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林远上坝育苗的消息传回了县城。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开来，从林业局传到人委大院，从人委大院传到街头巷尾，从街头巷尾传遍了整个围场县城。
消息传到林业局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准确地说，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林业局那排灰砖平房的走廊里，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压低声音交头接耳，脸上的表情各异——有人惊讶，有人不解，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暗自佩服但不敢说出口。
林远是京都林业大学的高材生，是局长于正来亲自接待的“宝贝疙瘩”，局里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个年代，一个大学生在县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地区都找不到几个的稀缺人才，意味着省里都要抢着要的宝贝疙瘩。围场县林业局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来过大学生，林远是第一个。大家本以为他这个大学生来了之后，会在办公室里写写材料、画画图纸、看看文件，过上一年半载，混个经验，熟悉熟悉环境，然后找机会调走。毕竟，这是正常的逻辑，也是正常的现象。围场这种地方，留不住人，尤其是留不住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都往省城跑，往地区跑，往好地方跑。留下来的，都是没本事、没门路、没背景的。
可他倒好，来了没几天，屁股还没坐热，就跟着陈广济上坝了，还在坝上搞什么“育苗试验”。不是去转转看看，是去活——拿镐头挖地，拿铁锹翻土，手上磨得全是血泡。一个堂堂的大学生，这种粗活，像什么话？
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听说林远在坝上挖地，挖了好几天，手上全是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新的，手上缠的布条都被血浸透了。”一个年轻的事从坝上下来的工人那里打听到了消息，回来当新鲜事讲。
“啧啧，一个大学生，这种粗活，这不是大材小用吗？他学的那些东西，什么造林学、测树学，在坝上能用得上？挖坑还用得着大学问？”
“我看他是想出风头，想搞点成绩出来好往上爬。年轻人嘛，急功近利，可以理解。”
“爬什么爬？就咱们这个破地方，爬上去能有多大出息？林业局局长撑死了是正科级，连个副处都混不上。想出风头也不看看地方。”
“人家是大学生，眼界高着呢，说不定是想在围场搞出点名堂，然后调到省里去。拿围场当跳板，这种人我见多了。”
也有人替林远说话，但声音很小，很快就被质疑声淹没了。说话的人也不敢大声，怕被人说“你也想学他出风头”。
大半个林业局的人都在等着看笑话——不是看林远育苗失败的笑话，就是看他受不了苦自己跑掉的笑话。反正不管哪种，都是笑话。
正面的议论也有，但少。有人说“这年轻人不简单，能吃苦”，有人说“他是真想事，不是来混子的”。但这样的声音太小了，在质疑和嘲讽的洪流中，像几片落叶，还没来得及落地就被冲走了。
更大的阻力，来自上边。
九月初，承德地区林业局派了一个检查组下来，检查围场县林业局的工作。检查组由地区林业局副局长刘建国带队，一行四人。刘建国是个五十出头的部，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苟言笑。他是那种典型的机关部——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都带着官腔；表情温和，但眼神里透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审视。
于正来接待了检查组，汇报了围场县林业局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结束之后，刘建国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忽然问了一句:“听说你们局来了个大学生，是京都林业大学的？”
于正来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堆起笑容，连忙说:“是啊，小林是个好同志，主动申请到我们围场来的。京都林业大学的高材生，年年考第一，校长点名要留校的，他都不去，非要来咱们围场。”
“主动申请的？”刘建国放下搪瓷缸子，眉毛微微挑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思想上倒是挺积极的。他来了之后在什么？给他安排了什么岗位？办公室坐住了没有？文件看熟了没有？”
“在坝上搞育苗试验。” 于正来如实回答。他知道瞒不住，坝上就那么大的地方，检查组随便找个人一问就知道了。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大大方方说出来。
“育苗试验？”刘建国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半度，那条刚刚挑起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结，“谁让他搞的？县局搞育苗试验，你们经过谁的批准了？地区知道吗？省里知道吗？你们一个小小的县局，有什么资格搞试验？”
于正来的笑容僵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这是我和陈广济、林远一起商量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这话说了也没用，刘建国要的不是解释，是态度。“这……老陈和小林自己搞的，我觉得是个好事，就没有阻拦。陈广济在坝上了八年，有经验；林远是科班出身，有理论。两个人配合，说不定能搞出点名堂来。”
刘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放，发出不轻不重的一声响，那声音不大，但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于局长，你要搞清楚，你们围场县林业局是什么的？是执行上级命令的，不是搞试验田的。地区林业局下达的造林任务，你们保质保量完成就行了。育苗试验，那是地区林业局和省林业厅的事，有专门的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科研设备。你们一个小小的县局，要设备没设备，要人才没人才，要经费没经费，你们搞什么试验？有什么资格搞试验？”
