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
头痛得像要裂开。
林建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模糊。天花板在转，墙壁在转，整个世界都在转。嘴里得像塞了一团棉花，喉咙里火烧火燎的，胃里翻江倒海，一股酸水涌上来，他差点吐出来。
这是哪儿？
他艰难地转了转头。枕头上是一股馊臭味，不知道多久没洗了。被子硬得像纸板，薄得几乎不保暖。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背心，胳膊露在外面，冷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对。
他死的时候是在医院里。被子是白的，床单是白的，枕头是白的。病房里有暖气，不会这么冷。
他明明死了。
肝癌晚期。2024年冬天。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三个月，可他连一个月都没撑过去。最后那几天，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他记得王秀英握着他的手，掌心粗糙，指节变形，那是劳一辈子的手。她哭着说：“建国，你撑住，医生说还能治……”
他没撑住。
他死了。
那这里是哪里？
林建国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手臂一软，整个人又摔了回去。床板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呀声。
“妈妈……”
一个细小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
林建国浑身一震。
这声音……这声音他听过。可那不是五岁孩子的声音，那是四十多年后，一个四十多岁女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冷淡、疏远、客气得像对陌生人。
“妈，我这边忙，过年就不回去了。”
那是林小花。他的女儿。
林建国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猛地转过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房间很小，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墙角摆着一张用木板搭的小床，床上蜷缩着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七八岁的样子，紧紧搂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两个孩子缩在被子下面，只露出两个小脑袋。男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林建国这边，嘴唇抿得紧紧的，整个人绷得像一弦。
那是林小宝。他的儿子。
那是林小花。他的女儿。
可他们怎么会这么小？
林建国又看向另一边。床边摆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一个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头发随便扎在脑后，脸上还有没擦的泪痕。
她护在两个孩子前面，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来的母兽。
王秀英。
他的妻子。
林建国的瞳孔猛地收缩。
不对。这不对。王秀英不该这么年轻。她应该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腰弯了，腿也不好了。
她不该这么年轻。不该这么瘦。不该……
嘴角有淤青。
手臂上有疤痕。
眼睛里全是恐惧。
林建国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慢慢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机油。这不是老人的手。这是一个壮年男人的手。
手指上有伤，指关节上有旧疤。虎口处有一道长长的烫伤痕迹，已经结了痂。
这是他的手。
可这是二十多岁时候的手。
林建国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猛地抬头，看向墙上。
墙上挂着一本泛黄的历。历上是一幅样板戏的年画，八个样板戏的剧照排成一排，颜色都已经褪了。年画下面印着几个大字。
1978。
林建国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1978年。
他回到了1978年。
他回到了四十六年前。回到了他还年轻的时候。回到了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回到了王秀英还没有被他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时候。
回到了……一切还没有完全毁掉的时候。
“妈妈……”
又是林小花的声音。小女孩从哥哥怀里探出头来，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她看了看林建国，又赶紧把头缩回去，小小的身子在发抖。
“爸爸又喝酒了……”她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爸爸又打妈妈了……”
林建国的眼眶突然就红了。
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来这一天了。
1978年3月15。凌晨。他喝醉了酒回家。嫌王秀英做的菜咸了，掀了桌子。扇了她耳光。把上来拉架的林小宝推倒在地。林小花吓得哭了一整夜。
然后他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亮。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前世，这样的子重复了无数次。直到两个孩子长大，直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个家，直到王秀英一个人守在他身边，直到他死在病床上。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怎么把一个家毁成那样的？
