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儿园到农机厂，走路大概要二十五分钟。
林建国走得很慢。他的膝盖不好，走快了就疼，所以养成了慢走的习惯。以前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谁也不看，谁也不理。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当没听见。有人在他背后议论，他当没这回事。他就像一头拉磨的驴，每天走着同样的路，做着同样的事，想着同样的问题——晚上去哪儿喝酒，跟谁喝，喝多少。
今天他走得很慢，但不是因为膝盖。
他在看。
他在看这条他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路，像是第一次走一样。
土路两边的平房，一间挨着一间，墙是红砖的，没有粉刷，砖缝里填着水泥，水泥已经了，有的地方掉了，露出空空的缝。有的房顶上盖着瓦，瓦是灰色的，一片叠着一片，有的瓦片碎了，换了新的，颜色不一样，深一块浅一块的。有的房顶上铺着油毛毡，油毛毡是黑色的，压着砖头，砖头有的歪了，有的掉了，油毛毡被风吹起来一个角，在风里一掀一掀的。
墙下堆着东西。煤球，一堆一堆的，黑乎乎的，有的还是整的，有的已经碎了，碎成粉末，风一吹就飘起来。劈柴，长短不一，粗细不一，有的劈得很整齐，有的劈得乱七八糟，木刺支棱着。破脸盆，搪瓷的，磕掉了瓷，露出黑褐色的铁胎，盆底有个洞，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戳穿的。烂鞋子，布面的，鞋底磨穿了，鞋帮子塌了，像一张张着嘴的鱼。
还有垃圾。菜叶子，烂了的，黄了，蔫了，贴在墙下，上面沾着泥。鸡蛋壳，碎了的，白花花的一片，有的还被踩扁了，嵌在泥里。煤灰，一堆一堆的，灰白色的，上面有脚印，有车轮印，还有狗爪子印。
空气里有一股味道。不是一种味道，是好多种味道混在一起的。煤烟味，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冒出来的，呛嗓子。油烟味，炒菜的油烧热了之后的味道，闻着有点香，但香得不正，混着煤烟味就变了味。还有一股酸臭味，从墙下的垃圾堆里发出来的，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烂了。
林建国慢慢地走，看着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看。
他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他走这条路的时候，脑子里只有酒。今天喝什么酒，去哪儿喝，跟谁喝，喝多少。有时候他会想起一些别的事——王秀英又跟他要钱了，烦；小宝又不听话了，该打；赵德发又在车间里给他穿小鞋了，早晚得收拾他。但大部分时候，他想的都是酒。
今天他没有想酒。
他在想别的事情。
他在想，这些平房里住着什么人。他们在什么。他们想什么。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住在筒子楼里，周围全是和他一样的工人。他们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做饭，吃饭，睡觉。礼拜天休息，洗衣服，劈柴，去集市上买东西。子一天一天地过，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和后一天也一模一样。
他以前觉得这就是子。人活着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没什么好想的。
现在他不这么想了。
他走到农机厂大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农机厂的大门是两扇铁门，铁门是黑色的，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红褐色的铁锈。门是开着的，靠在两边的门柱上。门柱是砖砌的，外面抹了一层水泥，水泥裂了，裂缝像蜘蛛网一样，从顶端一直裂到底部。左边门柱的顶上有一个铁艺的五角星，五角星也生锈了，红漆只剩了一点点，星星点点的，像长了一身疹子。
大门里面是一条水泥路，不宽，大概能并排走两辆卡车。路两边是法国梧桐，树很粗，树皮一块一块地翘起来，像蛇蜕下来的皮。树枝光秃秃的，还没长叶子，但能看见枝头上有一些小小的芽苞，鼓鼓的，灰绿色的，毛茸茸的。
路尽头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红砖的，窗户很大，一排一排的。那是农机厂的办公楼。楼前面有一个花坛，花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土，裂了的土，和几棵不知道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冬青，半死不活的，叶子发黄，耷拉着。
办公楼左边是一排平房，那是食堂。食堂的烟囱已经冒烟了，白色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被风一吹就散了。食堂门口站着几个人，端着碗，喝着稀饭，啃着馒头。他们看见林建国，声音突然小了，几个人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的。