于正来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像调色盘一样变换着。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知道刘建国这个人，在地区林业局是出了名的难缠。他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跟他争辩，只会让他更恼火，让事情更糟糕。
刘建国继续说，语气越发严厉，像训斥下属一样，丝毫不给于正来留情面:“再说了，那个林远，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经验都没有，他懂什么？他能搞什么试验？纸上谈兵！我建议你，立即把他叫回来，安排到办公室里做些文职工作，别让他再在坝上胡闹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局长负得起责任吗？”
于正来没有当场答应，语气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刘局长，我考虑考虑。年轻人的热情，还是要保护的嘛。”
送走检查组之后，于正来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桌上的搪瓷缸子里的水早就凉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水有一股铁锈味，但他没在意。窗外的梧桐树叶被秋风吹得沙沙作响，一片枯黄的叶子从窗口飘进来，落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也没有拂去。
他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派人去坝上，把林远和陈广济叫了回来。他不想叫，但他不得不叫。刘建国那个人，他太了解了——心眼小，记仇，得罪了他，以后的子不好过。他于正来在围场了这么多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不想因为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乌纱帽搭进去。但他心里又觉得对不起林远。那是个好孩子，有热情，有想法，肯吃苦。他来围场才一个月，手上就磨出了那么多茧子，吃了那么多苦，不容易。
林远从坝上回来的那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袄。棉袄是陈广济借给他的，黑色的粗布面，肘部磨得发白，领口有一圈深色的汗渍，散发着泥土和汗水的混合气味。棉袄上沾满了泥土，袖口和衣襟上有几处被灌木枝条刮破的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脸上被风吹得粗糙黝黑，才一个月，一个白白净净的大学生就变成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坝上汉子。嘴唇裂起皮，裂开的口子里渗着血丝，他一说话，血丝就往外冒。手上缠着布条，布条是从他的旧衬衫上撕下来的，白色的布条已经被泥土和涸的血迹染成了灰褐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布条缠得松松垮垮的，有的地方已经松开了，露出下面红肿的、布满血泡和老茧的手掌。那些血泡有的已经破了，有的还没破，破了的地方露出嫩红的血肉，还没破的地方鼓鼓囊囊的，像一颗颗透明的葡萄。手指肿得像萝卜，关节处有深深的裂口，裂口里是暗红色的结痂。
他走进林业局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有人惊讶，有人同情，有人幸灾乐祸。惊讶的是，这个大学生居然真的在坝上了一个月，没跑，没哭，没喊苦。同情的是，他那双手，实在是太惨了，惨得让人不忍心看。幸灾乐祸的是，看他这副模样，还能撑多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小林来啦，来，坐。”于正来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没拆封的香烟，想了想又放回去了。他不抽烟，林远也不抽烟。他看了一眼林远的手，皱起眉头，“这段时间辛苦了，看你这手，造孽的。我给你放几天假，你在招待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手，别急着上坝。”
“于局长，找我什么事？”林远接过水杯，喝了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没有回答“辛不辛苦”的问题，也没有接“放假休息”的话茬。他知道，于正来大老远把他从坝上叫回来，不是来关心他的手的。一定有事，而且是大事。
于正来犹豫了一下，决定开门见山。他这个人不擅长绕弯子，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小林，地区林业局来人了。刘建国副局长带的队，专门来检查我们局的工作。他们听说了你在坝上搞育苗试验的事，很不满意。说县局没有资格搞试验，让你回来。”于正来的语速很快，像是在完成一项不愉快的任务，“我帮你争取了，但没用。刘建国的态度很强硬。”
林远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杯子。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像是在放下一件易碎品。搪瓷缸子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于局长，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他们为什么觉得不合适？理由是什么？总得有个依据吧。”他的声音依然平静，像一潭死水，但于正来听出了平静下面的暗流。
于正来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深，像是要把这段时间的无奈和憋屈都叹出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是检查组的会议纪要，递给林远。“说是县局没有资格搞试验，这是地区和省里的事。说围场县林业局是执行单位，不是科研单位，不能越权。说你刚毕业，没有经验，搞不出什么名堂。”他把刘建国的原话转述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隐瞒。
