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一月中旬，塞罕坝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节。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五度以下，地窨子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冰封的。风从西北方向刮来，带着西伯利亚的寒气，所过之处，万物凝固。滴水成冰，不是形容词，是事实。林远放在地窨子里的那半盆水，端出去不到一刻钟就冻成了实心的冰坨子，搪瓷盆被撑裂了，裂开的口子像一张无声呐喊的嘴。
陈广济病倒了，倒在他守护了八年的苗圃地边上。
那天风特别大，至少七级，阵风可能更大。林远在地窨子里就听见风声不对劲，比平时更低沉，更凶猛，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远处咆哮。地窨子的顶棚被吹得吱嘎作响，沙棘枝条编的墙壁在风中呻吟，门帘被吹得猎猎翻飞，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不停地拉扯着油布，想把这块最后的屏障也扯走。他劝陈广济别出去了，说自己一个人去巡查就行。但陈广济不听。陈广济说，苗子是他看着出苗的，是他一棵一棵数过的，是他在这世上除了老婆孩子之外最惦记的东西。一天不看，他睡不着觉。
陈广济出门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棉袄，没有戴围巾，没有戴手套。他的棉袄是旧的，棉花已经板结了，硬得像铁皮，本挡不住七级大风。林远追出去想给他送围巾，跑到地窨子门口的时候，陈广济已经走远了，佝偻着身子在雪地里蹒跚前行，棉袄被风吹得紧贴在身上，整个人显得比平时瘦小了许多。
他在苗圃地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对了——脸色青白，不是正常人的白，是那种失去了血色的、近乎透明的青白，像一块冰。嘴唇发紫，紫得发黑，像是中了毒。浑身哆嗦得像筛糠，牙齿咯咯地打架，站在地窨子门口半天迈不动腿。
林远把他扶进地窨子，用棉被把他裹紧，又烧了一壶热水给他灌下去。棉被是两床叠在一起的，一床盖在身上，一床压在上面。陈广济裹在被子里还在发抖，抖得床铺都在晃。林远又在地窨子里加了一个火盆，用牛粪烧着，放在陈广济的床边。火盆的热量让地窨子里的温度升高了几度，但陈广济的抖没有停止。
陈广济喝了两口热水就开始吐，吐出来的全是清水，什么食物都没有，因为这两天他已经没什么胃口吃饭了。吐完之后整个人虚脱了，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半睁半闭，眼神涣散。他躺在草上，烧得滚烫，额头像一块刚出炉的铁。
林远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手背刚触上去，就像碰到了炉子上的铁皮，本能地缩了一下。他又用手背贴了贴陈广济的脸颊，同样的灼热。他在坝上没有体温计，但他凭经验判断，陈广济的体温至少在四十度以上。在这个没有药、没有医生、没有退烧条件的地方，四十度的高烧是要命的。
“陈工，您发烧了。”林远说，声音尽量平静，但他的眉头已经拧成了结。
“没事……”陈广济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像砂纸在磨砂纸，“咳咳……睡一觉就好……咳咳咳……”话没说完就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咳得很厉害，整个身体都在跟着振动，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接下来的两天，陈广济的烧不仅没退，反而越来越重。白天稍微好一点，能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一到晚上，体温就往上蹿，烧得说胡话。他一会儿喊“苗子苗子”，声音急促，像是在跟人争辩什么；一会儿吼“别让风吹跑了”，声音凄厉，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会儿又念叨家里老婆的名字，声音温柔得不像他，像是在梦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林远知道不能再等了。陈广济需要药，需要退烧药。坝上没有药，最近的卫生所在坝下的村子，离这儿三十多里地。如果是夏天，三十多里地不算什么，走几个小时就到了。但现在是一月中旬，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坝上的积雪最深处没过了膝盖。雪大路滑，马车进不来，李老四的车早就停运了，这种天气连马都不愿意出门。只能靠两条腿走，靠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一步一步地走。
一月十九清晨，天刚蒙蒙亮，林远做了一个决定。
他先把炉子里的火烧旺，把木柴和牛粪塞得满满的，让炉火烧到最旺。地窨子里的温度上升了几度，烤得人脸上发烫，但屁股底下还是凉的。他把陈广济的棉被掖好，又把火盆挪到床边，确保陈广济在他离开的这几个小时里不会冻着。他在陈广济的枕头边放了一壶热水和两个窝头，热水是刚烧开的，窝头是昨晚剩的，用布包着，放在棉被里保温。然后，他背上一个挎包，装了几个饼子和一壶水，拿上一木棍当拐杖，踏上了下山的路。
