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泾县。
春季攻势受挫之后，军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盲目向前推进，而是开始在占领区搞“治安强化运动”。这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名字背后，是比战争更残忍、更、更令人发指的暴行。
佐藤秀三被任命为泾县地区“治安强化运动”的总负责人。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下达了一个命令：在泾县、旌德、歙县三县的所有村庄推行“连坐制”。十户为一甲，一甲之内，有一户通敌，全甲连坐。一人通敌，全家处死。通敌者——收留游击队、给游击队送粮、给游击队带路、不举报游击队行踪，一律以通敌论处。
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李家沟的十户人家被全部押到了打谷场上。原因是三天前，有一支游击队从李家沟经过，在村里住了一夜，吃了村民的粮食，喝了村民的水，然后走了。没有人举报，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游击队是自己人，为什么要举报？
军不这么想。一个小队的士兵，把六十多个村民围在打谷场上，架起了两挺轻机枪。
佐藤秀三站在打谷场中央，面带微笑。他的笑容很温和，像是一个教书先生在对学生讲话。但他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带着血。
“诸君，我知道你们是良民。良民不应该死。但你们包庇了游击队，包庇了皇军的敌人。按照命令，你们都要死。不过，皇军是仁慈的。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谁说出游击队的去向，谁就可以活。一个人说出，全甲的人都可以活。”
打谷场上一片死寂。
没有人说话。
佐藤的笑容僵住了。他等了一分钟，没有人说话。等了五分钟，还是没有人说话。等了十分钟，依然没有人说话。他的耐心耗尽了。他从腰间拔出，走到最前面的一个老人面前，枪口顶在老人的额头上。
“游击队的去向？”
老人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不知道。”
佐藤扣下了扳机。老人的身体往后一仰，倒在打谷场上，鲜血从额头的弹孔里涌出来，在泥地上汇成了一小摊。他的老伴扑到他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佐藤的枪口转向了她。“游击队的去向？”
“畜生！”她骂道，“你们这些畜生！你们不得好死！”
佐藤扣下了扳机。又是一声枪响，又是一具尸体。人群开始动，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瘫倒在地上，有人往前冲，被军的枪托砸了回去。
“游击队的去向？”佐藤走到第三个人面前。那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眼睛里有泪，但更多的是恨。他看着佐藤，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不说。”枪响了。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第六个人，第七个人，第八个人，第九个人，第十个人。十声枪响，十具尸体。十户人家的家长，全部被打死在了打谷场上。
佐藤收起，对身后的军说了一句：“把尸体埋了。告诉他们，这是第一次。再有下一次，的就不是家长，是所有人。”
五月十四，血巢。
消息传到血巢的时候，陈峰正在训练新兵。八十多个新兵，站在溶洞中央的空地上，端着，对着稻草人刺了又刺，刺了又刺。刺刀在火光中闪着寒光，喊声在溶洞里回荡，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李德胜从外面跑进来，跑到陈峰面前，上气不接下气。“支队长，李家沟……李家沟出事了。”
陈峰转过身，看着他的脸。李德胜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在哆嗦，眼睛里有泪光。他是一个见过血的人，过人，负过伤，被追着跑过。他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
陈峰没有说话。他知道，能让李德胜哭的消息，一定是最坏的消息。
李德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陈峰。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是侦察班的士兵在李家沟打谷场旁边的墙上抄下来的。内容很简单：十户人家，十位家长，被打死在了打谷场上。一个老人，九个男人，年纪最大的七十三，年纪最小的十九。没有一个人出卖血刺，没有一个人说出游击队的去向。
