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子花完的第五天，沈若棠决定开一家医馆。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孙福的时候，孙福正在削那拐杖。木头已经削出了形状，细细的，直直的，顶端磨得光滑。他听了沈若棠的话，手里的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削。木屑掉在地上，一卷一卷的，像刨花。
“太危险了。”他说。
“不开医馆，我们吃什么？”沈若棠说，“林伯只管住不管吃。米缸里的米快见底了。你总不能天天喝粥。”
“我去找活。”
“你五十多岁了，腿刚好，找什么活？”
孙福没有回答。他把拐杖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又放下，继续削。
“孙伯，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沈若棠的声音不大，但很硬，像一颗扔在地上的石子，弹了一下，不动了，“我是在告诉你。”
孙福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右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光，不是生气，不是担心，是一种很复杂的、像是在看一个长大了的孩子的那种光。
“好。”他说。
第二天，沈若棠去找周长顺。
周长顺在济世堂的药柜后面站着，手里拿着一把戥子，正在称药。戥子是小巧的，黄铜的戥盘，象牙的戥杆，称的是人参须子。他把人参须子分成几份，用纸包好，一包一包地码在柜台上。看见沈若棠进来，他放下戥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小姐，有什么事？”
“周叔，我想开一家医馆。帮我找个铺面。”
周长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有心酸，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在说“你终于要开始了”。
“好。”他说，“南城有个铺面，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房租便宜。我带你去看看。”
铺面在南城最偏僻的一条胡同里。
胡同不宽，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两边是青砖高墙，墙头上长着枯草，草在风中摇晃。地上铺着青石板，石板被磨得光滑，但有几块碎了，露出下面的泥土。沈若棠跟在周长顺后面，走过了大半条胡同，才在一扇破旧的门板前停下来。
铺面很小。只有一间门脸，后面带个小院子。门板是木头的，漆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窗户是木头的，糊着窗户纸，纸破了，风从破洞里灌进去，呜呜的。墙是砖的，砖缝里的石灰脱落了大半，露出黑乎乎的缝隙。屋顶的瓦片少了几块，阳光从缺了瓦片的地方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一道的金线。
“多少钱？”沈若棠问。
“二两银子一个月。”周长顺说，“房主是个老头，不靠这个吃饭，空着也是空着。我跟他说了，是个大夫要租，他就便宜了。”
沈若棠点了点头。二两银子。她没有二两银子。她的银子早就花完了。但她没有说。她不想让周长顺知道她连二两银子都拿不出来。
“周叔，银子我先欠着。”
周长顺看了她一眼，眼眶红了。“小姐，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老太太对我恩重如山。这铺面的银子，我出了。”
“周叔——”
“别说了。”周长顺摆了摆手，“你好好看病，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沈若棠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扇破旧的门板，看着那几块碎了的青石板，看着墙上那些黑乎乎的砖缝。她没有哭。她把眼泪咽回去了。
接下来三天，沈若棠和孙福把铺面收拾了出来。
孙福用锯子把歪了的门框锯正了，用钉子钉牢了。他用刨子把门板刨了一遍，刨出了白花花的木茬子，木头香喷喷的，闻着让人心里踏实。沈若棠用刷子蘸了石灰水，把墙刷了一遍。石灰水是白的，稠稠的，刷在砖墙上，把那些黑乎乎的砖缝都盖住了。刷了三遍，墙白了，亮得晃眼。她又用浆糊把窗户纸糊上了，糊了两层，风灌不进去了，屋里亮了一些。孙福爬到屋顶上，把那几块缺了的瓦片补上了。瓦片是从院子角落里找来的，旧的，带着青苔，但能用。他一块一块地码上去，码得整整齐齐。