三十里雪路，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
雪最深的地方没过了膝盖。不是松松软软的新雪，是那种被风压实了的、表面结了一层薄冰的硬雪。踩上去，脚陷下去，然后要用力，再迈下一步。每走一步，膝盖以下的部分都被雪埋住，裤腿很快就被雪水浸湿，然后冻成冰，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响，像穿了铁皮做的裤子。
风从正面刮来，像一堵看不见的、坚硬的墙，推着他往后退。风力很大，他不弓着腰、低下头，就会被风吹倒。他的棉袄被风灌得鼓起来，像一面帆，拖着他往后走。他必须用力前倾，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去对抗风力，才能勉强往前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平时多几倍的力气。
他弓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木棍在雪地上戳出一个一个的洞，每走一步，都要先把木棍进雪里试探一下，确认前面的雪下面是实的，不是坑，不是沟。有些地方的雪下面是空的——被风掏空了，表面看着是实的，一脚踩下去整个人就陷进去了。林远前世在塞罕坝经历过这种陷阱，知道那种感觉比丢了命还可怕。所以每一步都很小心，每一棍都戳得很深。
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脚开始失去知觉。不是冷，不是那种冻得疼的感觉，是麻木。脚趾头、脚掌、脚后跟，都变得像木头一样，没有感觉了。他在雪地里跺了跺脚，没有任何反应，像是跺在别人身上。他掐了一下大腿，疼的，说明血液循环还在。但脚已经不疼了，这是更危险的信号。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这是冻伤的前兆。当皮肤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神经末梢会失去感知能力，人就不觉得冷了，甚至会觉得热，甚至会想把衣服脱掉——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说明身体已经失去了对寒冷的基本判断力。人一失去判断力，就离死亡不远了。
他不敢停。停下来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那些在暴风雪中冻死的人，大多数不是一下子冻死的，是先停下来休息，然后再也起不来了。血液在寒冷中变得黏稠，肌肉在静止中失去力量，意识在麻木中慢慢模糊，然后人就睡着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不能停，一步都不能停。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上——迈腿。不想还有多远，不想陈广济的病情，不想苗圃地里的苗子。什么都不想，只想“迈腿”。左腿迈出去，踩实，右腿跟上。左，右，左，右。一下，两下，三下。他默默地数着，数着数着，就忘了时间，忘了距离，忘了寒冷。世界缩小了，缩小到只存在于他的双脚之下。过去和未来都消失了，只剩下“迈腿”这一件事。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台机器，在自动运行。大脑已经不思考了，思考是奢侈的，思考会消耗能量，能量必须留给双腿。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许是两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他的视线里终于出现了村庄的轮廓——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上冒着炊烟，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温暖。那炊烟是青色的，在寒冷的空气中笔直地升起，到了半空中才被风吹散。有炊烟就有人，有人就有药，有药就能救陈工的命。他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流，那热流从心脏出发，沿着血管冲向四肢，让早已麻木的脚趾头又有了知觉——是疼的知觉，尖锐的、钻心的疼。
林远加快了脚步。但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走起来像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他的膝盖发软，好几次差点跪倒在雪地上。他的视线模糊了，不是因为眼泪，是因为体力透支导致的大脑缺氧。他的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窝蜜蜂在耳边飞。他咬紧牙关，攥紧木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他跌跌撞撞地走进村子，在厚厚的积雪中跋涉着，找到村卫生所的门。那是一扇木板门，漆面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一块一块的木头本色。