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林远照例去苗圃地巡查。
夕阳西下，把雪地染成了淡淡的橘红色。天边的云被晚霞映照着，像一块烧红的铁，慢慢冷却，慢慢变暗。风小了，但更冷了，冷冷的，像刀子刮在脸上。空气里有种特别的气味，是雪和松脂混合的味道，清冽而凛然。
走到苗圃地边上，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看见了一抹绿色。
在厚厚的积雪和枯黄的草帘子之间，有一点绿意顽强地探出头来。那绿意太小了，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本发现不了。在白色的雪和黄色的草帘子之间，那一点绿色显得格外扎眼，像是一块翡翠掉进了面粉里。它在风中微微晃动，像是在跟林远打招呼，又像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
林远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扒开积雪和草帘子。雪很冷，手指一碰就冻得生疼，但他的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拆一件珍贵的礼物。他一层一层地揭开，积雪、草帘子、覆土、落叶，终于看清了那抹绿色的真面目——一棵落叶松幼苗，大约七八公分高，针叶翠绿，茎秆挺拔，虽然被压得微微弯曲，但依然顽强地活着。它的针叶不像夏天的苗子那样舒展，而是微微收拢着，像是在抵抗寒冷，又像是在积蓄力量。它的茎秆是浅褐色的，已经开始木质化了，比刚出土的时候粗了好几圈。
活着。
不是死了，不是枯了，是活着。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在厚厚的积雪下，在草帘子和落叶的保护下，它活着。它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塞罕坝不是生命的禁区，树，是可以在这里扎的。
林远伸出手，轻轻触摸那棵幼苗的针叶。针叶冰凉，但有一种生命的韧度，摸上去硬硬的、扎扎的，像是在说:“别小看我，我可不会轻易死掉。”
他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夕阳的光落在他的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雪地上，像一个巨人。他的眼睛盯着那棵幼苗，一眨不眨，生怕一眨眼它就会消失，像一场梦。他的手指还停留在那针叶上，感受着那微微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生命的温度。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眶红了。一种滚烫的东西在眼眶里打转，随时都可能溢出来。
前世的他，第一次在塞罕坝的冬天看到存活的幼苗时，蹲在地头哭了整整一个小时。那时候的他，经历了太多失败，付出了太多代价，几乎要放弃了。看到那一抹绿色，所有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决堤了，像洪水冲垮了大坝，一发不可收拾。他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怎么也止不住。
这一世，他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不能哭。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连庆祝都还太早。这才第一棵，后面还有几千棵、几万棵在等着他。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但那种激动，那份欣慰，丝毫不比前世少。甚至更多。因为前世的他，是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这一世的他，身边还有陈广济。不，不止陈广济。还有远在京都的柳梦璃，有支持他的王德胜，有那些虽然不理解但最终放行的领导。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陈工！”林远站起来，冲着地窨子的方向喊，声音在空旷的雪原上传得很远很远。“陈工，您快来看！”
陈广济正在地窨子里烧水，听见林远的喊声，以为出了什么事，连滚带爬地从地窨子里跑出来。他跑得太急，在雪地里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棉裤上沾满了雪。“怎么了？怎么了？苗子出事了？”他的声音里满是紧张和恐惧，嘴唇哆嗦着。八年的失败让他变得异常敏感，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他心惊肉跳。
“您看——”林远指着那棵幼苗。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激动的。
陈广济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见了那抹绿色。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风停了，雪停了，时间也停了。他的目光被那一点绿色钉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
他呆住了。
然后，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蹲在地上，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嚎啕大哭起来。他不是无声地流泪，是嚎啕大哭，声音在旷野中回荡，惊起了远处枯枝上两只寒鸦。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整个人像一片在风雨中飘摇的叶子。他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他也不擦，就那么任性地、不管不顾地哭着。