铺面不大，但收拾得很净。靠墙是一排药柜，药柜是周长顺送来的，旧的，但结实。柜门上的标签是沈若棠自己写的，一笔一画端端正正——甘草、茯苓、白术、当归、黄芪、党参。她的字不好看，但每一个字都写得认真，像是在写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诊桌靠着窗户，桌上放着脉枕、笔、砚台和一叠空白的处方笺。脉枕是祖母留给她的，蓝布面子的，用得久了，布面磨得发亮，边角有几处线头脱了。沈若棠用针线缝了缝，缝得歪歪扭扭的，但她舍不得换。这是祖母的东西。祖母的东西，她一样都舍不得换。
诊桌后面挂着一幅字，是沈若棠自己写的——“医者仁心”。四个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但她不嫌丑。这是她的字。她写的。没有人替她写。
最后一天，沈若棠站在铺面前面，仰着头，看着门头上那块匾额。
匾额是孙福做的。他用一块松木板锯成了长方形，刨平了，刷了两遍清漆。沈若棠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三个字——“回春堂”。她临摹祖母的笔迹，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她写了一遍，不满意，擦了，又写了一遍。第二遍还是不满意，又写了第三遍。第三遍写完了，她看了很久，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写得好，是因为她终于写出了祖母的样子。不是像，是那种劲，那种一笔一画都不肯马虎的劲。
孙福把匾额挂上去的时候，沈若棠站在巷子里，仰着头看。阳光照在匾额上，“回春堂”三个字在阳光下闪着光，亮晃晃的，像三团火。
“小姐。”孙福站在梯子上，回过头，“正不正？”
沈若棠退后几步，歪着头看了看。“往左挪一点。”
孙福把匾额往左挪了挪。
“多了。往右。”
孙福往右挪了挪。
“就那儿。”
孙福把钉子钉进去，锤子砸在钉子上，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了很久。他从梯子上爬下来，站在沈若棠旁边，仰着头看那块匾额。
“老太太要是看见了，该多高兴。”他的声音有些哑。
沈若棠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着那块匾额。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得她睁不开眼睛。但她没有闭眼。她盯着那三个字，盯着盯着，眼眶就红了。
她没有哭。她把眼泪咽回去了。
开张第一天，没有病人。
沈若棠坐在诊桌后面，从早上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下午。门外偶尔有人经过，探进头来看一眼，又走了。没有人进来。她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看那块新挂上去的匾额，也许是在看她这个年轻的大夫。她太年轻了，年轻到让人不放心。她穿着一件灰布棉袄，戴着帽子，脸上还带着从南边一路走来的风霜。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夫，像一个逃难的。
开张第二天，还是没有病人。
沈若棠坐在诊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本医书，翻了几页，合上，又翻开，又合上。她看不进去。她的眼睛盯着书页，但一个字也没读进去。她的耳朵竖着，听着门外的动静。脚步声，说话声，风吹过巷口的声音。每一次脚步声靠近，她的心就跳一下。脚步声远了，心就落下去。
孙福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手里削着那拐杖。他已经削了好几天了，拐杖早就削好了，但他还在削。他在打发时间，不让沈若棠看出来他在等。
开张第三天，来了第一个病人。
是一个老婆婆，六十多岁，驼背，穿着一件黑布棉袄，棉袄上打着补丁。她走进来的时候，沈若棠正在擦桌子。她听见门板响了一声，抬起头，看见老婆婆站在门口，扶着门框，喘着气。
“大夫，看病。”老婆婆的声音有些哑。
沈若棠赶紧走过去，扶着她坐到诊桌旁边。老婆婆把手伸出来，搁在脉枕上。她的手瘦，皮包骨头，青筋一一的，像蚯蚓爬在皮肤下面。沈若棠搭上她的脉，脉象浮紧，重按无力，舌苔白厚。风寒入里，加上年老体弱，拖了几天，已经有转成肺痨的迹象。
“老人家，你这病拖了多久了？”
“咳了半个月了。”老婆婆说着，又咳了两声，咳的时候身体往前倾，脸憋得通红，“吃了好几副药，不管用。听说这里来了个新大夫，来看看。”
沈若棠开了方子，又给她扎了两针。针扎在太渊、尺泽、肺俞三个位上。她的手指很稳，和祖母一样稳。针在皮肤里转着，她能感觉到针尖下面的组织，一层一层的，像在摸一本书的页码。老婆婆的咳嗽当场就轻了，呼吸也顺了一些。她抬起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沈若棠。
“大夫，你这针真神了。”
沈若棠笑了笑。“老人家，这药不收钱，你拿回去喝。三天后再来。”
“不收钱？”老婆婆愣住了。
“你是第一个病人，讨个彩头。”沈若棠说。
