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心在B市东边，距离沈渡洲的公寓四十分钟车程。温辞没有叫沈渡洲的司机，也没有用他提前约好的专车。他用手机叫了一辆普通的网约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看到轮椅的时候愣了一下，但还是下车帮他把轮椅折叠好放进了后备箱。
“去哪儿？”司机坐回驾驶座，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康复中心。东边那个。”
“好嘞。”司机踩下油门，车子汇入车流。
温辞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街景。这是他受伤以来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没有沈渡洲，没有司机，没有顾行舟。只有他自己。车窗外的B市在阳光下显得很普通——灰色的高楼、拥挤的车流、路边的银杏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
“先生，您这腿——”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不好意思，我不该问。”
“没事。”温辞说，“出了点意外，在康复。”
“那您一个人出门，家里人放心吗？”
温辞沉默了一下。“没有家里人。”
司机没有再问。车子在红灯前停下来，他伸手调高了车内的暖气。温辞看着他的侧脸——一个普通的、善良的、不会多问的陌生人。他忽然觉得，这种陌生感让他很放松。
没有人算计他。没有人保护他。没有人用复杂的眼神看他。他只是一个人，坐在一辆网约车里，去一个地方。
车子在康复中心门口停下来。司机下车帮他把轮椅拿出来打开，扶着车门让他坐上去。“您一个人行吗？要不要我帮您推进去？”
“不用。谢谢。”
温辞推着轮椅进了大厅。康复中心的人比上次来的时候多了一些——大厅里坐着几个和他一样坐轮椅的人，还有几个拄着拐杖在中庭慢慢走路的老人。他没有去林医生的诊室，而是推着轮椅到了康复中心后面的一栋老楼。
这栋楼是康复中心最早的建筑，现在已经改成了行政办公区。走廊里的灯光有些昏暗，墙壁上的油漆剥落了几块，露出里面的灰色水泥。温辞在一扇门前停下来。门牌上写着“档案室”，旁边贴着一张已经泛黄的A4纸，上面打印着“闲人免进”四个字。
他伸手敲了敲门。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一下，这次重了一些。
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沓病历本。他穿着白大褂，但白大褂已经洗得发白，领口处有几个小小的破洞。
“你找谁？”老人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轮椅上停了一下。
“我找孙建国孙医生。”
“我就是。你是谁？”
“我叫温辞。七年前，您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工作。我十七岁那年出过一场车祸，您是当时的主治医师之一。”
孙建国的表情变了。变化很微妙——先是瞳孔微微收缩，然后他的手指在病历本上收紧了一下，最后他的目光从温辞的脸上移开，落在走廊尽头的某个点上。
“我不记得了。”他说，“七年前的病人太多了。”
“您记得的。”温辞的语气很平静，“因为那场车祸很特殊。车上两个人，一个重伤，一个轻伤。重伤的那个脾脏破裂、颅内出血，在ICU住了三个月。轻伤的那个——”他顿了一下，“就是我。”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他站在门口，手里的病历本被他攥得变了形。走廊里的灯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
“你进来吧。”他最终说，侧身让出了通道。
档案室不大，但很深。一排排铁皮柜子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里面塞满了病历本和影像资料。空气里有一股陈旧的纸张味道，混着消毒水的气息。孙建国把他推到一张旧办公桌前，自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你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我在网上查到的。您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三十年，五年前退休，被返聘到康复中心做档案管理。您当年的学生——林医生，现在是这里的神经康复科主任。”
孙建国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你查得很仔细。”
“我需要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
温辞看着他的眼睛。“七年前那场车祸，我的伤到底有多重？”
孙建国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一排铁皮柜子前，拉开其中一个抽屉，翻了一会儿，抽出一个泛黄的档案袋。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掌压着。
“你的伤不重。”他说，“脊柱轻度损伤，脑震荡，几处软组织挫伤。住院三周就出院了。”
“那为什么我会失忆？”
“脑震荡的后遗症。有时候会有短暂的记忆缺失，但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恢复。”
“我没有恢复。”温辞说，“七年了，我想不起来那场车祸的任何细节。我想不起来车祸之前的事。我只记得——有人在车祸中抱住了我。用身体护住了我。”
孙建国的手指在档案袋上停住了。
“你说有人护住了你？”他的声音变低了。
“对。我梦到过很多次。有人在撞击发生的时候抱住了我，说了一句话——‘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孙建国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窗外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他的脸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阴影。
“那个档案袋里，”温辞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我没看过的？”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他。
“你确定要知道？”
“确定。”
孙建国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档案袋。他从里面抽出一份病历本，翻到其中一页，推到温辞面前。
“这是你当年的入院记录。你看最后一段。”
温辞低头看。病历本上的字迹有些潦草，但他能辨认出来。最后一段写着：
“患者入院时情绪极不稳定，反复呼喊‘谢衍’、‘别死’等语。经CT检查，未见明显器质性损伤。建议心理科会诊，但家属拒绝。家属要求：不告知患者车祸细节，不提及另一名伤者信息。”
