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精神病院的全称是“B市精神卫生中心第五病区”，专门收治需要长期住院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其中不少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和强制医疗。
车停在医院大门口的时候，沈墨言注意到门卫室旁边的访客登记窗口没有人。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大门内侧，车身上印着医院的名称和标志，车旁边站着两个穿着灰色制服的保安，正在抽烟聊天。看到林闯的车停下来，其中一个保安掐了烟，慢悠悠地走过来。
“找谁？”
林闯亮出警徽：“公安局的，来调查案件。”
保安看了一眼警徽，又看了一眼林闯和沈墨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侧了侧身，朝门卫室努了努嘴：“登个记。探视几号房的？”
“不是探视。我们要见院长，或者主管病区的负责人。”
保安的表情变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面包车旁边的同事，对方冲他微微摇了摇头。
“院长今天不在。”
“那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呢？或者病区主任。”
“都不在。开会去了。”
林闯观察着保安的表情变化。从业八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个人在说谎——不是那种为了掩饰什么的大谎，而是那种“不想惹麻烦”的小谎。他不希望外人进入医院，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是因为“外来人员进入”意味着要填表、要汇报、要给领导打电话，麻烦。
“那我们需要查看周景云的就诊和住院记录。”林闯的语气不容商量，“你可以联系你们的值班领导，或者我们自己去找病案室。”
保安犹豫了一下，拿起对讲机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对讲机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回应，听不清楚。大约一分钟后，他走回来，表情比之前松了一些。
“病案室的人在。你们登个记，我让人带你们上去。”
※※※
病案室在医院主楼的一层，是一个约有五十平米的房间，四排铁皮柜子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里面塞满了牛皮纸病历档案。房间的窗户很小，光线昏暗，一盏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发出不稳定白光。
负责管理病案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刘，戴着一副老花镜，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她听到林闯的来意后，表情变得有些微妙——既不是紧张，也不是抗拒，更像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会有人来”的释然。
“周景云。”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转身走到第三排柜子前，手指从标注着年份的标签上滑过去，停在了“2019”那一格。她抽出最里面的一个文件夹，翻开，然后皱起了眉头。
“不对。”
“什么不对？”林闯问。
“他的住院档案应该在这里——入院评估、病历、用药记录、病程志，都在一个大文件夹里统一归档的。但这个……”她把文件夹翻开又合上，翻开又合上，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这里只有入院评估和一些基本情况登记表。所有的后续记录——病程志、用药记录、会诊记录、出院评估——全都不在了。”
“被人取走了？”
“被人取走了，或者，本就没归档过。”刘女士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我们这里的归档制度很严格，每个月的记录都要在月底装订归档。如果这些记录从来没有交到病案室，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有人从来没让它们进入归档流程。”
“谁能为周景云建立单独的档案管理？”
刘女士想了想，给出了一个名字：“王淑芬，五病区的护士长。她在五病区了二十二年，所有病历的流转都要经过她的手。”
“她在哪？”
“今天当班。三楼，五病区。”
※※※
五病区在三楼的最东侧，是一道需要刷卡才能进入的电动门。门外有一排塑料椅子，上面坐着几个等待探视的家属，表情麻木，目光空洞。林闯按了门铃，等了一分钟，没有人来开门。他又按了一次。
电动门发出一声蜂鸣，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穿着深蓝色护士服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体型微胖，短发，脸上的法令纹很深，嘴唇抿成一条线。她前别着工牌——“王淑芬，护士长”。
“找谁？”她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力度。
林闯再次亮出警徽，说明了来意。
王淑芬的表情没有变化。她侧身让开，让林闯和沈墨言进入病区，然后关上电动门。病区内部的走廊很长，两侧是紧闭的病房门，门上有方形的观察窗，里面透出暗淡的光。空气中有浓烈的消毒水的气味，混杂着某种甜腻的空气清新剂，两种味道混在一起，让人有种说不出的不适感。
王淑芬把他们带到了护士站后面的一个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排排的钥匙和值班表。她并没有请他们坐下，而是靠在办公桌边，双臂交叉在前，用一种“你们要问什么就问”的姿态看着他们。