老婆婆千恩万谢地走了。沈若棠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风吹过来，把地上的枯草吹得在地上打滚。她站在门口，站了很久。她想起祖母说过的话——“棠儿，大夫不能嫌病人多。病人多，说明信任你的人多。”祖母，你看到了吗？你的孙女开医馆了。回春堂。你的回春堂。她不知道祖母能不能看见，但她觉得能。
消息慢慢传开了。
第四天，来了一个拉肚子的孩子。第五天，来了一个腰疼的老人。第六天，来了一个摔伤腿的年轻人。第七天，来了一个头疼的妇人。病人不多，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但每天都有。沈若棠看病不分贵贱，有钱的收诊金，没钱的免费看。她开的方子便宜，用的都是寻常药材，但管用。病人吃了她的药，好了，回去跟邻居说。邻居来了，也好了，又跟别人说。回春堂的名字，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传开了。
一天傍晚，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沈若棠走出医馆，站在巷口。
天快黑了。天边有一抹暗红色的光，很淡，像是有人在那边点了一盏灯，隔了好几层纱，光透不过来。风吹过来，凉的，带着一股尘土的味道。远处能看见京城的城墙，灰蒙蒙的，横在天边，从左到右，看不到头。墙很高，高到挡住了后面的天。她站在那里，看着那道墙，看了很久。
她想起从苏州到京城的这一路。
想起那个小年夜。想起祖母站在台阶上，白发在风中飘动。想起大哥趴在地上，喊着“若兰别怕”。想起若兰在她怀里一点一点变凉。想起孙福把她拖进地道，地道里很黑，很冷，她不知道要爬多久才能爬出去。想起破庙里的银针，土地庙里的铜钱，榆树下的榆钱，包子铺的肉包子，黄河的浪，沂蒙山的松树，天津会馆的门。
想起那些子。
走了三十五天。两千多里。磨破了三双鞋。过了三条河。翻了一座又一座山。躲了一队又一队官兵。饿过，冷过，哭过，怕过。她走过来了。她到了。
她站在京城的地面上，站在自己医馆的门口，站在祖母的“回春堂”匾额下面。
她问自己：你到了，然后呢？
然后报仇。然后找到灭沈家的仇人，问清楚为什么。然后让他们付出代价。然后——然后她没有想下去。她不知道报仇以后做什么。她只知道，她得先报仇。报完了仇，再说以后的事。
她转过身，走回医馆。孙福在门口等她。他站在门槛里面，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瘦了，比在沈家的时候瘦了很多。他的背驼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深了。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星星。
“小姐。”他说。
“孙伯。”她说。
她跨过门槛，走进了医馆。孙福把门板一块一块地装上。最后一块门板装上去的时候，外面的光被挡住了，屋里暗了下来。沈若棠在诊桌后面坐下，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本书。书还在。她又摸了摸那块铜牌。铜牌也在。她把铜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着上面的字——“北洋水师”。
她把铜牌攥紧，攥得手心疼。然后揣回怀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窗外的天黑了。巷子里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风吹过来，凉飕飕的。远处传来狗叫，汪汪汪的，叫一阵停一阵。
沈若棠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黑暗。她不知道明天会来几个病人，不知道周长顺还能打听到什么消息，不知道那个灰色长衫的人还会不会出现。她不知道林伯会不会帮她，不知道醇亲王的人会不会找到她，不知道她能不能活着报完仇。她什么都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得活着。活着，才能报仇。活着，才能把祖母的医术传下去。活着，才能对得起那些死了的人。
她关上窗户，转过身，吹灭了灯。
屋里黑了。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吹灭灯的时候，太医院的值房里，一个年轻人正坐在灯下翻看医书。他二十出头，面白如玉，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官服，官服上绣着太医院的徽记。他翻了几页，合上书，抬起头，看着对面的同僚。
“听说南城新开了一家医馆，叫什么‘回春堂’。”他说，嘴角带着一丝不屑，“一个胡同里的小医馆，也敢称‘回春’？”
同僚笑了笑。“林院正，您也听说了？”
林墨轩——太医院院正之子——把书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明天去看看。”他说，“我倒要会会这个‘沈大夫’。”
（第一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