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个月后，田磊站在“海丰号”的船头，望着古晋的海岸线在晨雾中渐渐模糊。
这是他第二次离开婆罗洲。上一次是从香港来，带着一个疯狂的计划和六十个老兵。这一次是从婆罗洲走，留下了一个九百人的抵抗组织和一片被战火吞噬的土地。
身后，莫正明拄着手杖站在船舷边，脸上没有表情。
“莫秘书，”田磊说，“我走了之后，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莫正明点了点头：“你放心去。雨林里有陈汉生，古晋有斯特林，情报网已经铺开了。本人短时间内找不到我们。”
田磊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莫正明。
“这是我给陈汉生的命令。如果我半年之内回不来，自卫团的指挥权全部移交给你。陈汉生负责军事，你负责政治和外交。记住，不管本人怎么引诱、怎么迫，我们的底线只有一条——不投降，不。”
莫正明接过信，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
“润之，你这次去美国，不只是为了筹钱吧？”
田磊转过身，望着远处的海平面。
“我要让美国人知道，在婆罗洲的雨林里，有一群华人在替他们打仗。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的不是施舍，而是。我要让华盛顿的那些大人物明白，战后东南亚的格局，不能再由欧洲人说了算。”
莫正明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赞许，也有担忧。
“这条路比你想象的要难走。华盛顿的那些人，眼睛里只有利益。你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靠山，凭什么让他们听你说话？”
田磊微微一笑。
“就凭我能告诉他们，本人的下一艘航母会在哪里被击沉。”
“海丰号”在南海的波涛中劈浪前行，目标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而是横跨整个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田磊这次去美国，带了三十五万英镑中的大部分——折合大约一百四十万美元。这在1942年初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在华尔街的汪洋大海中，不过是一滴水珠。他需要的不是守住这笔钱，而是让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
他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而是精准到近乎荒谬的豪赌。
好在他知道未来。
1942年1月中旬，“海丰号”在夏威夷的檀香山靠岸。
田磊没有急着赶往美国本土，而是在檀香山停留了三天。他需要一个观察窗口，看看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是什么样的。
答案让他既震撼又清醒。
珍珠港的残骸还没有清理净。“亚利桑那”号的桅杆依然露出水面，锈迹斑斑，像一巨大的手指指着天空。军港里到处都是军舰和运输船，船坞里昼夜不停地焊接、铆接、喷漆，整个港口像一个沸腾的锅炉。
战争让美国从一个沉睡的巨人变成了苏醒的猛兽。但田磊知道，这头猛兽的真正力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工厂还在转产、军队还在训练、人民还在恐慌。1942年的上半年，将是美国在二战中最黑暗的时期。
他离开檀香山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计划。
1月下旬，田磊抵达旧金山。
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这座城市。上一次是1939年，他还是一个刚从哈佛毕业的富家少爷，怀揣着在婆罗洲建国的梦想。三年过去了，梦想还活着，但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他住进了旧金山最好的酒店——费尔蒙酒店，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把带来的资金分成了四份。
第一份，二十万美元，作为生活费、差旅费和交际费。他要在美国待一段时间，要见人、要送礼、要请客、要打点关系，这些都需要钱。
第二份，四十万美元，作为的本金。
第三份，五十万美元，作为期货的本金。
第四份，三十万美元，存在银行里不动，作为紧急备用金。
之所以这样分配，是因为他打算多线作——股市、期货、军工合同、石油，一个都不放过。他不缺钱，缺的是时间。战争不会等他，盟军不会等他，本人更不会等他。
从旧金山出发，他坐上了横贯大陆的火车，目的地是华盛顿。
田磊选择华盛顿作为第一站，不是因为他喜欢政治，而是因为他必须从源头开始。他需要见的人很多——罗斯福总统的幕僚、国务院的官员、战争部的将军们、国会的议员们。这些人在华盛顿，不在纽约。
火车上的四天，他几乎没有睡觉。
他把前世读过的每一本关于二战的书记忆重新调出来，在脑子里反复推演。中途岛海战的具体期、军舰队的编成、美军破译密码的时机——这些信息像刻在骨头上的铭文一样清晰。他需要把这些知识转化成美国人愿意相信的预言，而又不能暴露自己“知道”太多。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平衡。
2月初，田磊到达华盛顿。
这个城市比他想象的要混乱得多。白宫周围架起了铁丝网和沙袋，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到处都是军车和穿制服的人。酒店爆满，餐厅门口排着长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亢奋的气息——这是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的首都。
田磊住进了五月花酒店，然后开始了他最艰难的工作：找人。
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引路人。
在前世的记忆中，他记得一个人——劳克林·柯里。此人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被罗斯福聘为特别助理，负责处理关于中国的事务。他还在哈佛读书时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从未见过面。现在，他要靠这层若有若无的联系去敲开一扇门。