林建国从他们身边走过，没看他们。
他听见有人在说：“……昨晚上又喝多了……”
他没停下来。
他继续往里走。水泥路到头了，变成了一条石子路，石子是碎砖头和碎石头铺的，走上去咯吱咯吱响。石子路两边是一排一排的车间，平房，红砖墙，铁皮屋顶。屋顶上有一排一排的天窗，天窗的玻璃有的碎了，有的裂了，用油毛毡补着。
林建国走进第三车间。
车间的大门是两扇铁皮门，门上的绿漆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了，露出下面一层一层的旧漆——红的、灰的、黄的，不知道刷了多少遍。门是开着的，门口的地上有一摊油渍，黑亮黑亮的，踩上去黏脚。
车间里面很大，大概有三四十米长，二十米宽。屋顶很高，有好几铁柱子撑着，铁柱子上的漆也掉了，露出红褐色的铁锈。屋顶上有几排光灯，灯管是老式的，发着白惨惨的光，有的灯管坏了，一闪一闪的，有的脆就不亮了。
车间里摆着十几台机床，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机床都是老式的，有的上面还刻着“1965年制造”的字样。机床的外壳是灰色的，漆皮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铸铁。机床上到处是机油，黑乎乎的，有的地方了，结成一层硬壳，有的地方还是湿的，在灯光下反着光。
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机油味，混着铁屑的金属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油腻味。地上到处是铁屑，有的是一卷一卷的，像弹簧一样，有的是碎屑，细细的，亮晶晶的，踩上去沙沙响。
林建国的工位在车间的东南角，靠近窗户的地方。窗户很大，木头窗框，漆着绿漆，漆皮剥落了，露出灰白的木头。窗玻璃有的碎了，用报纸糊着，有的裂了，用胶布粘着。窗户外面是一堵墙，灰色的，什么都没有，墙下长着一蓬草，枯黄的，还没绿。
他的机床是一台C618型普通车床，老掉牙的机器了。床身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铸铁，铸铁上有铸造时留下的纹路，一道一道的，像树的年轮。床头箱上有一个圆形的标牌，标牌上写着“沈阳机床厂出品”，字迹已经模糊了，要凑近了才能看清楚。
机床上到处都是机油。导轨上是黑的，手柄上是黑的，刻度盘上也糊着一层黑油，刻度都看不清了。卡盘上夹着一圆钢，是昨天没完的活。圆钢的端面上车了一半，留着整齐的螺旋纹，在灯光下一圈一圈地反着光。
地上扔着几把工具。一把扳手，开口是歪的，用得太久了，开口被撑大了，卡不住螺母。一把游标卡尺，尺身上有锈，刻度模糊了，滑动的时候涩得很，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动。还有一把车刀，刀头已经钝了，刀刃上有一个缺口，是崩的。
林建国站在那里，看着这台车床，看了大概一分钟。
然后他蹲下来，把地上的工具捡起来。扳手放在机床的托盘上，游标卡尺合上，放在工具箱里，车刀放在刀架上。他又看了看地上，还有几块碎布头，沾满了机油，黑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把碎布头也捡起来，放在托盘上。
他站起来，从托盘上拿起一块相对净一点的布头，开始擦机床。
他先擦床头箱。床头箱是机床最上面的部分，方方正正的，上面落了一层灰，灰是黑色的，混着机油，擦起来很费劲。他用布头擦了一遍，布头立刻黑了，他又把布头翻了个面，再擦一遍。擦完之后，床头箱的漆面露出一点原来的颜色——灰色的，很暗，但比之前净了。
然后擦导轨。导轨是床身上最精密的部位，两条长长的轨道，像铁路的铁轨一样。导轨上全是机油和铁屑的混合物，黑乎乎的一层，有的地方已经了，结成硬块。他用布头使劲擦，擦了几下，布头就湿透了，又换了一个面，继续擦。导轨上的硬块擦不掉，他用指甲抠了抠，抠下来一小块，黑褐色的，像了的泥巴。
他擦了大概十分钟，把导轨擦净了。导轨的金属面露出来，是银灰色的，在灯光下反着光。他用手指摸了摸，很光滑，但能感觉到有几道浅浅的划痕，那是长年累月使用留下的。
然后擦手柄。手柄有三个，一个是变速手柄，一个是进给手柄，一个是丝杠手柄。手柄是铸铁的，表面有一层黑漆，漆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露出下面的铸铁。铸铁的手感很粗糙，有一种冰凉的感觉。他用布头把每个手柄都擦了一遍，手柄上的油污擦掉了，但漆是擦不回来的，还是那样，斑斑驳驳的。
然后擦刻度盘。刻度盘在床鞍上，圆形的，直径大概十厘米，上面刻着刻度，一格是零点零一毫米。刻度盘上糊着一层黑油，刻度完全看不见了。他用布头擦，擦了好几遍，刻度才慢慢露出来。刻度是刻上去的，凹下去的线条里嵌着黑油，擦不净，但能看清楚了。
最后擦卡盘。卡盘是三爪的，用来夹工件。卡盘的外壳是黑色的，上面有三个卡爪，可以调节大小。卡爪的齿缝里塞满了铁屑，一粒一粒的，亮晶晶的。他用布头包着手指，一个一个地抠，把铁屑抠出来。铁屑很细，扎手，有几粒扎进了手指，他，手指上冒出一个红点。
