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棠是被巷子里的声音吵醒的。
不是那种突然的、吓人一跳的声音，是那种慢慢涌进来的、像水一样的声音。先是卖菜的扯着嗓子喊，喊的是什么听不太清，调子拉得老长，从巷头拽到巷尾，像一看不见的线，从她左耳朵穿进去，又从右耳朵拽出来。然后是孩子的哭声，不知道是谁家的崽子，哭得撕心裂肺，像在跟谁拼命。接着是鸡叫，不是打鸣，是被人追着满巷子跑的那种叫，咯咯咯的，慌里慌张，翅膀扑棱棱地扇，撞翻了谁家门口的簸箕，哗啦一声。最后是锅铲碰铁锅的声响，滋啦滋啦的，混着葱花爆香的味道，从窗户缝里硬挤进来，钻进她鼻子里，勾得胃咕噜叫了一声。
她睁开眼，盯着头顶的房梁看了好一阵。房梁是木头，黑乎乎的，落了厚厚一层灰，几处蜘蛛网挂在上面，网上粘着透了的虫子壳，黑黑的，小小的，像炒糊了的芝麻。她把目光从房梁上移开，慢慢坐起来，掀开被子，光脚踩在地上。砖地凉，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蹿，蹿到小腿，蹿到膝盖，她打了个哆嗦，赶紧把鞋穿上。
她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
巷子里已经热闹开了。卖菜的挑着担子从巷口晃进来，担子两头挂着竹筐，筐里的青菜蔫头耷脑的，叶子发黄，像几天没喝水。一个老婆婆蹲在自家门口刷牙，满嘴白沫子，看见沈若棠，含含糊糊说了句什么，没听清。两个光屁股小孩在追一只母鸡，鸡跑得飞快，扑棱着翅膀从巷子这头窜到那头，又从那头窜回这头，咯咯咯地叫，像在骂人。一个男人端着一碗面条蹲在门槛上吸溜，吸溜得震天响，汤水顺着嘴角往下淌，他也不擦。
沈若棠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心里头莫名涌上一股踏实。不是高兴，也不是激动，就是那种——她在这里了，她的医馆开在这里了，她的名字叫沈棠——至于沈若棠是谁，那是死在苏州小年夜的人了，跟她没关系。她转身走到桌前，提起茶壶倒了杯水。水是夜里灌的，凉透了，凉得牙发酸。她抿了一口，在嘴里含了一会儿，等水不那么冰了才咽下去。
她又倒了一杯，端到门口，递给坐在门槛边上的孙福。孙福坐在那把从天津会馆带过来的板凳上，手里攥着一把小刀和那削了好些天的拐杖，还在削。那拐杖早就削得光溜水滑了，再削也削不出什么名堂，但他手闲不住。不削木头，他的手不知道往哪放。
“孙伯，喝水。”
孙福接过杯子，一口闷了，把空杯搁在地上。没说话。他最近话越来越少。在路上的时候还会指指路，讲讲以前跟老太太出门的事，到了京城反倒不吭声了。也许是累了吧，也许是觉得不用再说了。她到了，他不用再指路了，她有自己的路要走，他跟着就行。
沈若棠转身走进铺面，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门板不轻，卸第一块的时候差点没拿住，门板歪了一下，磕在门框上，闷的一声。她稳住，把门板靠墙立好。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阳光从门口涌进来，刷的一下铺满了整间屋子，照在诊桌上，照在药柜上，照在墙上那幅她自己写的“医者仁心”上。灰尘在光柱里翻滚，一粒一粒的，像无数细小的虫子。
她在诊桌后面坐下来，把脉枕摆正，把笔搁在砚台边，把裁好的处方笺叠齐，码在桌子左上角，用手指把边角怼了怼，怼齐了。然后她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等着。
等着第一个病人。
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
没人来。
沈若棠坐在诊桌后面，一动不动。手指一下一下敲着膝盖，像在打拍子。眼睛盯着门口，盯着那一片阳光。阳光从门槛慢慢往里爬，爬到诊桌腿，爬到桌面上，爬到墙上。爬得很慢，慢得你看不出它在动，但你盯着看久了，就会发现它确实在动——像一个人低着头，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不知道要去哪，也不回头。
“孙伯。”她喊了一声。
“嗯。”
“你说，今天会有人来吗？”
孙福没接话。他手里的刀在拐杖上刮了一下，又刮了一下，又刮了一下。刮下来的木屑一卷一卷的，落在地上，像刨花。
沈若棠没再问了。她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落在桌面上。桌面上有个木纹疙瘩，圆圆的，像一只眼睛。她盯着那只“眼睛”看了一阵，伸出手摸了摸，滑溜溜的，凉丝丝的，硬邦邦的。
她把手缩回来，重新搁在膝盖上。
中午的时候，沈若棠去后院煮了一锅粥。米是昨晚从林伯那儿借的，不多，只有小半碗。她把米淘了两遍，下锅，添水，生火。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噼啪地响，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慢慢热了，冒出细小的气泡。她用勺子搅了搅，怕粥糊底。粥熬了半个多时辰，熬得稠稠的，米粒全开了花。她盛了两碗，端到铺面里。