“所有人，。”陈峰的声音不大，但溶洞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八十多个新兵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八十多个老兵从帐篷里走出来。赵大河、周明远、孙宝山、李德胜、渡边、林素素、王桂兰、刘志远、赵刚——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溶洞中央。
“李家沟，”陈峰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人，更像一把刀，“十户人家，十个人，被打死了。没有一个人出卖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出游击队的去向。”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
“他们为我们死了。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写着同一个答案——。鬼子，汉奸，光那些欠了血债的人。
“周明远。”
“到。”
“你带二十个人，去李家沟。把遇难者的家属接到血巢来。老人、妇女、孩子，一个都不能少。以后，血巢就是他们的家。”
“是。”
“赵大河。”
“到。”
“你带三十个人，在泾县到血巢的路上设伏。人的军小队，从哪个方向来的，就会从哪个方向回去。我要他们有来无回。”
“是！”
“孙宝山。”
“到。”
“你带二十个人，去泾县县城。找到佐藤秀三的下落。他的吃饭、睡觉、出行、习惯，我要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个人，欠了太多血债。我要亲手收。”
“是。”
命令下达完毕，所有人分头去准备了。陈峰一个人站在洞壁前，看着墙上那些用刺刀刻下的字。从南京到青龙山，从青龙山到皖南，从皖南到泾县，从泾县到白马山，从白马山到宣城，从宣城到黄山。每一行字，都是一场战斗。每一场战斗，都有一个人在为他死去。
他掏出口的照片，看着上面的女人。静秋，你在天上看到了吗？那些老百姓，那些为我们死去的老百姓，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没有枪，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战术、什么叫协同、什么叫火力配置。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游击队是自己人，不能出卖。他们用自己的命，换了我们的命。
陈峰把照片重新塞进口，拿起毛瑟98k，检查了一遍。上膛，保险关上。他从弹药箱里又抓了一把，塞进口袋里。然后把军刀从腰间，在裤腿上擦了擦，重新回去。
林素素从卫生班的帐篷里走出来，走到陈峰身边。她的手里端着那碗还没送出去的热汤，汤已经凉了，但她没有倒掉。
“你要去泾县？”她问。
“嗯。”
“了佐藤，李家沟的人就能活过来吗？”
陈峰沉默了几秒钟。“不能。”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了佐藤，李家沟的人就不会白死。”陈峰转过身，看着她的眼睛，“因为了佐藤，其他村子的人就知道，血债一定会血偿。因为了佐藤，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出卖我们的人，就会闭嘴。”
林素素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把那碗凉了的汤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粮，塞进他的手里。“路上吃。”
陈峰接过粮，揣进口袋里。“谢谢。”
他转身走了。林素素站在帐篷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溶洞的深处。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五月十六，泾县县城。
孙宝山带着侦察班，在泾县县城里潜伏了两天两夜。他们化妆成卖菜的农民、拉车的脚夫、看病的老汉，在县城的每一条街道上走来走去，把佐藤秀三的一切都摸清楚了。
佐藤秀三住在文庙后面的一个独立小院里。院子的围墙很高，四角有岗楼，门口有两个卫兵，二十四小时站岗。佐藤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去县政府开会，十点回到文庙。中午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两点午睡，四点起床，六点吃晚饭，八点睡觉。他走路的时候喜欢走在路的正中间，不喜欢靠边。他的两个卫兵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中间留出大约两米的空隙。他每天中午都会吃一碗面，面必须是手擀的，汤必须是骨头汤，葱花必须是新鲜的。
孙宝山把情报送回血巢的时候，陈峰正在擦枪。他把情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
