到二楼楼梯口，就听见里面吵成了一锅粥。
“你们这些守旧派，就是国家的毒瘤！孔孟之道害了中国几千年，你们还抱着不放，不是蠢就是坏！”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拍着桌子，脸涨得通红。
“放肆！”对面一个穿长衫的老者气得胡子直翘，“孔圣人教化天下几千年，你们这些黄口小儿有什么资格妄加评判？你们读了几本洋书，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没有祖宗留下的东西，你们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祖宗留下的东西？祖宗留下的是什么？是战争，是甲午之败，是庚子之耻！这些东西你要是觉得好，你自己留着用，别拉着全中国的人一起陪葬！”
“你！你！你……”老者气得说不出话来，手捂着口，脸色发白。
旁边的人连忙上前扶住，又是捶背又是倒水，场面一片混乱。
沈砚舟站在楼梯口，看着这一幕，轻轻地叹了口气。
陈明远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边，低声说：“每天都这样，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候我也想，我开这个茶楼，到底是对是错。”
沈砚舟看了他一眼：“你觉得是对是错？”
陈明远沉默了片刻，说：“我觉得是对的。就算他们吵不出结果，至少他们在想。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愿意去想、愿意去吵，总比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强。”
沈砚舟点了点头：“我同意。”
两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楼下的争吵声渐渐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沉默。沈砚舟端起茶杯，望着窗外阊门外的运河，几艘乌篷船正缓缓驶过，船娘的吴侬软语随风飘来，软得像棉絮。
“陈先生，”沈砚舟忽然开口，“你觉得，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陈明远一愣，没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想，认真地说：“有救。但得有对的人来做对的事。”
“什么是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事？”
“对的人，是那些既懂得这个国家的过去，又看得清这个国家的未来的人。他们不盲目守旧，也不盲目崇洋，他们知道什么该留，什么该改，什么该废。”陈明远说着，看了沈砚舟一眼，“至于对的事，就是用对的人去做对的事。”
沈砚舟笑了笑，没有接话。
他觉得陈明远说的太理想化了，可又不忍心泼他冷水。在这个人人只顾眼前利益的世道里，有人愿意谈理想，已经很难得了。
从一壶天出来，沈砚舟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沿着运河边慢慢走着。
夕阳将运河染成一片暗红，几只白鹭从水面上掠过，翅膀沾着金色的光。岸边有人在垂钓，有人在洗衣，有孩子在追逐打闹，一切都是那么平静，那么寻常。
可沈砚舟知道，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涌动着太多不安分的东西。新与旧的碰撞，中与西的冲突，保守与激进的对抗，不仅仅是苏州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撕裂——旧的东西还没有死透，新的东西还没有站稳，所有人都站在裂缝中间，不知道该往哪边站。
他想起沈家祠堂里那些牌位，想起祖父留下的那些手札，想起父亲常说的“诗礼传家”。那是旧的东西，可那些东西里，有好的、有对的、有值得传承下去的。他又想起一壶天里那些年轻人的呐喊，想起陈明远眼里的光，想起那些他看不太懂的洋文书。那是新的东西，可那些东西里，也有偏激的、幼稚的、不切实际的。
新旧之间，该如何取舍？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答案。
但他知道，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自己的心里。他要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既不盲从旧，也不盲从新；既不放弃祖辈传下来的风骨和底线，也不拒绝这个时代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可能。
这条路不好走，可他别无选择。
回到家中，沈砚舟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提笔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陆景川的，内容很简单——他问陆景川，在新与旧之间，他是怎么选的。
写完信，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苏晚卿的脸。
他想，如果是她，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大概会说：“砚舟哥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
这世上，能有一个人不问缘由地支持你，是多大的福气。
第二天，沈砚舟去苏家送东西——苏州一家绸缎庄新到了一批上好的杭罗，他让人挑了几匹，给苏晚卿送去。
苏晚卿正在后园的花架下绣花，见他来了，连忙放下绣绷，站起身，脸上飞起两朵红云。
“砚舟哥哥，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几匹绸缎。”沈砚舟将布匹放在石桌上，“你看看喜不喜欢。”
苏晚卿展开一匹月白色的杭罗，用手摸了摸，又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眉眼弯弯地笑了：“真好，谢谢砚舟哥哥。”
沈砚舟在一旁坐下，看着她在阳光下认真翻看绸缎的模样，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安宁。
“晚卿，我问你个事。”他说。
“什么事？”
“你觉得，这世道是变了好，还是不变好？”
苏晚卿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头来，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砚舟哥哥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随便问问。”
苏晚卿想了想，认真地说：“我不懂那些大道理，也不知道什么新啊旧啊的。但我觉得，不管世道怎么变，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比如人要讲良心，要对得起朋友，要孝顺父母，要信守承诺。这些要是变了，那人和畜生还有什么区别？”
沈砚舟看着她，心中一震。
他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只懂绣花、喝茶、逗猫的姑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说得好。”他由衷地赞了一句。
苏晚卿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低下头，又拿起绣绷，假装在绣花，可耳朵尖都红了。
沈砚舟也不说话，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
阳光从花架的缝隙里洒下来，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幅印象派的画。
他想，这就是他要守护的东西。
不是沈家的产业，不是江南的商路，不是那些虚名和财富，而是眼前这个人，和这个人所代表的那种净、纯粹、不随波逐流的生活。
为了这个，他愿意去做任何事。
哪怕是和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哪怕是涉足那些他不想涉足的领域，哪怕是冒一些他本不想冒的风险。
只要她能一直这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光下绣花。
这个念头，在此刻的他看来，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可他不知道的是，命运从来不会因为你的愿望美好，就对你格外开恩。
他不知道，他此刻拼命想要守护的东西，正是后摧毁他的一切的源。
他不知道，有些东西，越是想抓住，越是从指缝间溜走。
可他此刻什么都不知道。
此刻的他，只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心里装满了温柔和期待。
阳光很好，风很轻，她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一切都很好。
好得不像真的。
他不禁想起了《牡丹亭》里的那句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他不知道，这“一往而深”的尽头，是什么。
但此刻，他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