两个人一人一碗粥，蹲在门口喝。粥烫，烫得她直嘶气，但她没停，一口接一口，喝得很快。孙福喝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在数米粒。
“孙伯。”
“嗯。”
“你说，会不会一直没人来？”
孙福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把碗搁在地上，用手背抹了抹嘴。
“会有人来的。”
“你怎么知道？”
“老太太说过，好大夫不怕没人找。”
沈若棠没吭声。她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把碗放在地上，用手背擦了擦嘴。粥的米香还在嘴里，淡淡的，有点像小时候在沈家大宅喝的那种，但比那个差远了。沈家大宅的粥是王婶熬的，熬一个时辰，加红枣、加莲子、加桂圆，甜丝丝的，喝一口能从喉咙暖到脚底板。她现在喝的是自己熬的粥，白米白水，啥也没加，但能活命。够用了。
下午的时候，巷口传来脚步声。
不是路过的那种，是朝这边来的，一步一步，不急不慢。沈若棠的耳朵竖了起来，心跳猛地加速，咚咚咚的，像有人在里头擂鼓。她盯着门口，盯着那一片阳光。阳光已经爬到墙中间，“医者仁心”那四个字被照得发亮，“仁”字的最后一笔拖得老长，像一把刀。
脚步声在门口顿了一下。然后，一块门板宽的光被挡住了，一个影子投在地上。
是个老婆婆。
六十多岁，驼背，穿着一件黑布棉袄，棉袄上打了好几个补丁，补丁是蓝的，一块一块的，像贴上去的膏药。头发全白了，用一黑头绳扎着，扎得紧，头皮都绷紧了。脸皱巴巴的，像一张揉皱的纸，但眼睛亮，像两颗黑豆。她扶着门框，喘得厉害，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大夫，看病。”嗓子哑，像卡了什么东西。
沈若棠站起来，走过去，扶着老婆婆的胳膊，把她搀到诊桌边坐下。老婆婆的胳膊细得吓人，隔着棉袄都能摸到骨头，像一柴棒。她把手伸出来，搁在脉枕上。手瘦得皮包骨，青筋一一的，像蚯蚓爬在皮肤下面。指甲又黄又厚，像积了几十年的灰。
沈若棠把手指搭上去。脉象浮紧，重按无力，舌苔白厚，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风寒入里，加上年纪大、身子弱，拖了好几天，再不治就要转成肺痨了。
“老人家，这病拖多久了？”
“咳了半个月了。”老婆婆说着又咳了两声，咳的时候身子往前倾，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一暴起来，像要炸开，“吃了好几副药，不管用。听人说这边新开了个大夫，来看看。”
沈若棠从抽屉里取出针包，打开。蓝布面子上，三十六银针整整齐齐着，针尖在光里闪了一下。老婆婆看见那些针，身子往后一缩，眼睛瞪圆了。
“大夫，还要扎针？”
“扎两针，好得快。”
“疼不疼？”
“不疼。比蚊子叮一下还轻。”
老婆婆半信半疑地把袖子挽上去。沈若棠拈起一最细的针，在她手臂上的尺泽扎了进去。针进去的时候，老婆婆的胳膊抖了一下，牙咬了一下，但没喊疼。沈若棠捻了两下，提了两下，。又扎太渊，又扎肺俞。三针下去，老婆婆的咳嗽停了，呼吸也顺了，脸从憋红变成正常的红，嘴唇也不紫了。她摸了摸自己的口，一脸不可思议。
“大夫，你这针真神了。”
沈若棠笑了笑，没说什么。她低头写方子，笔在纸上沙沙地走。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在描红。写完了，把方子递给老婆婆。
“老人家，这药不收钱，你拿回去喝。三天后再来。”
“不收钱？”老婆婆愣住了，眼睛瞪得更大了。
“你是第一个病人，讨个彩头。”沈若棠说。
老婆婆接过方子，手在抖。眼眶红了，红得厉害，但没掉泪。她站起来，对着沈若棠鞠了一躬。沈若棠赶紧扶住她，不让鞠。
“老人家，别这样。”
老婆婆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大夫，你是个好人。”说完转身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
沈若棠站在门口，看着老婆婆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风吹过来，把地上的枯草吹得打滚。她站了好一阵。
祖母，你看到了吗？你的孙女开医馆了。回春堂。你的回春堂。她在心里喊了一声。没人回答。但她觉得，祖母听见了。
消息慢慢传开了。
第四天，来了个拉肚子的孩子。七八岁，瘦得像猴，肚子鼓鼓的，蛔虫。沈若棠开了方子，又给了几颗自己搓的糖丸，叮嘱孩子娘回去按时喂药。孩子娘千恩万谢地走了。
第五天，来了个腰疼的老人。七十多岁，腰疼了好几年，直不起来。沈若棠给他扎了几针，老人的腰当场就能直了。老人说“大夫，你真是活菩萨”。沈若棠说“老人家过奖了”。老人走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跟来时判若两人。