门框上钉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写着“姜家店村卫生所”几个字，字的油漆已经褪色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敲了三下门。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她看见门外的林远，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这个人的脸上全是冻伤的红斑，一块一块的，像地图上的岛屿。嘴唇裂出血，裂开的口子里渗着暗红色的血痂，嘴唇肿得像两香肠。眉毛和头发上结着厚厚的冰，白色的，像圣诞老人。棉袄上全是雪，半截裤腿冻成了冰筒，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雪堆里刨出来的，又像是一个雪人在半路上变成了人。
“同志，我……我们有人病了，发高烧……”林远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像砂纸在摩擦，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求您……给我点药……退烧药……消炎药……”他说着，整个人靠在门框上软了下去，膝盖一弯，差点跪倒在地。他用手撑住门框，勉强站住了，但身体在微微发抖，像风中的树叶。
那女人就是卫生所的医生，姓孙，大家都叫她孙大夫。她是这个村唯一的医生，在这个卫生所了十几年，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流感、肺炎、痢疾、外伤、冻伤、蛇咬伤，什么都见过。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或者说，这样的送药人。自己冻成这样了，站都快站不住了，心里想的全是别人。她连忙把林远拉进屋里，扶到椅子上坐下，倒了一杯热水塞到他手里。
“你先暖暖。”她把林远的手拢住，帮他把手指掰开，让他握住杯子。他的手指已经冻僵了，不听使唤，杯子差点滑落。她帮他托住杯底，把水送到他嘴边。“慢慢喝，别急。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林远喝了几口，热水从喉咙滑下去，身体从内到外慢慢回暖。他的手指开始有知觉了——先是刺骨的疼痛，然后是一阵一阵的灼热，像有人在用火烤。他的牙齿不再打战了，但他的嘴唇还在哆嗦。
“慢慢说，谁病了？什么症状？”孙大夫的声音很沉稳，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她在林远对面坐下，从抽屉里拿出听诊器和血压计，放在桌上备用。
林远大喘了几口气，声音断断续续的，每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一下。他把陈广济的情况说了一遍——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烧到多高，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呕吐，精神状态怎么样。他说得很详细，把这两天的观察全都告诉了孙大夫。他的脑子在这种时候依然保持清醒，能记住陈广济每四个小时一次的体温变化，能描述出那些细节。
孙大夫听完，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从药箱里拿出几样药:退烧的、消炎的，还有一盒针剂。她把药放在桌上，一包一包地打开，给林远说明用法用量。
“退烧针，一天打一次，连打三天。这是磺胺嘧啶，退烧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片。这个是土霉素，消炎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他要是还不退烧，咳得厉害，就得送县医院了。县医院有X光，能拍片子，看看肺上有没有问题。”
林远接过药，千恩万谢，把药小心地装进挎包里，站起来要走。
“等等！”孙大夫叫住了他，声音很严厉，不像是在商量。“你这脚……”
林远低头一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脚。他进来的时候没脱鞋，棉鞋上的雪在屋里化成了水，地上湿了一大片。他的脚踩在水里，没有感觉。棉鞋已经和脚冻在一起了，鞋面上结了一层冰壳子，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鞋带被冻住了，解不开。鞋底磨出了一个大洞，露出里面包脚的布条，布条也冻成冰了，硬邦邦的。
孙大夫蹲下来，要帮他脱鞋。林远想躲，被她一把按住。
“别动！”她的声音不容置疑。
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棉鞋从他脚上脱下来。鞋和脚之间有一层薄冰，冰融化了一点之后，鞋才能松动。每脱一寸，林远都疼得龇牙咧嘴。鞋脱下来的那一刻，林远自己都倒吸一口凉气——他的脚趾头肿得像胡萝卜，颜色发紫，紫得发黑，像坏了的水果。有几个脚趾头上起了水泡，水泡有大有小，大的像花生米，小的像黄豆，透明的，里面是淡黄色的液体。他用手指轻轻一按，疼得钻心，像有人拿针在扎。
“二级冻伤。”孙大夫皱着眉，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她拿起林远的脚，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用手指按压了几个部位，观察皮肤回血的速度。“再晚来半天，这几个脚趾头就别想要了。你得留下来处理，不然会感染的。感染了，脚趾头就保不住了。严重的话，整只脚都保不住。”