林远接过文件，翻看了一下，然后放回桌上。他的手指在那份文件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在感受纸张的质地，又像是在压住心里的什么东西。他沉默了一会儿，问:“如果我坚持要搞呢？如果我继续上坝，他们会怎样？处分我？开除我？把我退回学校？”
于正来愣住了。他没想到林远会问这个问题，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的态度会这么坚决。他以为林远听了刘建国的话，会知难而退——毕竟那是一个地区林业局的副局长，手里握着权力，得罪了他，对林远的前途没有好处。他以为林远会顺着这个台阶下来，说“好的，于局长，我服从组织安排”，然后留在县城，坐办公室，安安稳稳地过子。
他苦笑着摇头，那笑容里有无奈，有愧疚，也有一种“我帮不了你”的无力感。“小林啊，不是我不支持你。你来了这一个月，我一直在支持你。你要上坝，我批准；你要育苗，我同意；你要物资，我调配。但是这一次，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刘建国是上级领导，他的话我不能不听。你要理解我的难处。我这个局长，在围场还算个人物，到了地区，什么都不是。他要是不高兴，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我这个局长撸了。”
“所以就不搞了？”林远放下水杯，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子上，钉在空气中，钉在于正来的心里。“于局长，我理解您的难处，真的理解。但请您也理解我的心情。我在坝上待了一个月，那片土地我走遍了，看遍了。我看到的不是数据和报告，是一望无际的荒沙，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是风沙南侵、步步近的危机。”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燥的秋风吹进来。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金黄色的叶子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院子里，落在走廊上，落在他的窗台上。远处的天际线灰蒙蒙的，分不清是山还是沙。
“于局长，您去过坝上吗？”林远忽然问，没有回头。
于正来一愣:“去过。前年去过一次，坐马车去的，颠了一路。”
“您看到的是什么？”
“沙子。到处都是沙子。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空气都是黄的。风一吹，沙子打在脸上，生疼。”于正来回忆着，脸上的表情有些凝重。
“那您知道那些沙子从哪儿来吗？”林远转过身，看着于正来的眼睛，“从浑善达克沙地来。浑善达克沙地在塞罕坝以北，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每年以数米的速度向南推进。风一吹，沙尘暴就来了。先是围场，然后是承德，最后是北京。再过几年，风沙就要近北京了。到那时候再种树，还来得及吗？等沙子埋到北京城底下，再想种树，种得活吗？等北京的春天变成了沙尘暴的季节，老百姓出门要戴防毒面具，晾出去的衣服收回来全是沙子，到那时候再后悔，还来得及吗？”
于正来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于局长，我不是想出风头，也不是想搞什么政绩。我就是想种树，想在这片荒地上种活树。”林远抬起手，那手上缠着脏兮兮的布条，布条上沾着泥土和涸的血迹。他解开布条，露出下面的手掌——红肿的、布满血泡和老茧的、伤痕累累的手掌。那些血泡大的像花生米，小的像黄豆，有的已经破了，露出嫩红的血肉；有的还没破，鼓鼓囊囊的，像一颗颗透明的葡萄。老茧是一层一层的，旧的还没磨平，新的又长出来了，层层叠叠，像鱼鳞一样。
“我在坝上待了一个月，您知道我都了什么吗？整地、起垄、播种、浇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天黑透了才收工。中午不休息，饿了啃两口馒头，渴了灌两口凉水。手上磨出血泡，挑了继续；脚上磨出水泡，挑了继续走。风来了，用身体挡着；沙来了，用衣服蒙着。我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是对的。不是可能对，不是也许对，是一定对。种树这件事，在塞罕坝，就是对的。”
于正来看着那双伤痕累累的手，眼眶有些发热。他在围场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有来镀金的，有来混子的，有来过渡的，有来逃避的。像林远这样，来了就拼命的，是第一个。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在拼命。
“于局长，如果上级觉得我没有资格搞试验，那我就向上级申请，请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写申请，打报告，去地区，去省里，去北京，一级一级地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磨。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讲道理的地方。”林远的声音平静如水，但字字句句都像火，烧得人心里发烫。“如果还是不行，我就以个人身份去坝上种树，不要局里一分钱经费，不占用局里一个人力。我自己买种子，自己育苗，自己种。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把这些树种下去。”
于正来看着这个年轻人，口剧烈起伏着，半晌说不出话。他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他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热血，这样的不顾一切。那时候的他，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围场，也是满怀理想，想着一番大事业。后来呢？理想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被岁月磨圆了，热血被生活的琐碎冷却了。他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瞻前顾后、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的局长。他变成了自己年轻时最讨厌的那种人。