“后天动手。”陈峰说。
五月十八，泾县县城。
陈峰带着三个人——李德胜、渡边、孙宝山——在凌晨四点潜入了泾县县城。四个人从城墙东北角的排水沟钻了进去，在黑暗中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了文庙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院子是孙宝山提前租下的，房东是个哑巴，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收了钱就把钥匙给了。
四个人在小院子里等了一个上午。八点，佐藤从文庙出来，去县政府开会。十点，佐藤从县政府回来，回到文庙。十二点，佐藤的卫兵从文庙后门出来，去街上买面。面是手擀面，汤是骨头汤，葱花是新鲜的。
陈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药粉，递给渡边。药粉是无色无味的砒霜，是山本恭介从自己的药箱里拿出来的。山本说，这种药粉，一克就能毒死一个人。陈峰把整包都递给了渡边。
渡边接过药粉，手在微微发抖。他知道陈峰要他做什么。他要他走进那家面馆，把药粉撒在那碗面里。那碗面，是佐藤秀三的面。他的手没有停下来。他从面馆的后门走了进去，面馆的老板正在煮面，看到他进来，愣了一下。
“太君？”老板的腿在发抖，“太君，面还没好，再等一等。”
渡边没有说话，他把药粉从口袋里掏出来，撒在了灶台上的汤锅里。汤锅很大，足够煮几十碗面，但佐藤只吃那一家的面，面馆的老板每天只给佐藤做一碗面，用的汤就是从这口锅里舀的。
老板看着他的动作，瞳孔猛地一缩。他明白了。这个穿着便服的“太君”，不是本人，至少不是本人的同伙。他是游击队的人，他在往汤锅里下毒。
老板没有喊叫，没有报警，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情。他只是一个开面馆的普通人，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城外，他的老家在东北，他的爹娘都被本人了。他恨本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不敢动手，因为他有老婆孩子，因为他怕死。现在有人替他动手了，他为什么要阻止？
渡边把整包药粉都撒进了汤锅里，用勺子搅了搅，确保药粉完全溶解。然后他转过身，看着面馆的老板。老板低着头，假装什么都没看到，继续煮面。
渡边从后门走了出去。
佐藤秀三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吃下了那碗面。
十二点三十分，他开始呕吐。十二点四十五分，他开始抽搐。十三点整，他的心跳停了。
佐藤秀三，本陆军少佐，泾县地区“治安强化运动”的总负责人，李家沟十户人家的屠者，毙命。他的死法和李家沟那些被他打死的人不一样。李家沟的人是枪毙的，死得快，痛苦少。佐藤是被毒死的，毒发的过程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在这四十五分钟里，他不停地呕吐、抽搐、翻滚、惨叫，胆汁吐光了，血也吐光了，最后活活疼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消息传到血巢的时候，陈峰正在吃晚饭。林素素熬了一锅红薯粥，粥很稠，红薯很甜。陈峰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喝着，喝得很慢。
李德胜从外面跑进来，跑到陈峰面前，气喘吁吁。“支队长，佐藤死了！毒发身亡，死在自己的床上！”
陈峰没有说话，继续喝粥。
赵大河从帐篷里冲出来，一拳砸在洞壁上。“好！死得好！这个畜生，死得太便宜了！应该千刀万剐！”
周明远站在角落里，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个弧度。渡边蹲在卫生班的帐篷门口，低着头，双手抱着膝盖。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恶心。他亲手把药粉撒进了汤锅里，他亲眼看着面馆的老板把那碗面端走，他亲耳听到了佐藤毒发身亡的消息。他的手上没有沾血，但他的心里有血。那是本人的血，那是他同类的血。
林素素走到他身边，蹲下来，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做的是好事。”
渡边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鄙视，没有厌恶，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可能是理解，可能是同情，也可能是一种“我知道你很难受，但你必须承受”的坚定。
“谢谢。”渡边用中文说。他的发音已经很标准了，几乎听不出是本人说的。
五月二十，血巢。
佐藤秀三被毒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泾县、旌德、歙县三县。老百姓拍手称快，汉奸惶惶不可终，军气得暴跳如雷。