“不行，孙大夫。”林远摇头，把脚缩回来，“我还有同伴在坝上，他一个人，发着高烧，烧到四十多度。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他还在等我回去。”
“你这样走回去，你的脚会废的！二级冻伤不是闹着玩的，处理不好会留下后遗症。以后一到冬天就疼，走路都成问题。你年纪轻轻，不想后半辈子当瘸子吧？”
“废不了。”林远把布条重新缠在脚上，一层一层地缠，缠得很紧，把那些水泡和紫黑的皮肤都包在里面。他用力拉了一下布条，疼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但他咬着牙没有出声。他把脚塞回那双湿透的、破烂的棉鞋里，鞋里的冰碴子硌着他的脚底，每踩一下都像踩在碎玻璃上。他站起来，身体晃了晃，扶住桌沿稳住自己。
“孙大夫，谢谢您。我走了，回头再来还您的药钱。”
孙大夫看着他扶着墙、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张了张嘴，想拦又没拦。她的手抬起来，又放下了。她在这间卫生所里工作了十几年，见过很多来拿药的人——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病的、伤的。她见过孝顺的儿子给老母亲拿药的，见过慈爱的父亲给孩子拿药的，见过丈夫给妻子拿药的，见过妻子给丈夫拿药的。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自己冻成这样了，站都快站不住了，脚趾头都快保不住了，心里想的全是别人。
“你叫什么名字？”孙大夫追到门口问。
林远已经走出去十几步了。他停下来，回过头。风雪模糊了他的面孔，只能看见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但很亮。那亮光里有一种东西，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林远，双木林，高远远。”
“哪个单位的？”
“围场县林业局的。”
孙大夫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身影消失在风雪中。他的背影在白色的世界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像一个渐渐远去的梦。她站了很久，冻得手脚发麻，才转身回去。
林远拖着冻伤的脚，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每走一步，脚趾头像被针扎一样疼。那些水泡在鞋里摩擦着，破了，淡黄色的液体流出来，浸湿了布条，布条又结冰了，硬邦邦的。走到后来，疼痛变成了麻木，麻木又变成了疼痛，反反复复，没有尽头。他一度分不清脚还是不是自己的，只知道自己必须往前走。
他不让自己停下来。停下来就完了。不是他完了，是陈工完了。陈工还在等他，等他的药。他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挎包，里面装的是退烧药、消炎药、退烧针，是陈工的命。他的手指已经冻僵了，但他还是攥得很紧，生怕挎包被风吹走。风很大，好几次差点把他吹倒，他用木棍撑住身体，稳住重心，继续往前走。那些“退烧针不能打”“药会被风吹走”“自己别也倒下去”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不敢深想，只是机械地攥着包带。
回到坝上的地窨子时，天已经快黑了。
陈广济还躺在草上，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不知道在念叨什么。他的脸色更差了，嘴唇上起了一层皮，眼睛半睁半闭，目光涣散。林远给他倒了水，把退烧药喂下去，又点起炉子烧热水，用热毛巾给他敷额头。热毛巾敷上去的时候，陈广济轻轻“嗯”了一声，皱着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做完这些，他瘫坐在炉子边，才发现自己的脚已经疼得受不了了。他脱掉棉鞋，看见脚趾头上的水泡已经破了，流出的水把袜子粘在脚上，轻轻一扯就疼得龇牙咧嘴。袜子和皮肤之间有一层黏黏的液体，分不清是水泡的渗出液还是血水。布条也粘在脚上了，和袜子缠在一起，像一团拆不开的乱麻。
他用热水把袜子泡软，小心翼翼地撕下来。水太烫了不行，太凉了化不开冰。他试了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温度。每撕下一小块，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疼得额头上青筋暴起。他咬住棉袄的袖子，嘴里咬着软木塞都不够，得咬住厚棉布才能忍过那阵钻心的疼。脚趾头上的皮肤已经和布料粘在一起了，撕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撕裂声，像撕一张浸湿的纸。
他用孙大夫给的药膏涂抹在冻伤处。药膏是黄色的，油腻腻的，有一股刺鼻的药味。他用手指蘸了药膏，轻轻地涂在每一个脚趾头上，涂在那些破了的水泡上，涂在那些紫黑色的皮肤上。药膏抹上去的那一瞬间，疼得他差点叫出声来，像是有人拿烙铁按在脚上——疼、烫、麻、酸，五味杂陈，什么感觉都有，什么感觉都集中在脚上，放大了十倍。他的身体猛地一颤，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但他咬着牙，把十个脚趾头都涂了个遍，然后用净的布条把脚包好。布条是净的，从一件旧衬衫上撕下来的。他缠得很紧，一圈一圈地缠，缠到脚趾头不再动了才打结。缠好之后，他穿上另一双爽的棉鞋，忍着疼站起来，把换下来的湿鞋放在炉子旁边烤着。