他写了一封信，措辞谨慎而恭敬，通过哈佛校友会的渠道送到了柯里的办公室。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后，柯里的秘书打来了电话。
“柯里教授问您，明天下午三点有没有时间？”
田磊的心跳加速了，但声音很平静：“有。”
第二天下午，田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走进了位于白宫附近的一栋灰色办公楼。柯里的办公室不大，堆满了文件，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劳克林·柯里大约五十岁，头发灰白，戴着厚厚的眼镜，看起来不像一个白宫幕僚，更像一个大学教授——事实上，他本来就是。
“田先生，”柯里请他坐下，语气不冷不热，“你的信我看了。你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在哈佛教了几年书，但我们没有见过面。”
“是的，教授。但您的文章我在图书馆读过，关于远东经济的分析对我启发很大。”
柯里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这顶高帽。
“你在信中说，你在婆罗洲组织了一支华人抗武装，这件事属实吗？”
“完全属实。婆罗洲华人自卫团，现有九百人，全部由桂系退伍军人和当地华侨组成，目前正在砂拉越的雨林里跟军周旋。”
柯里的表情认真起来：“九百人的武装，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你跟桂系是什么关系？”
“家父与广西的黄旭初主席交情深厚，这些退伍军人是由黄主席出面协调的。”
柯里靠在椅背上，推了推眼镜，像是在思考什么。
“田先生，你想从美国政府得到什么？”
田磊深吸一口气，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柯里教授，我来美国不是为了要钱、要枪、要弹药。那些东西我有办法自己搞。我来美国，是想让美国政府知道，在婆罗洲的雨林里，有一群华人在替盟军打仗。我希望美国政府承认婆罗洲华人自卫团是盟军的盟友，而不是游击队。”
“承认你们是盟友？”柯里的眉毛微微扬起，“你知道这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当本战败之后，我们有权作为战胜方参与战后秩序的重建。意味着婆罗洲的华人不是英国的臣民，不是荷兰的臣民，更不是本的臣民——他们是独立的、自由的、有尊严的人。”
柯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田磊意外的话。
“田先生，你知道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吗？”
“知道。约瑟夫·史迪威，美国陆军中将，中国通。”
“史迪威将军现在在重庆，负责协调中美之间的军事。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你的武装力量应该隶属于中国战区，而不是直接跟美国政府打交道。”
田磊摇了摇头。
“柯里教授，婆罗洲不是中国领土。我们在婆罗洲的武装力量，名义上隶属于中国战区，但实际上是独立作战。史迪威将军远在重庆，他连印度都顾不上，更顾不上婆罗洲。我们需要直接跟美国人对话——不是通过重庆，不是通过伦敦，而是直接对话。”
柯里看着他，眼睛里多了一种田磊说不清楚的东西——也许是欣赏，也许是警惕，也许是两者都有。
“我会把你的情况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柯里站起身来，“但我不能保证任何事情。华盛顿现在的官僚系统运转得很慢，你可能要等很久。”
田磊也站起来，伸出手。
“柯里教授，我不怕等。但我希望您能帮我引荐一个人——战争部的约翰·麦克洛伊先生。”
柯里的表情微微变了。
“你认识麦克洛伊？”
“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战争部里真正能办事的人。我需要跟他谈谈婆罗洲的军事价值。”
柯里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我会试试。”
从柯里的办公室出来，田磊站在华盛顿的街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冷冽的空气。二月是华盛顿最冷的季节，风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刮过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但田磊觉得浑身发热。
他跟白宫搭上了线。虽然只是一条很细很细的线，但线的那一头连着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只要这线不断，他就能慢慢地把婆罗洲的事情推进到那些大人物的视野里。
接下来，他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找到更多的钱。
第二，找到更多的朋友。
钱，在华尔街。朋友，在华盛顿和纽约。
田磊在华盛顿待了三个星期，见了很多人。
柯里确实说话算话，帮他把一封介绍信送到了战争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的办公室。麦克洛伊没有马上见他，但派了一个上校来跟他谈。上校的态度很客气，但也很敷衍——美国陆军现在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婆罗洲的一支华人游击队，排期大概在很后面。
田磊没有气馁。他知道，要让美国人重视他，光靠嘴皮子是不够的。他需要拿出真东西——能够改变战局的情报。
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他给柯里的办公室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只有一页纸，但上面的信息足以让任何一个熟悉太平洋战场的人汗毛倒竖。
他写道：“据可靠情报，本海军联合舰队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攻势，目标可能是太平洋中部的某个战略要地。攻击时间预计在1942年6月上旬。具体目标可能是中途岛。”