林建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爸……”
是林小宝的声音。
男孩的声音在发抖，可他还是在说话。他把妹妹搂得更紧了，眼睛死死盯着林建国，像是在看一头随时会扑上来的野兽。
“爸，你别打妈妈了……求你了……”
林建国的眼泪掉下来了。
他想起前世。林小宝十六岁离家出走，去了南方。二十年没回家。他结婚的时候没通知家里，生孩子的时候也没通知。林建国死之前，王秀英给他打了三十多个电话，一个都没接通。
是他把儿子走的。
是他。
“小宝……”林建国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小花……”
两个孩子同时往后缩了缩。
王秀英也动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挡在两个孩子前面。她的身体在发抖，可她的声音很稳。
“林建国，你要打打我。别碰孩子。”
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扎进林建国心里。
他想起前世。王秀英说过无数次这句话。每一次他喝醉了发酒疯，她都会挡在孩子前面。每一次。从来都是。
她挨了多少打？
他记不清了。
他只知道，王秀英跟了他四十多年，从年轻跟到老，从黑发跟到白发。她挨了四十多年的打，受了四十多年的苦，可她从没想过离开。
不是不想离开。
是不敢。
她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地方去。娘家早就断了联系，亲戚朋友都躲着她。她能去哪儿？
她只能守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个烂酒鬼。守着这两个孩子。守着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
林建国深吸了一口气。
他慢慢坐起来。动作很慢，慢到王秀英有时间反应。她的身体绷得更紧了，两只手攥成拳头，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林建国把腿从被子里抽出来，放在地上。地面是水泥的，冰凉。他的脚上穿着一双破袜子，脚后跟的地方磨出了洞。
他站起来。
王秀英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后面的小床。两个孩子发出一声惊叫。
林建国没有往前走。
他蹲了下来。
他开始捡地上的东西。
地上全是碎玻璃。酒瓶摔碎了，劣质白酒洒了一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酸臭味。玻璃渣子有大有小，小的碎成了粉末，大的还保持着瓶底的形状。
他一块一块地捡。
手指被玻璃渣子扎破了，血珠渗出来，他也不觉得疼。他把碎玻璃放在墙角，堆成一堆。然后又去捡倒在地上的板凳。板凳是木头的，一条腿摔断了，暂时用不了。他把板凳靠在墙边，又把搪瓷盆捡起来。
搪瓷盆摔变了形，盆底凹进去一块。盆里的衣服散落一地，有的泡在水里，有的甩到了床底下。林建国一件一件捡起来，重新放回盆里。
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王秀英站在床边，看着他的动作，眼神从恐惧变成了困惑。
他在什么？
他从来不会收拾东西。从来不会。他喝醉了就砸东西，砸完了就睡，睡醒了就走。地上的碎玻璃从来都是她来扫，倒了的板凳从来都是她来扶，散落的衣服从来都是她来捡。
可他在捡。
他在收拾。
“林建国……”王秀英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你……”
林建国没说话。他捡完最后一块碎玻璃，站起来，转过身。
他看着王秀英。
她站在两个孩子前面，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泪痕，嘴角有淤青。她的衣裳扣子扣错了一颗，领子歪在一边。她的手上有旧伤，也有新伤。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指关节又粗又大。
她才二十六岁。
可她看起来像四十岁的人。
林建国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他走过去。
王秀英的身体又开始发抖。她咬着嘴唇，闭上眼睛，等着那一巴掌落下来。
林建国没有打她。
他伸出手，轻轻地把一缕散落在她额前的头发拨到耳后。动作很轻，轻得像怕碰碎什么似的。
王秀英睁开眼，愣愣地看着他。
“秀英。”林建国说。
他的声音很哑，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对不起。”
王秀英愣住了。
对不起？
他说对不起？
四年了。这个男人打了她四年，骂了她四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喝醉了就打，打完了就忘，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她要是提起来，他还会再打一顿。
可他今天说了对不起。
“我以后再不喝酒了。”林建国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个，站在自己老婆孩子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这辈子都不喝了。”
王秀英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她想相信他。
可她不敢。
上个月他也是这么说的。说完就出去喝了三天三夜，回来把她的胳膊打出了骨裂。
上上个月也是。
再上上个月也是。
每一次都是。他说对不起，他说以后再也不喝了，他说会改。可过不了几天，他又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又会掀桌子，又会。
她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对不起”了。
每一次都信了。每一次都被骗了。
“秀英。”林建国又说了一遍，“我知道你不信。但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王秀英没有说话。她只是把两个孩子搂得更紧了些，然后别过头去，不看林建国的眼睛。
林建国没有再说下去。
他知道，光靠说是没有用的。他需要用行动来证明。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他需要用时间来证明。