炉火跳跃着，映出他专注而倔强的侧脸。煤油灯的火苗在煤烟中微微发红，炉子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星溅出来，落在地上很快就灭了。他的影子在墙上晃动，像是在跳舞。那影子很大，占据了整面墙壁，像一个巨人。
第二天，陈广济的烧退了。
他醒来的时候，阳光正好从门帘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看见林远坐在炉子边，靠着墙壁打盹。林远的头一点一点的，像一个鸡在啄米。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药包，攥得指节发白，像是怕一松手就会被风吹走。
“小林……”陈广济叫他，声音还很虚弱，但比昨天有劲了。
林远猛地惊醒，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蜡黄，嘴唇上的皮还没有退去，但嘴角还是挂着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像冬天的阳光。他的声音沙哑，但语气轻快。“陈工，您醒了？水在炉子上，您喝点。我烧了好几次，一直给您温着。”
陈广济撑着坐起来，动作很慢，每动一下都要喘一口气。他靠在墙壁上，接过林远端来的水，喝了几口。水是温的，不烫也不凉。他看见林远脚上缠着的布条，白色的布条已经被渗出的组织液浸得发黄，有些地方隐隐约约透着血丝。又看见他那一脸的疲惫和冻伤——脸上那些红斑还没有消，嘴唇上的裂口还没有愈合，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像两团墨渍。他鼻子一酸，眼泪就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不是无声地流，是实实在在的哭，泪水滴在手背上，滴在被子上，滴在水碗里。
“你……你下山了？”他的声音发抖，带着一种他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流露过的脆弱。
“嗯。”林远点头，那一下点得很轻，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三十里雪路，你一个人走下来的？”陈广济的声音更抖了，像秋天枝头最后一片叶子。
“嗯。”林远还是点头，还是那副轻描淡写的语气，好像只是去了一趟县城集市。
“你疯了！”陈广济的声音在发抖，手也在发抖，连嘴唇都在发抖。“你知不知道零下三十度走雪路是什么后果？你两条腿还想不想要了？你这是拿命在送我，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不要命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在吼，但吼到一半就变成了哭腔，像一只受伤的兽在哀鸣。
“想要啊，”林远笑了笑，那笑容有些虚弱，但依然温暖。“所以我把它们带回来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缠满布条的脚，像是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东西。“脚还在，脚趾头也在，一个没少。就是有几个不太好看，肿得像胡萝卜，丑了点。不过没事，又凉鞋，丑也没人看见。”
陈广济看着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又想哭又想笑。哭是因为心疼，笑是因为感动。两种情绪搅在一起，最后化成了一声重重的叹息。
“你这个傻小子……”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陈工，药在这儿。”林远把剩下的药递给他，一包一包地放在床边，按顺序摆好。“退烧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片，连吃三天。这个是磺胺嘧啶，我给您夹在纸条里了，早中晚各一片。还有消炎的，土霉素，一天两次，一次两片。饭后吃，别空腹，空腹伤胃。孙大夫说了，烧要是退了就别了，烧不退再打。药不够的话，我再去拿。”
陈广济接过药，看着那些简陋的纸包装，看着上面用铅笔写的用量和用法——林远的字迹，一笔一划都很工整，像是在课堂上写板书。他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他了八年林业，在这片荒原上种了八年的树，流了八年的汗，吃了八年的苦。他冻伤过，摔伤过，饿晕过，被风沙迷过眼，被树枝划破过脸。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辛苦，因为这是他自己选的路。他以为他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今天他才发现，和眼前这个年轻人相比，他做的那些事，本不算什么。这个年轻人，才来坝上几个月，就为了他闯了一趟鬼门关。三十里雪路，零下三十度，一个人，走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这不是辛苦，这是拼命。