第六天，来了个摔伤腿的年轻人。二十来岁，码头上扛大包的，从船上跳下来崴了脚，肿得像馒头。沈若棠给他正了骨，用夹板固定，开了活血化瘀的药。年轻人说“大夫，我没钱”。沈若棠说“不要钱”。年轻人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用手背擦了一把，说“大夫，我以后有钱了还你”。沈若棠说“好”。她没说不还也行，但心里是那么想的。
第七天，来了个头疼的妇人。头疼了好几年，一疼起来就撞墙，看了好多大夫不管用。沈若棠诊了脉，是肝阳上亢，开了平肝熄风的方子，又扎了太冲和风池。妇人的头当场就不疼了。她拉着沈若棠的手不放，说“大夫，你救了我的命”。沈若棠说“没那么严重”。妇人说“你不懂，头疼起来真能死人”。沈若棠说“我懂”。她懂。她见过头疼的人。祖母见过很多。头疼不会死人，但比死还难受。
病人不多，一天两三个，三五个，但每天都有。沈若棠看病不分贵贱，有钱的收诊金，没钱的免费看。开的方子便宜，用的都是寻常药材，但管用。病人吃了药好了，回去跟邻居说。邻居来了，也好了，又跟别人说。回春堂的名字，就这样一点一点往外传。
但沈若棠清楚，这点名声还差得远。她来京城不单是为了给人看头疼脑热的。她来是为了报仇。要报仇，就得接近那些人——住在高墙里面的，穿绸缎衣裳的，出门坐轿子、进门有人伺候的。他们不会来南城这条破胡同，不会来她这个小破医馆。她得让他们来。得让他们知道，南城有个沈大夫，医术高明，什么病都能治。只有他们知道了，她才能走进去，走进那个她从未去过、但必须要去的地方。
她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但她知道，会来的。她等着。
这天傍晚，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沈若棠在医馆门口站了一会儿。
孙福已经把门板装上了大半，还剩两块没装，光从门口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亮方块。她站在那方块里，看着巷子尽头被暮色吞没的墙头。远处有京城的城墙，灰蒙蒙的，横在天边，从左到右看不到头，高得挡住了后面的天。她盯着那道墙看了一阵，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苏州的雪，祖母的白发，若兰冰凉的手，孙福拽着她在地道里爬，破庙里的银针，黄河的黄水，沂蒙山的松涛，天津会馆的门环。那些画面叠在一起，像一本被人快速翻动的书，哗啦哗啦的，看不清字，但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她转过身，走回屋里。孙福把最后两块门板装上，门闩好。
“孙伯。”
“嗯。”
“你说，咱们能在这待多久？”
孙福想了想。“待多久算多久。”
沈若棠没再问了。她走到诊桌后面坐下来，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本书。书还在。她又摸了摸那块铜牌。铜牌也在。她把铜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铜牌凉，凉得手心发僵。她用指腹摸了摸上面的字——“北洋水师”。不知道这牌子有没有用，不知道林伯会不会帮她，不知道那个灰色长衫的人还会不会出现。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她把铜牌攥紧，攥得手心疼，然后揣回怀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窗外的天黑了。巷子里黑透了。风吹进来，凉飕飕的，远处有狗叫，叫一阵停一阵。
沈若棠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黑暗。不知道明天会来几个病人，不知道周长顺还能打听到什么消息，不知道那个灰色长衫的人还会不会蹲在对面的茶摊上。什么都不知道。但她知道，她得活着。活着，才能报仇。活着，才能把祖母的医术传下去。活着，才能对得起那些死了的人。
她关上窗户，吹灭灯，躺到床上。
被子是凉的，她把自己裹紧了，蜷成一团。隔壁传来孙福轻微的鼾声，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她听着那鼾声，慢慢闭上了眼睛。
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太医院的值房里，一个年轻人正坐在灯下翻看医书。他二十出头，面白如玉，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官服，官服上绣着太医院的徽记。他翻了几页，把书合上，抬起头，看向对面的同僚。
“听说南城新开了一家医馆，叫什么‘回春堂’。”他嘴角带着一丝不屑，“一个胡同里的小医馆，也敢称‘回春’？”
同僚笑了笑。“林院正，您也听说了？”
林墨轩——太医院院正之子——把书撂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明天去看看。”他说，“我倒要会会这个‘沈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