他把布头扔了，站在机床前面，看了看。
机床净了一些。不是那种一尘不染的净，是那种从脏得不像样变成不那么脏的净。漆还是掉的，锈还是有的，但至少能看出这是一台被人擦过的机床了。
“林师傅，今天咋来这么早？”
声音从身后传来。林建国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走过来。
小伙子大概二十出头，圆脸，皮肤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工作服太大了，袖子挽了两道，裤腿也挽了两道。工作服上沾满了机油，前和袖子上最多，黑一块灰一块的。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工作帽，帽檐歪在一边，露出额头上一撮黑发。
这是王大力。前年进厂的学徒工，跟着林建国学的车工。王大力是农村来的，家在下面的公社，离县城三十多里地。他爹托了关系把他弄进厂里，当了个学徒工，一个月工资十八块，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
前世，林建国对这个徒弟不怎么样。他心情好的时候教两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骂。喝了酒之后更过分，有回当着全车间的人骂王大力是“乡下来的土包子”，王大力红着脸，一句话都没说。后来王大力技术学出来了，成了车间里的骨，但跟林建国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大力。”林建国点了点头，“睡不着，早点来。”
王大力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林建国隔壁的一台车床，比他这台新一点，是C620型的。他把工具箱打开，把里面的工具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好。他的动作很利索，每样工具都有自己的位置，扳手放这儿，卡尺放那儿，车刀放这边，摆放得整整齐齐。
“林师傅，”王大力一边摆工具一边说，“昨晚上你又喝酒了？”
林建国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着王大力摆放工具的动作，很熟练，很规矩。每一把扳手都按大小排列，开口朝同一个方向。卡尺合上，放在工具箱的左边，紧挨着千分尺。车刀按刀头形状分类，外圆刀放一起，切断刀放一起，螺纹刀放一起。
前世，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注意过。他只知道王大力是个老实人，好欺负，骂了也不会还嘴。现在他看见了别的——这个年轻人，活认真，做事有条理，是个好苗子。
“喝了。”林建国说，“以后不喝了。”
王大力的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林建国，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不信，也不是信，是一种困惑，像听见了一句不该从林建国嘴里说出来的话。
“不喝了？”他重复了一遍。
“不喝了。”
王大力看了他几秒钟，低下头，继续摆工具。
“那就好。”他说，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车间里开始来人了。
先进来的是李师傅，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是车间的老车工，了三十年了，技术最好，脾气也最大。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戴着老花镜，手里拎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印着“劳动最光荣”五个字。
李师傅走到自己的工位前——车间最里面那台最大的车床，是一台C630型的，专门大活。他把茶缸放在机床旁边的工具箱上，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然后开始检查机床。他先看了看导轨上的油，用手指抹了一下，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又摇了摇卡盘，看间隙大不大。最后空转了一下机床，听声音。
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步都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接着进来的是老张，四十出头，矮胖，走路外八字。他是铣工，工位在车间西边，一台X62W型铣床。他进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烟，烟灰掉在工作服上，他也不弹，就那么叼着。他走到工位前，把烟掐灭，扔在地上的铁屑堆里，然后开始往铣床的工作台上装工件。工件很重，他搬得吃力，脸憋得通红。