他没有写信息来源，没有写任何解释，只是把这个判断写了上去。他知道，白宫的情报分析人员会把这封信归类为“不可靠情报”，然后扔进某个文件夹里吃灰。但他不在乎——他需要的是在将来，当这个预测成真的时候，有人会想起他。
那将是他敲开所有大门的钥匙。
1942年3月，田磊终于来到了纽约。
这座城市跟华盛顿完全不同。如果说华盛顿是权力的心脏，那纽约就是金钱的脉搏。百老汇的灯光依然璀璨，第五大道的橱窗依然华丽，华尔街上的人们依然在疯狂地交易。战争似乎离这座城市很远，又似乎无处不在——街角的征兵海报、窗户上的防空贴纸、广场上的募捐舞台，都在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
田磊住进了华尔道夫酒店，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了一个人。
伯纳德·巴鲁克。
这个名字在前世的历史书中如雷贯耳。巴鲁克是华尔街最著名的投机家，绰号“独狼”，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威尔逊总统的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全国的经济动员。到了二战，他依然是罗斯福总统最信任的民间顾问之一，在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田磊想见巴鲁克，不是因为他想学投机——他自己的投机技巧比巴鲁克只强不弱——而是因为巴鲁克是连接华尔街和华盛顿的桥梁。通过他，田磊可以接触到那些最有钱、最有权的人。
田磊花了一千美元请了一个纽约最好的公关公司，帮他安排这次会面。公关公司的效率很高，三天后就传来了消息：巴鲁克先生愿意在下周三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他。
办公室里摆满了古董和艺术品，墙上挂着巴鲁克与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的合影。巴鲁克本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要老一些，头发花白，但眼神依然锐利。
“你就是那个在婆罗洲打游击的中国人？”巴鲁克开门见山，语气里带着一丝好奇。
“是的，巴鲁克先生。”
“我听说过你。劳克林·柯里跟我提过你。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中国人。”
田磊微微一笑：“柯里教授过奖了。”
巴鲁克靠在椅背上，打量着他。
“你来华尔街，是来借钱的？”
“不，巴鲁克先生。我来华尔街，是来赚钱的。”
巴鲁克的眼睛亮了一下。
“怎么赚？”
“买。买军工股，买石油股，买所有跟战争有关的。”
巴鲁克微微皱眉：“现在买？道琼斯指数已经从珍珠港事件后的低点反弹了不少，很多人都说市场已经见顶了。你为什么觉得还能涨？”
田磊平静地说：“巴鲁克先生，道琼斯指数在1942年4月见底，然后会一路飙升。战争的时间越长，美国工业的产能越强，上市公司的利润越高，的价格也就越高。这是最简单的逻辑。”
巴鲁克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突然笑了起来。
“年轻人，你对市场的判断很准确。但你知道吗？华尔街的历史上，有无数人看对了方向，但输光了钱。看对方向不难，难的是看对时机。你能告诉我，道琼斯指数会在什么时候见底吗？”
“1942年4月。确切地说，是4月下旬。”
巴鲁克的笑容消失了。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田磊，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转过身来，“你在告诉我，你能精准地预测股市的底部。这种话，连华尔街最老练的交易员都不敢说。”
田磊迎上他的目光：“巴鲁克先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1942年6月上旬，本海军将在中途岛与美军决战，并且惨败。这场胜利将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股市的底部，就在胜利的前夜。”
巴鲁克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有我的情报来源，巴鲁克先生。这个来源非常可靠，但我不能透露。”
巴鲁克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点了点头。
“好吧，年轻人。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把你的资金交给我管理，我给你开一个账户，按照你的判断进行交易。赚了，你拿九成，我拿一成。赔了，你承担全部损失。”
田磊笑了。
“巴鲁克先生，我没有打算把我的钱交给别人管理。我打算自己作。但我希望您能帮我引荐一些朋友——洛克菲勒、摩、梅隆，那些真正站在这个国家顶端的人。”
巴鲁克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多了一种新的东西。
“你想见他们？那些人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
“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找您。您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能把他们聚到一起的人。”
巴鲁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可以帮你约几个人。但能不能打动他们，要看你自己。”
1942年4月，田磊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作。
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华尔街上开了一个账户，将四十万美元的本金分成三部分——百分之五十投入军工股、百分之三十投入石油股、百分之二十投入航运股。
军工股方面，他选择了波音、洛克希德、格鲁曼、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美国钢铁、伯利恒钢铁。这些公司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将开足马力生产飞机、坦克、军舰和炮弹，股价的涨幅将远超大盘的平均水平。