新来的中队长叫山本正男，是个少佐，比佐藤高了一级。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爱说话，不爱笑，不爱发火。但他的沉默比佐藤的笑容更可怕，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山本到任的第一天，没有开会，没有训话，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他只是骑着马，带着两个卫兵，在泾县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他看了每一条街，每一个路口，每一座桥，每一个可以的角落。他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像一个外科医生在检查病人的身体。
第二天，他下达了第一个命令。不是扫荡，不是屠，不是报复——是修碉堡。在泾县、旌德、歙县三县的每一个路口、每一座桥头、每一个制高点，都要修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用电话线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络。任何一支游击队进入这个网络，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被报告、被围剿。
方明远的电报在五月二十二到达了血巢。电文很长，很详细，把山本正男的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山本正男，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关东军参谋，擅长防御战。此人性格冷静，心思缜密，从不冲动行事。他的防御网络一旦建成，血刺在泾县地区的活动将受到极大限制。”
陈峰把电报看完了，放在桌上。赵大河站在他旁边，脸色很凝重。“支队长，这个山本比佐藤难对付。佐藤是个疯子，疯子虽然可怕，但疯子会犯错。山本是个机器，机器不会犯错。”
陈峰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慢慢地移动，从泾县到旌德，从旌德到歙县，从歙县到血巢。碉堡、碉堡、碉堡，每一座碉堡都是一个钉子，钉在血刺的咽喉上。
“不打碉堡。”陈峰说。
赵大河愣了一下：“不打？不打怎么办？”
“打补给线。碉堡修好了，但碉堡里的人要吃饭，要喝水，要弹药，要物资。所有的补给，都要从县城运出来。我们不打碉堡，打运输队。碉堡里的人没吃没喝没弹药，再坚固的碉堡也是一堆死石头。”
赵大河的眼睛亮了。
五月二十四，泾县到血巢的公路。
山本正男的碉堡还没有修好，但运输队已经开始跑了。每天三趟，每趟五辆卡车，装着水泥、钢筋、粮食、弹药，从泾县县城出发，开往各个正在施工的碉堡工地。
陈峰带着二十个人，在公路的一处弯道设了伏击。弯道很急，卡车经过的时候必须减速，速度降到每小时不到十公里。在这个速度下，卡车就是一个静止的靶子。
第一辆卡车进入弯道的时候，赵铁柱的机枪开火了。打在卡车的驾驶室上，风挡玻璃碎了一地，司机当场毙命，卡车歪歪扭扭地冲进了路边的排水沟。第二辆卡车来不及刹车，撞上了第一辆的车尾，驾驶室瘪了进去，发动机盖翘起来，冒着白烟。
后面的三辆卡车停住了，车厢里的军士兵跳下来，散在公路两侧，向山坡上的伏击者还击。但他们本看不到目标，因为伏击者藏在灌木丛和岩石后面，只露出枪口。陈峰的毛瑟98k一枪一个，打掉了两个机、一个指挥官。失去了机枪和指挥的军乱成了一锅粥，不到十分钟就被全歼。
五辆卡车，四十个军，全部报销。缴获的水泥和钢筋，被扔进了山沟里。缴获的粮食和弹药，被搬上了血刺的驮马。
五月二十六，第二支运输队被伏击。五月二十八，第三支。五月三十，第四支。
一个星期之内，四支运输队被全歼，二十辆卡车被炸毁，一百多个军被打死。山本正男的碉堡工程，因为物资供应中断，被迫停工。
山本正男站在文庙的台阶上，看着手里的伤亡报告，沉默了很久。他没有发火，没有骂人，没有拍桌子。他只是把报告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说了一句话。“血刺，不简单。”
六月一，血巢。
方明远的电报到了。“山本正男改变战术，运输队不再单独行动，每次出动至少一个中队护送。碉堡工程恢复，预计一个月内完工。”
陈峰把电报看完了，放在桌上。赵大河、周明远、孙宝山、李德胜、渡边、刘志远、赵刚，所有人都站在他的面前，等着他的命令。
“不打运输队了。”陈峰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打碉堡。但不是硬打，是瓦解。渡边、刘志远，你们负责写传单。传单上写——投降者不，提供情报者有赏，立功者有重奖。把传单贴到每一个碉堡的门口，塞进每一个鬼子的口袋里。我要让每一个鬼子都知道，他们不是在和一支游击队打仗，他们是在和整个中国打仗。他们赢不了。”
六月五，泾县。