“小林，你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老家伙这么好？”陈广济问，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林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纯粹，像一个孩子在笑。“陈工，您说什么呢。咱们是在一起打仗的兄弟，我不管您谁管您？您病了，我给您找药，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以前您一个人扛，现在有我了。您护着苗子，我得护着您。”
打仗的兄弟。
陈广济咀嚼着这五个字，像含着一颗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品味它的甜。他在这坝上待了八年，寂寞了八年，孤独了八年，战斗了八年。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打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并肩。可现在，他知道了——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身边有个人，一个肯为他走三十里雪路的人，一个肯为他豁出命的人。
这八年的寂寞和坚守，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一九五七年开春，冰雪消融。
塞罕坝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一些，四月中旬，积雪才开始融化。雪水汇成小溪，在山坡上哗哗地流淌，冲刷着枯黄的草和沙土。阳光变得温暖了，风吹在脸上不那么疼了，空气中多了一种泥土和水混合的气息。陈广济说，那是春天的味道，好几年没闻到过了。
林远和陈广济掀开苗圃地上覆盖了一个冬天的草帘子，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揭开一个巨大的秘密。草帘子被雪水浸得湿漉漉的，很重，两个人抬着都有些吃力。一层一层地揭开，积雪、草帘子、落叶、覆土，下面的景象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
然后，他们呆住了。
两万三千株幼苗，存活了一万八千多株。
成活率将近百分之八十。不是百分之五十，不是百分之六十，是将近百分之八十。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在没有温室、没有恒温设备、没有专业保温材料的条件下，仅仅靠着草帘子、落叶和沙棘枝条，他们保住了将近百分之八十的苗子。
这是一个奇迹。
不是夸张，不是比喻，是实实在在的奇迹。如果放在整个中国的高寒地区造林史上，这都是一个前所未有、令人振奋的成绩。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在塞罕坝这么高、这么冷、这么旱的地方，用这么简陋的条件，育出过成活率这么高的苗子。他们创造了历史，而他们自己，此刻还不知道。
陈广济站在苗圃地里，看着那一排排绿油油的幼苗，看着它们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跟他打招呼。他的眼泪模糊了视线，但他没有擦，任由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他弯下腰，一株一株地数，数到一千多株的时候，手指开始发抖，嘴唇开始哆嗦，数不下去了。泪水彻底挡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清了。但他不在乎了。他知道，这些苗子是活的，这些苗子是他和林远用命换来的。这片绿色，是塞罕坝的希望。
消息传回县城，于正来在办公室里听到消息，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椅子向后一倒，咣当一声摔在地上，他也没去扶。他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瞪着眼睛问报信的人:“真的？你没骗我？两万三千株，活了一万八千多？将近百分之八十？你确定？”
报信的人笑着说:“于局长，千真万确。陈广济亲自数的，林远做的记录，错不了。”
于正来在桌上重重拍了一掌，震得搪瓷缸子跳起来，水洒了一桌子。他也不擦，就那么拍着桌子喊:“好！好好好！我就说这小子行！”
喊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我就说这小子行！”
消息继续往上走，传到承德地区林业局。刘建国副局长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模糊不清。
他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在那份申请书上签下的“不予批准”四个字。他想起自己说过的那些话——“县局没有资格搞试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搞出什么名堂”“纸上谈兵”。那些话，现在像回旋镖一样，飞回来扎在他自己身上。
他没有说什么，但也没有再阻拦。有时候，“不阻拦”，就是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