石油股方面，他选择了标准石油、德士古、海湾石油、壳牌石油。本占领南洋油田之后，石油供应紧张，油价暴涨，石油公司的利润翻了好几倍。
航运股方面，他选择了几家海运公司。美国商船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运送物资，运费暴涨，这些公司的股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巴鲁克没有跟他，但一直在关注他的作。当他看到田磊的持仓组合时，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田磊笑了笑：“巴鲁克先生，在这个时代，胆子小的人赚不到钱。”
巴鲁克没有反驳。
1942年4月下旬，道琼斯指数如田磊预测的那样，在短暂的恐慌性抛售之后触底反弹。那些在底部割肉的者捶顿足，而那些听信了田磊判断跟进入场的者，开始尝到了甜头。
巴鲁克打来电话时，语气里多了一丝认真。
“年轻人，你的预测很准。我有几个朋友想见你。”
“谁？”
“小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梅隆，还有杰克·摩。”
田磊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紧。
洛克菲勒、梅隆、摩——这三个姓氏加在一起，几乎代表了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精华。
“什么时候？”
“这周六。在我的庄园里。别迟到。”
1942年5月2，田磊坐着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巴鲁克位于长岛的庄园。
这是一座占地巨大的乡间别墅，四周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花园，远处是一片私人海滩。大西洋的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的味道，让田磊想起了婆罗洲。
客人们陆续到达。
小约翰·洛克菲勒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人，六十七岁，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深色西装。他说话的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被仔细称量过一样。
安德鲁·梅隆是梅隆银行的掌门人，六十七岁，比洛克菲勒矮一些，但更瘦，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一样深。他的目光很锐利，看人的时候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的价值。
杰克·摩——小约翰·皮尔庞特·摩，七十五岁，是J.P.摩公司的掌门人。他身材魁梧，气度不凡，手里拄着一黑色的手杖，举止间透着一种旧世界贵族的高傲。
四个人坐在巴鲁克庄园的客厅里，面前摆着雪茄和威士忌。田磊坐在他们对面，像一个被审讯的犯人，又像一个等待加冕的国王。
巴鲁克开场白很短：“这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说的那个年轻人——田磊。他在婆罗洲有九百人的游击队，在华尔街有四十万美元的组合，在过去一个月里赚了十五万。”
洛克菲勒端起威士忌，慢慢地喝了一口：“巴鲁克说你能预测市场的走势。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田磊平静地回答：“洛克菲勒先生，我不是在预测市场，我是在预测战争。战争的走向决定了市场的走向。只要我能准确判断战争的进程，我就能准确判断市场的走势。”
“你怎么判断战争的进程？”梅隆的声音低沉而缓慢。
“因为我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具体来源我不能透露，但我的情报被证明是准确的。”
摩一直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威士忌杯，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是在打盹。但田磊知道，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在用他的方式审视着眼前的年轻人。
“你说本人会在中途岛惨败。”摩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如果本人不打中途岛呢？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别的地方呢？你的判断不就全错了吗？”
田磊深吸一口气。
“摩先生，如果我说本人的目标一定是中途岛，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在计划这件事了。他们的密码被我们部分破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六月的第一周，太平洋上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海战。美军将击沉四艘本航空母舰，彻底扭转战局。到那时候，华尔街会像疯了一样上涨。”
客厅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洛克菲勒放下酒杯，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年轻人，如果你的预言成真，我会对你刮目相看。”
“如果我的预言没有成真，”田磊说，“您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巴鲁克大笑起来。
“好！我喜欢这种赌徒。”
摩依然没有笑。他看着田磊，忽然问了一个跟完全无关的问题。
“田先生，你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华人国家？你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做一个有钱的银行家，过舒服的子。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穷乡僻壤，跟本人拼命？”
田磊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话。