然后是陈师傅，三十多岁，瘦高个，戴眼镜，是车间的质检员。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厚厚一沓检验单。他走到自己的工位——车间中间的一张桌子，桌上摆着各种量具，千分尺、百分表、量块、塞规，摆了一桌子。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开始整理量具，一个一个地擦，一个一个地校。
然后是赵师傅，刘师傅，孙师傅……一个接一个地进来。车间里热闹起来，机床启动的声音，工具碰撞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
林建国站在自己的工位前，没有启动机床。他在等。
他在等赵德发。
赵德发每天都是这个点来。七点二十分，准时。早了不来，晚了也不来。他住在厂里的家属院，离车间走路十分钟。每天早上他从家属院出来，经过办公楼，经过食堂，经过一排一排的车间，走进第三车间的大门。
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得看见他。
因为他要所有人都看见他。
赵德发是这个车间的主任。车间主任不大，但在车间里，他就是天。他管着四十多号人，谁请假找他批，谁调工资找他签，谁评先进找他报。谁要是得罪了他，有的是办法收拾你。调你去最脏最累的活，把你的加班费扣了，把你的先进名额取消了，把你的职称给压着。你有意见？找厂长去。厂长忙，没空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赵德发就是这样的人。他没什么文化，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厂，从工人起，一步一步爬到车间主任的位置。他懂技术吗？懂一点，不多。他懂管理吗？懂，他的管理就是四个字——我说了算。
他喜欢被人看见。喜欢走进车间的时候，所有人都叫他“赵主任”。喜欢开会的时候坐在台上，下面的人听他训话。喜欢别人求他办事，喜欢看别人低三下四的样子。
林建国前世在他手下受了不少气。
最狠的一次是几年前，林建国刚进厂那会儿，技术还不错，赵德发让他加班赶一批急件。林建国加了三天班，完了活，结果赵德发把他的加班费扣了，说是“质量不合格”。林建国去找他理论，赵德发拍着桌子说：“你什么态度？不想了就滚！”
林建国当时没滚。他忍了。不是因为怂，是因为需要这份工作。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王秀英一个月才挣十几块，他要是没了工作，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他忍了。忍了四年。四年里，赵德发变本加厉，给他派最累的活，扣他最多的钱，当着全车间的人骂他是“酒鬼”“废物”。
林建国都忍了。
前世，他一直忍到辞职。辞职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赵德发。听说赵德发后来当了副厂长，又当了厂长，退休的时候风光得很。
林建国把卡盘上的圆钢拆下来，放在工件架上。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新的圆钢，装进卡盘里。圆钢是45号钢，直径六十毫米，长度大概两百毫米。他先把圆钢的一端车平，作为基准面，然后开始车外圆。
他车得很慢。一刀只吃半个毫米，走刀速度也很慢。不是为了精度，是为了手感。他需要找到那种感觉——手轮转一圈，刀架走多少，切屑是什么颜色，声音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他前世的肌肉记忆，但身体需要时间回忆。
切屑从车刀上流出来，一卷一卷的，刚开始是银白色的，慢慢变成蓝色，最后变成深蓝色，断成一段一段的，掉在托盘里，发出细碎的声响。
他车了几分钟，手感慢慢回来了。手轮的阻尼感，切屑的颜色，机床的震动，都对了。
他把进给量加大了一点，一刀吃一个毫米。切屑变厚了，颜色也变了，从蓝色变成紫色，卷得更紧了，像弹簧一样，一圈一圈的，从车刀上流出来，掉在托盘里，哗啦啦的。
“林师傅，”王大力从隔壁走过来，“你这个活，赵主任说今天要交。”
“知道了。”
“他说上午就要。”
林建国点了点头，没说话。
王大力站了一会儿，又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说：“林师傅，你昨天是不是又跟赵主任杠上了？”
林建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王大力。
“没有。”
“那他怎么……”王大力犹豫了一下，“他今天早上在办公室说，说你最近活不行，要扣你奖金。”
林建国没说话。
他继续车工件。切屑从车刀上流出来，一卷一卷的，掉在托盘里，哗啦啦地响。
王大力见他不说话，也不好再说什么，转身回了自己的工位。
林建国一边车工件一边想。
赵德发要扣他奖金。这不意外。前世赵德发没少这种事。随便找个理由，什么“质量不合格”“效率太低”“态度不好”，奖金就没了。你去找他理论，他有一百个理由等着你。你去告状，厂长是他的人，工会主席是他哥们，你告到哪儿去？
但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林建国不在乎那点奖金了。
他在乎的是别的东西。
他把工件车完，用卡尺量了一下尺寸。直径五十八毫米，公差在范围内。表面光洁度还行，不算好，但过得去。他把工件拆下来，放在工件架上，等着质检来检。
然后他又装了一圆钢，继续车。