他转过身，走到门口。
门口用砖头垒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灶台上放着一口铁锅，锅盖上落了一层灰。灶台旁边是一个破旧的碗柜，碗柜的门歪了，关不严实。
林建国打开碗柜，里面有几个碗，几个盘子，一双筷子。碗柜的隔板上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几个红薯。
红薯很小，有的只有鸡蛋那么大。皮皱巴巴的，有的已经烂了，散发着甜腻的烂味。
林建国把红薯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用刀把烂的地方削掉。他的动作很笨拙，刀法不熟练，削掉了很多好的部分。
他前世很少做饭。不是不会，是不愿意。他觉得做饭是女人的事，男人不该进厨房。他宁愿在外面喝酒，也不愿意帮王秀英做一顿饭。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他把红薯削好，放进锅里，添了半锅水，盖上锅盖。然后蹲下来生火。火柴盒是湿的，划了好几才划着。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火光映在他脸上，照亮了他眼角细细的皱纹和鬓角过早出现的白发。
他今年才二十九岁。可看起来像四十岁的人。
林建国蹲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的水慢慢烧开。红薯在锅里翻滚，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带着一丝甜味。
他想起前世。他死的时候，王秀英给他熬了一锅红薯粥。他一口都没喝下去。喉咙里着管子，什么都咽不下去。
王秀英就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每一勺都从他嘴角流出来，流到枕头上。她就用毛巾擦净，再喂下一勺。
她喂了一个小时。一勺都没喂进去。
最后她把碗放在床头柜上，趴在床边哭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吃红薯。
林建国抹了一把脸，站起来。锅里的红薯已经煮好了，他用筷子戳了戳，软了。
他把红薯捞出来，放在碗里。一共三个，小的可怜。
“秀英，小宝，小花，吃饭了。”
王秀英带着孩子走到桌前。她看了看碗里的红薯，又看了看林建国。
“你吃了吗？”
“我吃过了。”林建国说。
他说谎了。他什么都没吃。可他不想吃。他前世吃了太多好东西了，不差这一口。
王秀英坐下来，把红薯掰成两半。大的那半给了林小宝，小的那半给了林小花。她自己什么都没留。
“妈妈不吃。”她说。
林建国把最后一个红薯推到她面前。
“你吃。”
王秀英抬头看他，眼神复杂。
“我真的吃过了。”林建国说。
王秀英犹豫了一下，拿起红薯，咬了一小口。
林小宝和林小花小口小口地吃着，不时偷偷看林建国一眼。林小花吃着吃着，突然小声说：“爸爸，红薯甜。”
林建国鼻子一酸。
“甜就多吃点。以后爸爸天天给你们买好吃的。”
林小宝低下头，小声嘟囔了一句：“你说谎。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然后就把钱都输了。”
林建国沉默了几秒。
他确实说过。上个月发了工资，他说要给孩子们买肉吃。结果拿了钱就去赌了，输了个精光。王秀英问他要钱买菜，他打了她一巴掌。
“小宝，”林建国说，“爸爸这次说的是真的。”
林小宝没再说话。
吃完饭，天亮了。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灰白。筒子楼里开始热闹起来。有人在公共水房刷牙，水龙头哗哗响。有人在走廊上生炉子，煤烟味顺着门缝飘进来。隔壁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员用标准的普通话念着新闻。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召开……”
1978年的春天。一切都和前世一样。
王秀英收拾完碗筷，换上了一件打着补丁的蓝布衣裳。她在农机厂的食堂上班，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中午回来一趟，晚上五六点才能下班。
“我去上班了。”她低着头说，“小宝，送妹妹去幼儿园。”
林建国站起来：“我送他们。”
王秀英愣住了。
四年了。林建国从来没送过孩子。
“我顺路。”林建国说。
他没说假话。农机厂在城南，幼儿园在城东，小学在中间。确实顺路。
王秀英犹豫了一下，最终没说什么，拎着布包出了门。
林建国蹲下来，帮林小花穿鞋。小鞋子是布的，鞋底磨得很薄，鞋面上还有一个洞。
“冷不冷？”他问。
林小花摇摇头，又点点头。
林建国把她抱起来。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五岁的孩子，看起来跟三四岁一样大。
他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去牵林小宝。林小宝躲开了。
“我自己走。”
林建国没勉强。
一家四口走出房门。
走廊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墙壁上刷着绿色的墙漆，漆皮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头顶上拉着一电线，电线上挂着一个灯泡，灯泡上落满了灰。
隔壁的张大姐正蹲在门口生炉子。她看见林建国，眼神明显躲闪了一下。
“林、林师傅早啊……”
“早。”林建国点点头，抱着女儿走过。
身后传来张大姐压低了声音的议论。
“这林建国又喝酒了吧？昨晚上闹了一宿……”
“嘘，小声点……”
“可怜王秀英，嫁了这么个人……”
林建国假装没听见。
他太清楚筒子楼里的人怎么看他了。烂酒鬼，赌棍，打老婆的畜生。这些词他前世听了四十六年，早就习惯了。
可今天听起来，格外刺耳。
出了筒子楼，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两边是低矮的平房，墙下堆着煤球和劈柴。路边有几棵歪脖子树，树上光秃秃的，还没长叶子。
远处是农机厂的大烟囱，冒着黑烟。烟囱下面是一片灰色的厂房，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林小宝走在前面，背着用碎布拼的书包。书包很旧，布面上有好几块补丁，带子断了一，用麻绳系着。
“小宝。”林建国叫住他。