温辞把那几行字看了三遍。一个字都没有漏掉。
“家属要求”——温怀瑾的要求。不告诉他车祸细节。不告诉他谢衍的存在。把他的记忆像一块玻璃一样，从中间敲碎，然后告诉他：碎片不存在。
“谢衍当时伤得很重。”孙建国的声音很低，“脾脏破裂、颅内出血、三肋骨骨折。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心跳了。抢救了四十分钟才救回来。”
温辞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他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但在ICU住了三个月，后来又做了两次手术。”孙建国顿了一下，“他伤得比你重得多。如果不是他在撞击的时候用身体护住了你，他不会有那么重的伤。”
温辞闭上眼睛。梦里那个拥抱的感觉又回来了——用力的、颤抖的、像是要把所有的冲击都挡下来的拥抱。谢衍用自己的身体，替他挡住了死神。
“他在车祸前说了一句话。”温辞的声音很轻，“我梦到过。‘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他在救护车上也说过。一直说。在昏迷之前，一直在叫你的名字。不是‘温辞’，是‘小辞’。”
温辞的眼眶忽然酸了。他忍住了。
“后来呢？”他问，“他后来去了哪里？”
“出院之后，他被谢家的人接走了。听说去了国外。”孙建国顿了顿，“他的家人来找过我。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他们说——”
“说什么？”
“说有人在盯着他。如果他留在国内，会有危险。”
温辞的手指收紧了。有人在盯着他——温家。温怀瑾和温辞渊在盯着谢衍。他们用某种方式走了谢衍，就像他们死了他的母亲一样。
“孙医生，”温辞睁开眼睛，“还有一件事我想问您。”
“什么？”
“我现在的恢复速度，正不正常？”
孙建国看着他，目光变得锐利了一些。“你恢复得很快？”
“比林医生预期的快得多。”
孙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你的脊柱损伤本来就不重。当年我判断的恢复期是三到六个月。但你的家属——温怀瑾——他要求我在病历上写‘恢复可能性极低’。”
温辞的手指在轮椅扶手上停住了。
“他要求的？”
“对。他说——”孙建国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当年的对话，“他说，如果让你觉得自己能恢复，你会不安分。”
不安分。
温怀瑾不想让他站起来。不想让他有行动能力。不想让他有离开温家的可能。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儿子，比一个站着的儿子好控制得多。
温辞深吸一口气，把翻涌的情绪压下去。
“孙医生，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孙建国摇了摇头。“你不用谢我。我欠你的。当年我应该坚持让你知道真相，但我没有。温家的势力太大，我——”他低下头，“我选择了沉默。”
“您今天没有沉默。”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温辞。老人的眼眶有些红，但他没有哭。他只是看着温辞，像是在看一个迟到了七年的道歉对象。
“你的腿，”他说，“好好治。你能站起来的。当年我就知道你能站起来。”
温辞点了点头。他推着轮椅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孙医生。”
“嗯。”
“谢衍后来找过您吗？”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没有。但我听说——他一直让人在打听你的消息。每年都会。”
温辞的手指在扶手上攥紧了。“每年？”
“对。每年你生的时候。”
温辞没有说话。他推着轮椅出了档案室，沿着走廊往电梯方向走。走廊里的灯光很暗，墙壁上的油漆剥落了一块一块的。他的轮椅碾过地砖，发出单调的、有节奏的声响。
他的生是十月二十五号。每年那天，他都会收到一束没有署名的花。他以为是温怀瑾让助理订的，或者是哪个朋友的好意。他从来没有在意过。
但现在他知道了。
那是谢衍送的。十年。每年都没有断过。
温辞的眼睛终于湿了。他没有擦。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滴落在膝盖上，洇出一个个小小的圆点。
他拿出手机，翻到那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屏幕上只有两条消息。一条是「听说B市下雪了。注意保暖。」，另一条是「注意安全。」他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
最后他发了五个字：
「我想起来了。」
这次，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温辞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对不起”——谢衍在道歉。为他离开了十年而道歉。为他没有回来而道歉。为他没有保护好他而道歉。
温辞打了两个字：
「回来。」
这次回复慢了很多。过了五分钟，才来了一条消息：
「再等等。」
温辞没有再回复。他把手机收起来，推着轮椅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镜面墙壁里映出他的样子——眼眶发红，脸颊上有未的泪痕。他伸手擦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江屿站在电梯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表情有些担忧。
“温先生，你还好吗？”
“还好。”温辞推着轮椅出了电梯，“你怎么在这儿？”
“我担心你一个人。”江屿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哭过了？”
温辞没有否认。“我没事。”
江屿没有追问。他站起来，推着温辞的轮椅往大厅走。“走吧，我送你回去。”
“不用——”
“温先生。”江屿打断他，“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一个人。我送你。”
温辞没有再拒绝。他靠在轮椅上，闭上眼睛。车子发动的声音、江屿和司机说话的声音、车门关上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像是隔了一层水，模模糊糊的。
他在想一件事。谢衍说“再等等”——等什么？等他好起来？等他站起来？还是等他把该做的事做完？温辞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街景。B市的天际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
他深吸一口气。快了。他快站起来了。他快把该做的事做完了。
然后——他要去找谢衍。亲口问他：你为什么要走？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每年我生都送花？你为什么在车祸的时候用命护我？
这些问题，他等了七年。他不想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