他车了一个多小时，了三圆钢。每一他都认真车，认真量，认真记。他在心里记，每一圆钢的尺寸、公差、表面光洁度，都记着。他记这些不是为了交差，是为了别的。
他在为那个计划做准备。
那个计划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从农机配件来。农机配件从哪里来？从仓库里来。仓库里的东西怎么变成钱？需要通过供销社。供销社的老刘愿意收，但需要他先有货。
他需要先弄到一批货。
弄到货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渠道。钱他现在没有，渠道倒是有一个——仓库。
仓库里的配件是报废的，但在厂里是废铁，在外面是钱。他需要先把这些配件从仓库里弄出来，然后找地方放着，再想办法卖出去。
这是第一步。
也是最危险的一步。
“林建国！”
一个声音从车间门口传来，又尖又响，像刀子划过玻璃。
林建国没抬头。他知道是谁。
赵德发。
赵德发站在车间门口，两只手叉着腰，肚子挺着，像一个圆滚滚的皮球。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领口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往后背着，露出一个光溜溜的额头。
他的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车间副主任老马，一个是厂部派来的什么人，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夹着个皮包，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
赵德发的目光在车间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林建国身上。
“林建国！”他又喊了一声，“过来！”
林建国把手里的工件放下，用布擦了擦手，慢慢走过去。
他走得很慢。不是故意慢，是他的膝盖又疼了。阴天，气压低，膝盖里的旧伤就开始犯。每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在膝盖里面卡着，咯吱咯吱的。
他走到赵德发面前，站住。
赵德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鼻子哼了一声。
“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工作服，帽子不戴，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你还是不是个工人？”
林建国没说话。
他今天确实没穿工作服。工作服昨天晚上被酒洒湿了，还没。帽子也没戴，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头发确实乱，他今天早上起来没梳头，也忘了照镜子。
“说话啊！”赵德发的声音提高了，“哑巴了？”
“工作服湿了，没。”林建国说。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赵德发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林建国会回答得这么平静。以前他训林建国的时候，林建国要么低着头不说话，要么梗着脖子顶嘴。今天这种不冷不热的回答，他还是第一次听见。
“湿了？”赵德发冷笑了一声，“怎么湿的？喝酒洒的吧？”
旁边几个人笑了起来。
林建国没笑。
“赵主任，”他说，“你找我什么事？”
赵德发的脸色变了一下。不是因为这句话本身，而是因为林建国说这句话的语气。那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一个工人跟车间主任说话，倒像是一个平级的人在跟另一个人说话。
“什么事？”赵德发把脸一板，“你昨天的活完了吗？”
“完了。”
“完了？我看看。”
赵德发走到林建国的工位前，拿起工件架上的圆钢，看了看，又放下了。他不懂车工，看不出好坏。但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
“这活得不行。”他说。
林建国没说话。
“你看看这表面，光洁度够吗？这尺寸，公差够吗？”赵德发指着工件上的车刀纹，煞有介事地说，“这活拿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厂里没人了呢。”
林建国还是没说话。
赵德发又拿起另一圆钢，看了看，又放下。
“都不行。全部返工。”
林建国看着赵德发的脸。那张脸圆圆的，肉乎乎的，皮肤白净，保养得很好。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很熟悉的表情——那种掌握了别人的饭碗之后，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表情。
前世，林建国看见这张脸就想揍他。但他没揍，因为揍了就没工作了。他忍了，忍了四年，忍到最后连忍都不想忍了，就辞职了。
现在他又看见这张脸了。还是那么白，那么圆，那么让人恶心。
但他不生气了。