忽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陈广济大步走了进来，他那双老棉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闷的脚步声。他的脸颊被坝上的风吹得黑红，嘴唇裂起皮，棉袄上落了一层沙土，一走动就往下掉。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像一堆草，上面沾着草屑和沙粒。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了，把两个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了一遍。他的听力好，隔着门板也听得清。本来不是来偷听的，他来找于正来签字，走到门口听见里面在说话，林远的声音，于正来的声音。他听了几句就站住了，越听越站不住，越听越往里走。
“局长，”陈广济把手里的一份文件放在于正来桌上，然后走到林远身边，站定，他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每一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我也辞职。”
于正来彻底愣住了。他张着嘴，半天合不拢。陈广济？辞职？这个在坝上了八年的老林业，这个任劳任怨、从不说不的陈广济，也要辞职？为了一个刚来一个月的大学生？
“育苗试验是我和小林一起搞的，主意是我想的，技术是他出的，活是我们俩一起的。要处分，处分我。”陈广济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慷慨激昂，没有热血沸腾，只是一个老林业在陈述一个事实。“局长，我知道您是好人，您是为我们好。但这事儿您别拦了，拦不住的。年轻人的心气，您拦不住；老家伙的倔劲儿，您也拦不住。”
“陈广济！你——”于正来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一倒，咣当一声摔在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溜圆，嘴唇在发抖。“你疯了？你是国家部，有编制，有工龄，有退休金！你辞职了，这些全没了！你懂不懂？编制没了，工龄清零了，退休金一分都没有了！你不是年轻人，你都快四十了，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辞职了你老婆孩子喝西北风去？”
“局长，您听我把话说完。”陈广济深吸一口气，声音微微发颤，但他的脊背挺得笔直。“我在坝上了八年，从四八年到现在，整整八年。八年了，我在那片黄沙上种了多少树？几千棵，几万棵？活了多少？不到二百棵。我不是没努力，我努力了，我把我这辈子能用的劲儿都使上了。但我不行，真的不行。我是初中毕业，我不懂什么‘猝倒病’，不懂什么‘生理旱’，不懂种子为什么要用石灰水泡。我只会用笨办法——种了死，死了再种，种了再死，死了再种。我种了八年，种了一肚子失败，种了一脑子浆糊。”
他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能在局长面前哭。
“但是小林不一样。他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有方法。他来坝上一个月，跟我说的话，比我八年想出来的还多。他在纸上画的那些图纸，写的那些方案，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有道理。不是因为我信他这个人，是因为他说的那些东西，能对上我八年的经验。我八年种树死的那些苗子，在他那些方案里，都找到了答案。不是他运气好，是他真有本事。”
“所以局长，您让我们去吧。成了，是我们赚的；败了，是我们认的。我陈广济这辈子没求过您什么事，今天求您一回——别拦我们。”
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于正来缓缓坐回椅子上，椅子的弹簧发出一声呻吟。他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是那种最便宜的无过滤嘴香烟，纸烟，几分钱一盒。他点了几次才点着，火柴划了一又一，烟在嘴唇间微微颤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来，烟雾在他面前升腾、弥漫，像一团看不见的云。烟雾里，他的表情模糊了，眼神模糊了，连带着整个人的轮廓都模糊了。他像一个被烟雾包围的雕塑，一动不动。
他当了这么多年局长，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个大学生，放着留校不要去围场；一个老林业，放着铁饭碗不要，要跟着一个刚来的大学生去坝上种树。这两个人，一个是犟驴，一个是疯子。
他抽完那支烟，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碾了几下，直到最后一缕青烟消散。“我不批你们的辞职。”他抬起头，看着林远和陈广济，眼眶是红的。“你们该上坝上坝，该育苗育苗。地区那边我来顶着，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局长——”陈广济的眼眶红了，声音哽咽了。
“别说了。”于正来摆摆手，动作很重，像是在赶走什么不愉快的东西。“你们去坝上，给我把树种活了。种不活，你们别回来见我。我这张老脸，丢不起这个人。”
林远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局长，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知道，于正来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一个县局的局长，顶着地区林业局的压力，批准一个非正式的育苗试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担当？如果试验失败了，刘建国会怎么看他？地区林业局会怎么处理他？这些，林远都知道，都懂。但他没有说“谢谢”，因为“谢谢”太轻了，轻得像一片落叶，承载不住这份信任和托付。
他站得笔直，像一棵在风中挺立的松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那躬弯得很深，九十度，额头几乎碰到膝盖，停顿了足足三秒钟才直起来。
“于局长，您放心。种不活树，我林远也不回来见您。”
窗外，秋风萧瑟，梧桐叶一片接一片地飘落。远处的天际线灰蒙蒙的，分不清是山是沙还是云。但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