八年了。
八年了！
他在塞罕坝种了八年的树，死了八年的树。春天种，秋天死，一年又一年，希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他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不会痛了。他以为自己的心已经像坝上的冻土一样坚硬了，不会再为任何事动容了。可此刻，看着那一点绿色，他才知道——他的心没有死，它只是睡着了，一直在等待一个将它唤醒的理由。
他以为这辈子都种不活这棵树了。
可现在，他亲眼看见，冰雪覆盖的大地上，一棵幼苗正在顽强地活着。不是活的希望，不是有可能活，是已经活了——在这个残酷的冬天，在这个被所有人判了的地方。
“活了。”陈广济哽咽着说，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的杂音。“活了……真的活了……”他反复说着这两个字，像是要把这八年积攒的不甘和委屈一股脑地吐出来。活了，不是大概活了，不是可能活了，是确确实实、真真切切地活了。是他亲眼看见的，亲手摸到的。
林远蹲在他旁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用力按了按。那只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和裂口，但很温暖，很有力。那手掌贴在陈广济的肩膀上，像一块烧热的石头，把热量一点一点地传递过去。
“陈工，这才一棵。等春天到了，会有更多活着的苗子。不是一棵，是几万棵。不是可能活，是一定活。我们种的，一定能活。”
陈广济用力点头，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那动作粗鲁得像在擦桌子。他的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看起来有些滑稽，但没有人笑得出来。
“对，对，更多，还会有更多。不止这几万棵，以后还会有几十万棵、几百万棵。整个塞罕坝，都会是绿的。”
那天晚上，陈广济破例喝了很多酒。他把剩下的大半瓶二锅头全喝了，喝得烂醉如泥，趴在地窨子的草上又哭又笑，一会儿说“我不走了，这辈子就留在坝上了”，一会儿又说“等树长大了，我死了也得埋在这儿”。他翻来覆去地说着醉话，含混不清，但林远听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听清了，每一个字都记住了。
林远没有拦他。
他知道老陈需要发泄。这八年，他一个人扛着塞罕坝造林的重担，没有人分担，没有人理解，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像一个孤独的战士，在荒漠中与风沙搏斗，八年如一，屡败屡战。白天，他是沉默寡言的陈技术员；夜里，他是辗转反侧的失眠人。他的痛苦说不出来，因为说了也没人懂。只有在酒醉之后，才能借着酒劲，把这些年的委屈和辛酸一股脑地倒出来。
这份坚持，这份执着，不输给任何人。
“陈工，”林远给老陈盖好被子，又把被角掖了掖。他的动作很轻，像在照顾一个生病的父亲。“以后您不是一个人了。有我在，有更多的人会来。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陈广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鼾声如雷。他的嘴巴微微张着，嘴角还挂着没透的泪痕，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像是哭，又像是笑，像是一个刚从噩梦中醒来却发现那只是一场梦的人。
林远吹灭了煤油灯。
地窨子陷入黑暗，只有炉膛里残留的火光，隐隐约约地映出两个人的轮廓。炉子里的火还在燃烧，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像有人在远处低声说话。
窗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雪又下起来了，从傍晚就没停过。风声在头顶呜咽着，像无数人在哭泣。
但地窨子里是暖的。
不仅是炉火的温度，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这间小小的、半地下的土屋，比外面任何地方都暖和。那是两个人用背扛着风、用双手护着苗、用命在跟老天搏斗换来的温度。那是希望的温度。
林远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
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能看见地窨子的轮廓——木桩支撑的屋顶，沙棘枝条编织的墙壁，石头铺成的地面。这些简陋的东西，在黑暗中仿佛有了生命，它们的影子在墙上晃动，像在跳舞。他想起了前世，想起了那些同样在黑暗中度过的夜晚，想起了那些陪他一起度过这些夜晚的人。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精神和这片地窨子一样，还在，没有塌，没有被风雪压垮。
他想起那棵绿色的幼苗。它在雪下安睡着，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春天。它不知道自己肩负着多大的期望，它只是按照生命的本能，活着，生长着。也许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为了活着。而它的活着，就是对所有人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鼓励。
他的心里，却前所未有地温暖。不是因为炉火，是因为那一抹绿色，是因为陈广济的眼泪。
窗外，大雪纷飞。
而他等待着，明天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雪地上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