不是因为他脾气变好了。是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赵德发不值得他生气。
赵德发只是一个车间主任。在清河县农机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他算个人物。出了这个厂，他什么都不是。而林建国要做的，是走出这个厂，走出清河县，走到一个赵德发连看都看不见的地方去。
跟一个这样的人置气，不值得。
“赵主任，”林建国说，“这批活是给县农机站的，图纸上的公差是正负两道，我车的都在一道半以内。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叫质检来检。”
赵德发的脸色变了。
不是那种暴怒的变，是一种被戳穿了之后的尴尬。
他没想到林建国会顶嘴。更没想到林建国会拿图纸和公差来说事。他不懂这些，但他不能说不懂。他是车间主任，他应该懂。
“质检？”他哼了一声，“质检那边我自然会去查。你先返工，别跟我废话。”
“赵主任，”林建国的声音还是很平，“这批活是急件，农机站等着要。返工的话，时间来不及。”
赵德发瞪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旁边那个穿四个口袋中山装的人开口了：“赵主任，这位师傅说得对，这批活确实急，农机站那边催了好几次了。”
赵德发的脸色更难看了。他看了看那个人，又看了看林建国，最后把工件往工件架上一扔，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过头，指着林建国说：“林建国，你给我记住，别以为有谁给你撑腰。在这个车间，我说了算！”
说完，他大步走了。老马跟在他后面，小跑着才跟上。那个穿四个口袋的人看了林建国一眼，点了点头，也走了。
车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机床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王大力从隔壁探过头来，小声说：“林师傅，你今天咋了？敢跟赵主任顶嘴？”
林建国没回答。他走回工位前，拿起工件，继续车。
他的动作还是很慢，很稳，和之前一样。
王大力看了他一会儿，缩回头去。
李师傅从车间最里面走过来，手里端着他的搪瓷茶缸。他走到林建国旁边，站住了，喝了一口茶，然后说了一句话。
“得好。”
李师傅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林建国抬起头，看了李师傅一眼。李师傅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一点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认可。
“谢谢李师傅。”林建国说。
李师傅没再说什么，端着茶缸走了。
林建国继续车工件。
他的脑子没有闲下来。他在算一笔账。
农机厂仓库里的报废配件，他大概清点过。齿轮、轴承、皮带轮、链条，大大小小，大概有几百件。这些配件在厂里是废铁，按废铁卖，一斤几分钱。但如果能弄出去，在集市上卖，价格能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一个齿轮，废铁价几毛钱，卖到农村能卖几块。一个轴承，废铁价一两块，卖出去能卖十几块。几百件配件，如果能全部出手，少说也能赚个千把块钱。
一千块。
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块。一千块，相当于他三年的工资。
这是他重生之后的第一个目标。
先赚到一千块。
然后一万块。
然后更多。
他把工件车完，用卡尺量了量尺寸。这次他车得更认真了，尺寸精确到公差的中限，表面光洁度也比之前好了很多。他把工件放在工件架上，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本子——一个用废纸订成的小本子，是他今天早上从家里带的。
他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
“1978年3月15。农机厂。仓库配件清单：齿轮，大约200个。轴承，大约150个。皮带轮，大约80个。链条，大约50条。其他，若。”
他合上本子，放回工具箱里。
然后他继续活。
中午十二点，下班铃响了。
车间的机床一台一台地停下来，工人们开始收拾工具，洗手，换衣服。有人去食堂吃饭，有人回家吃饭，有人蹲在车间门口抽烟聊天。
王大力走过来：“林师傅，去食堂吃饭不？”
“你先去，我还有点活。”
王大力走了。
车间里慢慢空了。机床都停了，光灯还亮着，发出嗡嗡的声音。地上的铁屑在灯光下闪着光，像一层碎银子。
林建国把最后一件工件车完，关了机床，走到车间门口的水池边洗手。
水池是水泥砌的，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水龙头是铁的，拧开的时候吱吱响。水很凉，冰手。他用肥皂搓了搓手，冲净。肥皂是黄肥皂，硬邦邦的，上面裂了好几道口子，像一块裂的土坯。
洗完手，他没有去食堂。他往仓库的方向走去。
仓库在厂区的最后面，一排低矮的砖瓦房，墙是红砖的，没有粉刷，砖缝里长着一蓬一蓬的草，枯黄的，还没绿。屋顶是瓦的，灰色的，有的瓦片碎了，露出里面的椽子。仓库的门是木头的，漆着绿漆，漆皮全掉了，露出灰白的木头。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锁已经生锈了，锁眼里塞着什么东西，堵死了。
