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晋方形堡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田磊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长桌两侧坐着委员会的核心成员——莫正明、陈汉生、刘振邦、斯特林、埃里克森，还有几个从各城镇赶来的华侨代表。窗外的广场上，蓝底金花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
会议只有一个讨论：未来的婆罗洲，该走什么样的路？
“今天不谈英国人，不谈荷兰人，不谈打仗。”田磊开门见山，“就谈我们自己。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大家都说说。”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陈汉生第一个开口，他是军人，说话向来直接。
“田少爷，我在部队里待了半辈子，见过太多乱七八糟的政客。要我说，国家要稳定，就得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像李宗仁将军那样，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搞什么议会、选举，那是洋人的玩意儿，不适合我们。”
刘振邦摇了摇头：“陈团长，话不能这么说。没有制衡，权力就会腐败。一个人说了算，今天可能是好的，明天换了个人呢？我这些年做生意，最大的体会就是——规则比人可靠。不管是谁当政，都得按规矩办事。”
莫正明拄着拐杖，慢慢地说：“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但我们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婆罗洲不像美国，不像英国，也不像中国。我们有两百多万人口，华人、马来人、达雅克人、伊班人，十几个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如果搞西方式的民主选举，人数最多的民族一定会压倒人数最少的民族。到时候，国家不是团结了，而是分裂了。”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田磊看了莫正明一眼，点了点头。
“莫秘书说得对。我们要找的体制，必须符合婆罗洲的实际情况。既要有足够的权力来维持统一和稳定，又要有足够的制衡来防止独裁和腐败。既要让华人安心，又要让其他民族觉得公平。”
斯特林举起手来。他是英国人，对政治体制的讨论格外感兴趣。
“田先生，我在英国生活了三十年，在英国殖民地工作了十年。英国的议会制有一个优点——它能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找到平衡。女王是象征，首相管事，议会立法，法院判案。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但它也有缺点——太慢。做一个小决定要吵好几个月，结合我们目前的情况本行不通。”
埃里克森了一句：“美国的总统制呢？总统既是国首又是政府首脑，权力集中，效率高。但美国有两百年的民主传统，婆罗洲没有。”
田磊听着这些讨论，脑子里在飞速运转。
他前世的知识里，有无数关于政治体制的案例——在后世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的政治体制也就剩下了三权分立与议会制了，至于国内，没有中国人民的勤劳朴素，那套也发展不起来，而且都是富国而不富～～～
苏联的例子已经给世界上了生动的一课，但是不可否认那套模式在国家前期，一穷二白时能够通过计划，可以的进行快速发展，加上我这来自未来，这个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的金手指。
如果不去好好的利用，那岂不是要遭天谴啊！
“我说几句。”田磊站了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婆罗洲成为东南亚最繁荣、最自由、最公平的地方。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三个东西：稳定、发展、公正
他转过身，面对着所有人。
“基于这三点，我建议我们走一条混合的道路。”
“怎么混合？”莫正明问。
“第一，政治体制上，采取‘总统主导、议会监督、司法独立’的模式。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连任一次。总统负责行政和外交，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议会由各民族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负责立法和预算，有权质询和弹劾总统。法院完全独立，不受任何行政权力预。”
陈汉生皱了皱眉：“总统全民直选？我们连选民登记册都没有。”
“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没有。”田磊说，“第一任总统可以由临时委员会推选，不需要选举。等条件成熟了，再搞全民选举。这个过渡期足够我们建立选民登记制度和选举法规。”
刘振邦问：“议会按民族比例选举？具体怎么作？”
“华人的比例按人口来，但马来人和达雅克人要有保障席位。具体数字可以再议，但原则是——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靠人数优势垄断议会。这样既能保证华人的主体地位，又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斯特林点了点头：“这有点像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度。不同宗教按比例分享权力。”
“类似，但不完全一样。”田磊说，“我们不搞固定配额，搞保障席位。保障席位只占议会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席位还是按人口比例分配。这样既保证了少数民族有发言权，又不会让议会变成僵化的分赃机制。”
莫正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经济上呢？走什么路？”
田磊走到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
前期走计划经济的路子，中后期据国家的发展状态进行有限的放开，最终还是要走市场经济，也就是美国的那套。
刘振邦的眼睛亮了起来：“你是说，让商人大展拳脚？”