沈墨言没有坐下。他站在办公桌对面，目光平静地看着王淑芬。
“王护士长，周景云在五病区住院五年。这五年里，他的病历记录——病程志、用药记录、会诊记录——全部缺失。这是怎么回事？”
王淑芬的嘴角动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说。
“你是五病区的护士长，病历流转都要经过你。你说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王淑芬的语气依然平静，但她的右手食指开始在左臂上有节奏地敲击，一下，两下，三下。沈墨言注意到这个细节——这是一种焦虑或紧张的表现，但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
“有人刻意销毁、转移或隐瞒了周景云的病历记录。”林闯接过话，“这是妨碍司法调查的行为。王护士长，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性质。”
王淑芬沉默了几秒。
“我只管护理。”她说，“病历的事，归医生管。周景云的主治医生叫陈维民，他上个月退休了，现在在外地。”
“陈维民的退休时间是？”
“上个月十五号。和周景云出院是同一天。”王淑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林闯，而是看着墙上的一排钥匙，像是在数它们。
沈墨言和林闯同时交换了一个眼神。
主治医生和周景云同一天离开医院——这不是巧合。
“陈维民现在在哪里？”林闯问。
“不知道。离职手续办完就走了，没留联系方式。”
“他的住址呢？档案里应该有。”
“医院人事科的档案。”
林闯把这条信息记下了，然后他换了一个角度：“周景云在住院期间，有谁探视过他？”
王淑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很小的笔记本，翻了几页。“探视登记本在门卫室，我这里只有每天的工作记录。”
“那你的工作记录里，有没有关于周景云的异常情况？比如，他有没有使用过手机？有没有和其他病人或工作人员有过非正常的接触？”
王淑芬的右手食指又动了几下。
“没有。”她说，“他很安静，很配合治疗。是模范病人。”
模范病人。
沈墨言在心里咀嚼着这四个字。一个犯罪心理学泰斗，在精神崩溃后住院五年，成了一个“模范病人”——按时吃药，按时睡觉，不吵不闹，积极配合。这是康复的标志，是治疗成功的典范。
但也可能是伪装。
一个研究了几十年人类心理的人，比任何人都知道“模范病人”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他想让人觉得自己“疯了”，他可以表现得疯狂；如果他想让人觉得自己“好了”，他可以表现得正常。周景云在第五精神病院的五年，不是在接受治疗，而是在执行一场长达五年的行为艺术。
“王护士长，”沈墨言忽然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周景云住院期间，有没有用过电脑？”
王淑芬的眼神闪了一下。
“病区有一台公共电脑，在活动室，病人可以在规定时间使用。”
“他用过吗？”
“用过。每周三和周六下午，活动室开放时间，他会去用半个小时左右。”
“做什么？”
“不知道。我没有监控他的屏幕。”
沈墨言点了点头。
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时长。这不是随意使用——这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周景云在用那台电脑做什么？发邮件？查阅资料？还是——指挥着外面的某个人？
“那台电脑还在吗？”
“半年前换了新电脑，旧电脑被处理了。”
“怎么处理的？卖给谁了？有没有做数据销毁？”
王淑芬摇了摇头：“这个你要问总务科。我不知道。”
林闯看了一眼沈墨言，沈墨言微微点了点头——意思是问得差不多了，再问下去也问不出更多了。
“王护士长，谢谢你配合。后续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你。”
王淑芬没有说“不客气”。她只是点了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送他们走出病区。电动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咔哒”一声。
※※※
离开五病区后，林闯没有直接下楼，而是拉着沈墨言拐进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楼梯间。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远处某个病房传来电视的声音。
“你注意到了吗？”林闯压低声音问。
“王淑芬的右手食指。”沈墨言说，“每次问到关键问题时，她都会不自觉地敲击自己的左臂。这说明她在紧张，但她的面部表情控制得非常好——受过训练，或者，长期处在需要隐瞒信息的环境里。”
“她在替周景云隐瞒什么。”
“不一定是周景云。”沈墨言说，“更可能是，她在保护她自己。周景云在医院里待了五年，他的存在对医院的某些人来说是一个‘秘密的收益来源’。也许是钱，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
林闯想了一会儿。
“接下来去哪？人事科还是总务科？”
“人事科。先查陈维民——周景云的主治医生。这个人比王淑芬更重要。”沈墨言说，“一个主治医生，在同一时间和病人一起离开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这不像是退休，更像是逃跑。”
人事科在主楼四楼。他们到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职员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听到敲门声才回过神来。
“查陈维民的档案？”女职员的表情有些为难，“陈主任上周回来办过一次手续，把他的个人档案都提走了。”
“提走了？不是应该留在医院吗？”
“他说要转到新单位去。他退休后又被一家私立医院返聘了，档案需要转过去。”
“哪家私立医院？”