看仓库的老刘头坐在门口的一把破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他六十多岁，瘦得皮包骨头，脸上全是皱纹，像一张揉皱了的纸。他穿着一件黑棉袄，棉袄上全是洞，露出里面的棉花。他的脚上穿着一双棉鞋，鞋底磨穿了，露出脚后跟。
老刘头是厂里的老工人，了一辈子，退休了没事，就来看仓库。他的耳朵不好使，跟他说话要扯着嗓子喊。
“刘师傅。”林建国走到他面前，喊了一声。
老刘头没动，继续眯着眼睛晒太阳。
“刘师傅！”林建国提高了声音。
老刘头慢慢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看着林建国。
“哦，是小林啊。”他的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啥事？”
“刘师傅，我想进去看看，行不？”
老刘头看了看仓库的门，又看了看林建国。
“看啥？”
“看看那些报废的配件。”
老刘头皱了皱眉头，想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钥匙很多，大大小小的，串在一个铁环上，叮叮当当的。他找了半天，找到一把最大的，进锁眼里，拧了几下，没拧开。他又拧了几下，锁还是没开。
“这锁不好使。”他嘟囔着。
他又换了一把钥匙，进去，拧了拧，咔哒一声，锁开了。
他把锁取下来，推开仓库的门。门开的时候发出一声长长的吱呀声，门框蹭着地面，在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仓库里面很暗。窗户很小，玻璃上落满了灰，光线透不进来。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铁锈味和灰尘味，呛鼻子。
林建国走进去，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才开始看。
架子上摆满了配件。一排一排的，落满了灰。齿轮、轴承、皮带轮、链条、螺丝、螺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有的还在包装盒里，包装盒已经发黄了，上面印着“清河县农机厂”几个字。有的已经生锈了，表面一层红褐色的锈，像长了癞。
林建国一个一个地看。
他拿起一个齿轮，看了看型号。模数3，齿数30，孔径25。这是手扶拖拉机变速箱里用的齿轮，标准件。齿轮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锈，但不严重，用砂纸打磨一下就能用。
他放下齿轮，又拿起一个轴承。型号6204，标准深沟球轴承。轴承的密封圈还在，转动的时候有点涩，但还能用。这种轴承，供销社里卖两块五一个，有价无市，经常断货。
他又看了看皮带轮。小型的，直径大概一百毫米，是农村脱粒机上用的。皮带轮的槽里全是灰，但没生锈，擦净就能用。
他一件一件地看，心里默默记着。
大概看了半个小时，他把整个仓库都看了一遍。东西比他想象的多，也比他想象的好。很多配件都是新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判定为“报废”或者“积压”，就一直堆在这里，落灰，生锈，慢慢变成真正的废铁。
他走出仓库，把门关上。
老刘头还坐在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他好像睡着了，嘴微微张着，发出轻微的鼾声。
“刘师傅，我走了。”林建国说。
老刘头没反应。
“刘师傅！”林建国提高了声音。
老刘头慢慢睁开眼睛，看了看他。
“看完了？”
“看完了。谢谢刘师傅。”
“嗯。”老刘头闭上眼睛，继续晒太阳。
林建国走了。
他走在厂区的石子路上，步子还是很慢。脑子里在转着那个计划。
东西是好东西。但怎么弄出来，是个问题。
仓库的钥匙在老刘头手里。老刘头虽然耳朵不好使，但他不糊涂。要是少了东西，他肯定能发现。
而且，赵德发也在盯着他。今天早上那一下，赵德发肯定记恨在心。要是让他抓住什么把柄，那就麻烦了。
不能急。
得慢慢来。
林建国走到厂门口的时候，看见王大力从食堂方向走过来，手里拿着两个馒头，一边走一边吃。
“林师傅，你没吃饭？”王大力把馒头递过来一个，“给你。”
林建国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冷的，有点硬，但能吃。
“大力，”林建国一边嚼馒头一边说，“你知道仓库里那些报废的配件，厂里打算怎么处理吗？”
王大力想了想：“听说想当废铁卖了，但一直没卖出去。周厂长说要等上面批，赵主任说直接卖就行，两个人意见不统一，就一直搁着。”
“废铁多少钱一斤？”
“大概……三四分钱吧？我也不太清楚。”
林建国点了点头。
“林师傅，你问这个啥？”王大力好奇地问。
“随便问问。”
王大力看了看他，没再问。
林建国吃完馒头，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往厂外走去。
他要去供销社。
去找老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