林小宝停下脚步，没回头。
“放学了在门口等爸爸，爸爸去接你。”
“不用。”林小宝说完就跑了。
他跑得很快，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跑到巷子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又跑了。
林建国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把林小花送到幼儿园。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一间大点的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清河县城东幼儿园”。院子里有几样简单的玩具——一个滑梯，两个秋千，都生锈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在门口接孩子。她姓孙，孩子们都叫她孙老师。
“林小花爸爸？”孙老师看见林建国，明显有些意外，“今天你送啊？”
“嗯。以后我天天送。”
孙老师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林小花被孙老师牵进去的时候，突然回过头来，小声说了一句：“爸爸，你晚上来接我吗？”
“接。爸爸一定来接你。”
林小花露出一个小小的笑容，然后转身跑了进去。
林建国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后面。
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朝农机厂走去。
早晨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割。他把双手在口袋里，低着头往前走。路过供销社的时候，他看见门口贴着一张告示。
他停下脚步。
告示是县革委会贴的，上面写着：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指示精神，鼓励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凡符合条件的个体劳动者，可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
林建国把告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然后他又看了一遍。
个体户。
营业执照。
改革开放。
这些词在前世他听了无数遍，可从没当回事。他觉得那是别人的事，跟他没关系。他就是一个酒鬼，一个赌棍，一个在农机厂混子的工人。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记得前世看过的一篇文章。1978年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个体户可以领执照了，集贸市场可以自由交易了，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了。
他记得所有的事情。
哪年物价放开，哪年股市开市，哪年房价起飞，哪年互联网爆发。他都记得。
这些记忆，前世什么用都没有。他只是一个烂酒鬼，一个打老婆的畜生。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回到了1978年。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林建国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农机厂走去。
他的步子很慢。膝盖有点瘸。那是前年冬天喝醉了摔的，骨头没接好，一到阴天就疼。
他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盘算。
他需要钱。
农机厂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块。这点钱，养活一家四口都勉强，更别说做本钱了。
他需要一个快钱的路子。
农机厂仓库里积压着一批报废的农机配件。这些配件在厂里是废铁，可在农村集市上，能卖出价钱来。
他前世在农机厂混了二十年，虽然是个烂酒鬼，可对农机配件的门道，比谁都清楚。
这就是他的机会。
林建国走进农机厂大门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早上七点半，厂里已经有人了。几个工友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看见林建国，交头接耳起来。
“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在筒子楼闹了一宿。”
“啧啧，王秀英也是命苦，嫁了这么个酒鬼。”
“小声点，他过来了。”
林建国从他们身边走过，没说话。
他走进车间，找到自己的工位——一台老旧的车床。车床上全是机油，扳手扔在地上，像是昨天下班的时候随手丢的。
林建国弯腰捡起扳手，开始擦拭车床。
“哟，林师傅今天来这么早？”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建国没回头。他知道是谁——车间主任赵德发。
赵德发四十出头，矮胖，脸上总挂着一副假笑。他是这个车间的土皇帝，手里握着几十号工人的生大权。前世，林建国在他手下受了不少气。
“赵主任早。”林建国平静地说。
赵德发走过来，拍了拍车床：“昨天你的活完了吗？那个零件加工好了没有？”
“完了。在质检那里。”
“质检？”赵德发笑了，“林师傅，你这活能完？不会是又喝多了，随便糊弄的吧？”
旁边几个工友跟着笑了起来。
林建国没接话，继续擦车床。
赵德发觉得没意思，哼了一声走了。
林建国擦完车床，开始活。他的手很稳，动作很准。前世虽然在厂里混子，可手艺没丢。车、铣、刨、磨，他样样拿得起。
他一边活，一边在心里盘算着那个计划。
农机配件。
供销社。
个体户执照。
万元户。
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可他有的是时间。
他重生了，有的是时间。
窗外，太阳终于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穿过车间布满灰尘的玻璃窗，照在林建国的身上。
1978年3月15。
重生第一天。
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