“摩先生，我的父亲是广东的一个普通商人。我的祖父是种田的农民。我的曾祖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被人欺负了一辈子。我想让我的后代不再过那样的子。”
客厅里的气氛变了。
洛克菲勒端起酒杯，向田磊举了举。
梅隆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摩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极少流露的表情——也许是微笑，也许是别的什么。
“好。”摩说，“我投你五十万。”
田磊以为自己听错了。
“摩先生，您说什么？”
“我说，我投你五十万美元。不是借，是投。你的游击队需要钱，你的华尔街账户也需要钱。我让摩银行给你开一个账户，五十万，免息，三年期。三年后，如果你还活着，连本带利还给我。”
田磊站起身来，向摩深深地鞠了一躬。
“摩先生，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摩的五十万美元只是一个开始。
洛克菲勒跟进了三十万，梅隆跟进了二十万，巴鲁克自己投了二十万。加上田磊原本的资金，他在华尔街可调动的资本总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以上。
这在1942年的华尔街上，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但他要的不仅是钱。
在巴鲁克庄园的晚宴上，田磊第一次向这些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展示了他的真实想法。
“先生们，”他端着酒杯站在壁炉前，语气不卑不亢，“我在婆罗洲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华人，也是为了美国。婆罗洲有石油，有橡胶，有锡矿，有铜矿。这些资源对于打赢这场战争至关重要。如果本人在婆罗洲站稳了脚跟，这些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本的战争机器。但如果有一个亲美的华人政权控制婆罗洲，这些资源就会流向美国。”
洛克菲勒的眼睛亮了起来。标准石油公司一直在寻找新的油源，婆罗洲的油田一直是他的目标之一。
“你想让美国支持你在婆罗洲建国？”梅隆直截了当地问。
“我不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支持我。但我希望，当战后秩序重建的时候，美国能够承认婆罗洲华人政权的合法地位。一个亲美、自由市场的华人国家，符合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
摩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手杖。
“田先生，你知道英国人和荷兰人会怎么反应吗？”
“英国人和荷兰人正在为生存而战。他们没有精力管婆罗洲的事。等战争结束，他们元气大伤，更没有能力管。到时候，婆罗洲的命运将由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
客厅里再次安静下来。
巴鲁克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田先生，你的胃口很大。”
田磊微微一笑。
“巴鲁克先生，在这个时代，胃口小的人什么都吃不到。”
从巴鲁克庄园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田磊没有睡。他站在华尔道夫酒店的窗前，望着曼哈顿的夜景。帝国大厦的灯光在远处闪烁，中央公园像一块黑色的天鹅绒铺在城市的中心，哈德逊河上隐约可见几艘军舰的影子。
他成功了。
他跟美国最有权势的金融家族建立了联系。洛克菲勒、梅隆、摩——这些姓氏意味着金钱、意味着权力、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游击队长，而是一个有美国资本在背后撑腰的政治人物。
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钱有了，朋友有了，但最关键的东西还没有拿到——华盛顿的官方支持。没有美国政府的承认，他在婆罗洲建立的政权永远只是一个游击队，而不是一个国家。
而要想拿到官方支持，他需要拿出更硬的东西。
1942年5月下旬，田磊从纽约回到了华盛顿。
这一次，他的底气不一样了。他的口袋里装着洛克菲勒、梅隆、摩的承诺，他的账户里躺着一百多万美元的流动资金，他的名字开始在华尔街的圈子里流传。
但真正让他进入白宫视野的，不是钱，而是他写在信里的那个预言。
1942年6月4，中途岛海战爆发。
美军太平洋舰队在切斯特·尼米兹的指挥下，以三艘航空母舰迎战军的四艘航空母舰。战斗持续了三天，美军击沉了军四艘航母——“赤城”、“加贺”、“苍龙”、“飞龙”——以及一艘重巡洋舰。军损失飞机三百二十二架，阵亡三千零五十七人。
美军只损失了一艘航母“约克城”号。
这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向盟军倾斜。
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整个城市沸腾了。
教堂的钟声响彻云霄，人们在街上拥抱、欢呼、哭泣。白宫的新闻发布厅里挤满了记者，罗斯福总统发表了简短的广播讲话：“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
而在白宫西翼的某个办公室里，劳克林·柯里翻出了田磊三个月前寄来的那封信。信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攻击时间预计在1942年6月上旬。具体目标可能是中途岛。”
他盯着那封信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田磊酒店的房间号码。
“田先生，柯里。”
“柯里教授，您好。”
“你的预言成真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柯里教授，这不是预言。这是情报。”
柯里深吸了一口气。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明天下午，白宫。罗斯福总统想见你。”
田磊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
“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