渡边和刘志远连夜写了三千张传单。传单是用文写的，字迹工整，措辞严谨。上面写着军在南京、在芜湖、在宣城、在泾县的暴行，写着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写着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传单的最后一行写着：“放下武器，皇军不。提供情报，皇军有赏。立功受奖，皇军重赏。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三千张传单被贴在了泾县、旌德、歙县三县的每一个角落——城墙上、电线杆上、桥头上、寺庙门口、碉堡门口。军士兵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传单贴在营房的墙上；出去巡逻的时候，看到传单贴在路口的树上；回到碉堡的时候，看到传单贴在碉堡的大门上。
山本正男气得暴跳如雷。这是他到任以来第一次发火。他下令把所有传单全部撕掉，严查传单的来源，抓到张贴者一律枪毙。但传单撕了又贴，贴了又撕，撕了又贴，像野草一样，烧不尽，铲不绝。
六月十，第一个投降的军出现了。那是一个二等兵，叫田中一郎，才十九岁，被征入伍不到三个月。他在泾县城外的三号碉堡里站岗的时候，趁着同班的人都在睡觉，偷偷地翻出了碉堡，跑到了公路上，举着一条白毛巾，跪在了路边。他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被血刺的侦察兵发现。
田中一郎被带到了血巢。他跪在陈峰面前，浑身发抖，不停地磕头。“别我，别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陈峰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是本人，为什么要投降？”
田中一郎抬起头，看着陈峰的眼睛，眼泪流了下来。“我不想打仗，我不想人，我想回家。我的妈妈在东京，她病了，没有人照顾她。我要回去照顾她。”
陈峰看着他，看着他满脸的泪水和一身的恐惧，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在苏州，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不在她身边。他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不知道她有没有人照顾，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等着他回家。
“你留下来。”陈峰对田中一郎说，“在血巢做工，不打仗，不人。等战争结束了，你回东京，找你妈妈。”
田中一郎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岩石上，磕得血肉模糊。
六月十五，第二个投降的军出现了。六月十八，第三个。六月二十，第四个。一个月之内，七个军士兵投降了血刺。山本正男的碉堡网络还没有建成，就已经开始从内部瓦解了。
六月二十五，血巢。
方明远的电报到了。消息很好——第三战区已经批准了血刺支队的第二次扩编计划，支队编制由乙种营扩大为甲种营，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特务连，全支队定员八百人。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将分批拨付，第一批已经运抵屯溪。
陈峰把电报看完了，放在桌上。八百人，从十五个人到八十个人，从八十个人到三百个人，从三百个人到八百个人。半年多的时间，血刺的兵力增长了五十多倍。
赵大河站在他身边，看着桌上的电报，脸上的笑容比六月的阳光还灿烂。“支队长，八百人！咱们终于可以打大仗了！”
陈峰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洞壁前，看着墙上那些用刺刀刻下的字。从南京到青龙山，从青龙山到皖南，从皖南到泾县，从泾县到白马山，从白马山到宣城，从宣城到黄山，从黄山到磨盘山，从磨盘山到李家沟，从李家沟到泾县县城。每一行字，都是一场战斗。每一场战斗，都有一群人在为他拼命。
他用刺刀在洞壁上刻下了一行新的字。
“五月十八，泾县，击毙佐藤秀三少佐，为李家沟死难村民复仇。五月二十四至三十，泾县公路，伏击军运输队四次，击毁卡车二十辆，毙敌一百三十余人。六月一至今，瓦解军碉堡工程，策反军七人。”
刻完之后，他把刺刀回腰间，看着洞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那些字，是他给历史的答卷，也是他给自己活着的证明。
林素素端着一碗热汤从卫生班的帐篷里走出来，走到陈峰身边，把汤递给他。“喝了吧，你三天没好好吃东西了。”
陈峰接过汤，喝了一口。汤是鸡汤，用缴获的鸡和山里的蘑菇熬的，很鲜，很暖。他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
林素素站在他身边，没有说话。
她的眼睛里有光。那是希望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