“是，也不是。商人可以赚钱，但要有规矩。垄断不行，欺诈不行，贿赂不行。我们要建立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让商业有地方说理，让契约精神深入人心。”
埃里克森了一句：“那劳工呢？工人的权益怎么保障？”
“立法保障。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安全生产、工伤保险——这些都要有法律。但法律不能太严，太严了会把资本吓跑。我们要在保护劳工和吸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斯特林感慨地说：“田先生，你这个模式，听起来像是要把美苏的优点结合起来。”
田磊笑了：“斯特林先生，你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东南亚的瑞士——中立、自由、繁荣。不卷入大国争端，不搞意识形态狂热，安安静静地做生意，踏踏实实地过子。”
会议室里的气氛轻松了一些。有人开始记笔记，有人在小声讨论。
陈汉生又开口了，这次他的语气不像之前那么冲。
“田少爷，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我还有一个担心——你说的这套东西，太复杂了。又是总统又是议会又是法院，普通人本搞不懂。本人来了，我们拿枪打回去，这很简单。但你这一套，我怕老百姓不买账。”
田磊走到陈汉生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团长，你说得对。老百姓不关心什么总统制、议会制，他们关心的是——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孩子能不能上学，生病能不能看医生。所以，我们不搞空头政治。我们把体制建起来，但不整天挂在嘴上。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修路、建港、办学校、开工厂、种橡胶。等老百姓富起来了，他们会觉得这个体制好。到那时候，不用我们宣传，他们自己就会维护它。”
陈汉生想了想，点了点头。
“行。我听你的。”
莫正明放下笔，抬起眼睛。
“润之，还有一个问题——意识形态。我们是亲美，还是亲苏，还是中立？”
这个问题比体制更敏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田磊身上。
田磊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答案。
“不亲美，不亲苏，不亲国民党，我们亲婆罗洲。”
“怎么说？”莫正明追问。
“美国有钱，苏联有枪，中国有人。这些我们都想要，但不能因为想要就跪着要。我们要站着跟他们——你给我，我给你回报；你给我技术，我给你市场；你尊重我的主权，我尊重你的利益。这不叫亲，这叫互相利用。”
斯特林追问了一句：“如果有一天，美国和苏联我们选边站呢？”
“那就选婆罗洲。”田磊的语气很平静，“我们不选边，我们选自己。小国在大国之间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有用。有用到他们舍不得动你。”
刘振邦点头称赞：“这个思路好。做生意也是这样，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讨论持续了一整天。
到傍晚的时候，自治政府在体制问题上的大致框架已经成形——
国体：总统制共和国，总统为国首兼政府首脑。第一任总统由临时委员会推选，过渡期五年后实行全民直选。
政体：三权分立。行政权归总统及内阁，立法权归一院制议会，司法权归独立法院。
议会：按人口比例选举，但为马来人和达雅克人设立保障席位，确保每个民族在议会中至少有一定数量的代表。
经济：市场经济为主，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关键战略资源（石油、橡胶、矿产）由国家和华人集体共同控制，一般产业完全放开。
外交：中立、务实、灵活。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但跟所有大国做生意。
意识形态：无。不搞任何形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不搞个人崇拜，不搞政党专政。
陈汉生听完这些，长出了一口气。
“田少爷，你要搞的这个国家，跟我脑子里想的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也许你是对的。”
田磊笑了。
“陈团长，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对。我们只需要证明我们有用。有用的人，自然有人跟。”
散会后，田磊一个人走到方形堡的天台上。
夕阳正在落下，砂拉越河在晚霞中泛着金色的光芒。远处的寺传来了昏礼的祈祷声，悠长而苍凉。
他在想，这些在白纸上写下的条款，真的能变成现实吗？
他前世见过太多失败的制度移植——西方民主被移植到非洲，变成了部落战争；计划经济被移植到东欧，变成了物资匮乏；威权主义被移植到拉美，变成了军事独裁。没有一种制度是万能的，每一种制度都要在特定的土壤里才能生长。
婆罗洲的土壤是什么？
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经济落后，教育匮乏，殖民统治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在这样的土壤上，他能种出什么样的花？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会尽他所能。
不是为了名垂青史，而是为了那些在雨林里倒下的人，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田磊转过身，走下了天台。
方形堡的大厅里，灯还亮着。莫正明在整理会议记录，陈汉生在看地图，斯特林在跟埃里克森低声交谈。
他走进大厅，在长桌的主位上坐下来。
“各位，今天定下来的东西，写进《临时基本法》的第一章。从明天开始，我们按这个来。”
莫正明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润之，你不担心吗？这套东西，从来没有人在婆罗洲试过。”
田磊微微一笑。
“莫秘书，七年之前，也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在婆罗洲打游击。我们不也打了吗？”
莫正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说得对。什么事都是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