“他没有说。我只负责办手续，不负责问去向。”女职员的语气有些委屈，“领导批准的，我就照办了。”
林闯感觉到手里的线又断了一。陈维民带走了自己的档案，没有留下去向，和周景云同一天离开——这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那总务科呢？半年前换下来的旧电脑，处理记录在哪里？”
总务科在二楼，是一个堆满了旧办公设备和纸箱子的杂乱房间。一个姓孙的科长接待了他们，五十多岁，头发稀疏，说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
“旧电脑？半年前换的那批？全部都处理给了一家回收公司，有合同的。”孙科长翻出一个布满灰尘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份皱巴巴的合同，“就是这个，永鑫电子回收有限公司。”
“你们在做数据销毁之前，有没有对电脑硬盘进行过格式化或者物理销毁？”
孙科长愣了一下：“数据销毁？什么数据？”
林闯感到一阵无力。
“电脑里的数据——病历、医嘱、病人信息——这些东西在卖出去之前，需要做数据清除，不然会泄露病人隐私。你们没做？”
孙科长的脸色变了：“没人跟我说过……我以为就是收废品的……”
沈墨言没有责怪他。他只是拿起那份合同，看了一眼回收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地址在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区里。
“这些电脑，大概率找不回来了。”沈墨言轻声说，“即使找回硬盘，也大概率已经被格式化了。”
林闯把合同放进了证物袋，至少要查一下这个“永鑫电子回收”和方远、陆鸣他们有没有关联。但直觉告诉他，这又是一条被人为剪断的线。
※※※
离开总务科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
阳光照在医院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林闯站在台阶上，拿出手机，把今天的所有发现——病历缺失、护士长的异常反应、主治医生的同天离职、电脑数据未销毁——简要地记录在了一个加密笔记里。
“你觉得我们这一趟有价值吗？”他问沈墨言。
“有价值。”沈墨言的声音很平静，“我们确认了三件事。”
“第一，周景云不是住院，是隐居。他的病历被人为处理过，说明他的‘精神崩溃’和‘治疗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表演。”
“第二，他在这五年里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每周两次使用公共电脑。那台电脑上的数据即使被删除了，也有可能恢复部分痕迹。我会让技术组想办法找到回收公司，哪怕追不回硬盘，也要问出那批电脑的下落。”
“第三，”沈墨言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医院大门口那棵老槐树上，“他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这一切。王淑芬、陈维民，也许还有其他人，在帮助他。他们不是同谋，他们是——被利用了的人。周景云利用了他们的善意、他们的信任、或者他们的弱点，把他们变成了他的保护伞。”
林闯点燃了一烟，狠狠吸了一口。
“下一个去哪？”
“去找陈维民。他去了一家私立医院，线索不会完全断。一个退休的精神科主任，在这个行业里不会默默无闻。我们可以通过医学会、行业协会、或者他的学生、同事，找到他的去向。”
他们走向停车场。沈墨言的步伐比来时快了一些，风衣的下摆在秋风中翻飞。林闯跟在后面，忽然注意到一件事——沈墨言的左手一直在风衣口袋里，像是在握着什么东西。
他想起那张照片。背面写着“下一个，是你”。
“沈墨言。”他叫了一声。
沈墨言停下来，回头看他。
“你在口袋里握着什么？”
沈墨言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掌心——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被叠成小方块的纸条，他展开来，林闯看到那是从周牧行动方案最后一页撕下来的角落，上面写着“景云老师说”那几个字。
“我怕丢。”沈墨言说。他的声音很轻，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郑重。
林闯没有嘲笑他。他只是点了点头，打开车门，发动了引擎。
车驶出第五精神病院的大门时，沈墨言从后视镜里看到那栋灰白色的建筑在视野中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色的点，被树冠遮住了。王淑芬站在三楼的窗口，隔着脏污的玻璃，望着他们的车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她的表情，说不清是释然还是愧疚。
在她身后的护士站抽屉里，锁着一部没有登记的手机。手机关着机，充电线连着，电池显示百分之百。她已经半个月没有打开过它了。最后一次打开，收到的是一条短信，发送者未知，内容只有一句话：“王姐，谢谢你五年来的照顾。我走了，你保重。”
短信发送的时间，是周景云出院的那天下午。
王淑芬没有删掉这条短信。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只是把手机锁在最深的抽屉里，用一堆文件夹盖住，然后每天照常上班、照常查房、照常发药、照常在值班记录上一笔一画地签字。
她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她只知道，那个总是坐在窗边安静看书的老人，在对她说“谢谢”的时候，眼神是真诚的。
真诚的谎言，和虚伪的实话——她分不清哪个更伤人。
她拉开窗帘，目送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道路尽头。
然后她拉上窗帘，拿起值班板，走向走廊最深处的病房。
“三号床，该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