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离开铜陵的第二天，两岸的景色开始变了。
山渐渐多了起来。不是铜陵那种低矮的、蹲在江边的山，是更高的、更陡的山，一座一座地从江两岸拔起来，把长江夹在中间。江面被山势一，收窄了许多，水流也急了。老周把舵握得更紧了些，酱红色的面皮绷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的江面。旱烟锅子叼在嘴里，烟早就灭了，他没有点。雾里行船靠眼睛，急流里行船靠手。他的手握在舵把上，指节粗大，青筋暴起，像老树的缠着一块石头。
马差役趴在船舷上，脸朝着江面，看了一会儿就不敢看了。“这水，跟开了锅似的。”他缩回船舱里，把旧毯子裹紧了，再也不往外探头。
胡观站在船尾，看着两岸的山。山上的树比下游密得多，不是芦苇荡那种青绿，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墨绿。树从山脚一直长到山腰，山腰以上是的岩石，灰白色的，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竖向的沟痕。有鹰在岩石上面盘旋，翅膀一动不动，像是被钉在半空里。
“这是到了哪儿了？”胡观问。
刘忠蹲在船舷边，用一块磨石磨他的腰刀。磨刀的声音细细的，被江流声盖住了大半。“池州地界。再往前走，过了安庆，就是湖广。”
池州。胡观在心里把这个地名过了一遍。洪武初年，池州是长江上游的重要关口。再往前就是鄱阳湖口，朱元璋跟陈友谅决战的地方。老周的父亲就沉在那片水域里。至正二十一年，十三条粮船，绑了石头沉江。二十七年了。沉下去的人，骨头大概都被江水泡酥了，顺着暗流漂到了不知什么地方。老周每年从这条江上过，每年在荻港那片芦苇荡里说一声“走好”。说完了，继续撑船。从元朝撑到明朝，船换了四条，人没换过。
船过一处急弯，江流猛地收紧，船身剧烈地晃了一下。马差役在船舱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然后没声了。老周的手在舵把上青筋跳了跳，船头切着浪尖偏了过去，稳稳地驶出了急弯。
“好手艺。”刘忠头也没抬，说了一句。
老周没有应声。他把舵把往左带了带，船身微微倾斜，贴着江心的一处暗礁滑了过去。暗礁在浪花里露了一下头，灰黑色的，上面长满了水苔，像一颗被砍下来的人头。
午后，船过安庆。
安庆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城墙比太平府高一倍，青砖到顶，雉堞整齐，像一排咬紧的牙齿。城门口有兵丁守着，长枪竖在身后，枪头的铁锈被光照得发红。码头上停着几十条船，漕船、盐船、商船，桅杆如林。扛活的苦力从船上往下卸货，麻袋压在肩膀上，腰弯成了弓形，从跳板上一趟一趟地走。跳板被脚底板磨得光滑发亮，缝隙里嵌着踩碎的稻谷和鱼鳞。
老周没有靠岸。他把舵一扳，船从安庆的码头边擦了过去。码头上的人影越来越小，扛活的、吆喝的、蹲在路边的、牵着猴子耍把戏的，渐渐缩成了一片模糊的色块，然后被江雾吞掉了。
“不在安庆停？”胡观问。
“不停。”刘忠把腰刀回刀鞘里，“安庆的码头，官船多，漕船多，巡检司的眼睛也多。咱们是押解流犯的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胡观点了点头。他看着安庆的城墙在船尾越来越远。城墙上有人影在晃动，是巡逻的兵丁。他们的长枪在光下一闪一闪的，像是墙头上长出了一排会移动的铁刺。
船继续往上走。
过了安庆，江面又开阔了。山退到了远处，两岸重新变成了芦苇荡和低矮的土坡。芦苇青绿青绿的，被江风吹得沙沙响。偶尔有几只水鸟从芦苇里飞起来，扑棱棱地掠过江面，在对岸的芦苇丛里落下去。
傍晚时分，老周把船靠在一片土坡下面，抛了锚。
“今晚在这里过夜。”他说。
土坡上有一间废弃的茅屋，墙是土夯的，屋顶的茅草塌了大半，露出里面发黑的椽子。屋前有一棵歪脖子柳树，树被江风吹得斜斜地伸向水面，柳枝垂下来，浸在江水里面，被水流冲得一荡一荡的。
马差役生了一堆火。柴是从茅屋上拆下来的茅草和椽子，点着之后噼噼啪啪地响，火星子直往上蹿。他把从铜陵买来的米淘了，架在火上煮。米香从锅盖缝里冒出来，被江风一吹，散出去老远。
“胡公子，”他一边搅着锅里的粥一边问，“咱们走了多少路了？”
“一千多里。”刘忠替胡观回答了。
“才一千多里？”马差役的勺子停了一下，“小的怎么觉得走了一辈子了。”
没有人接话。江风从芦苇荡那边吹过来，把火苗吹得东倒西歪。马差役把锅盖盖好，蹲在火堆边，两只手抄在袖子里，下巴搁在膝盖上。火光把他的圆脸映成暗红色，脸上那道天然往上翘的嘴角，此刻也不翘了。
刘忠坐在柳树底下，腰刀横在膝盖上，用一块破布擦刀刃。刀已经擦得很亮了，刀刃在火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寒光。他还在擦。一下，一下，节奏不快不慢。擦刀的声音细细的，和江风吹芦苇的声音混在一起。
胡观在他旁边坐下来。“过了安庆，下一站是哪儿？”
“湖口。”刘忠把刀翻了个面，继续擦，“鄱阳湖入长江的口子。从那里往南，进鄱阳湖，过南康，进赣江。顺着赣江往上走，到赣州。”
“赣州之后呢？”
“赣州之后走陆路。翻梅岭，过大庾岭，进广东。”
“梅岭好翻吗？”
刘忠擦刀的手停了一下。“不好翻。洪武三年小的押一个犯官去广东，翻梅岭的时候是冬天。山上下了雪，路滑。那个犯官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小的用两树枝把他的腿夹住，绑紧，背着他翻过了岭。到了岭那边，他的脚趾头已经发黑了。”
“后来呢？”
“到了广州，交给当地卫所。卫所的人看了看他的腿，说没救了。锯了。”刘忠把刀回刀鞘里，“锯完之后，人没撑过三天。”
火堆里有一椽子烧断了，塌下去，溅起一蓬火星。火星升起来，在夜空中亮了一瞬，然后灭了。
马差役把粥锅从火上端下来，用木勺搅了搅，盛了三碗。粥很稀，米粒在碗底沉着，汤是米白色的，面上浮着几片锅巴。他把第一碗递给胡观，第二碗递给刘忠，第三碗自己端着，蹲在火堆边，吸吸溜溜地喝。喝粥的声音很响，像是在跟什么人赌气。
胡观端着粥碗，没有立刻喝。他看着碗里沉着的那几粒米。铜陵的米，三十八文一斗。马差役磨了半天嘴皮子省下来的十文钱，大概能多买两斗。两斗米，够三个人吃三天。
他把粥喝了。米粒煮得很烂，入口即化。锅巴被火烤得焦脆，嚼起来咔嚓咔嚓响。
天彻底黑下来了。
江面上起了薄雾。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星星倒是出来了，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穹。胡观仰起头，看了一会儿星星。陆铮的记忆里有一段——在部队野外拉练的时候，夜里躺在山坡上看星星。老班长说，你看这些星星，每一颗都比太阳大，比太阳亮。它们离得太远，所以看着只有针尖大。人也是这样。你觉得自己小，是因为你离自己太近了。你站远一点看，你比什么都大。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离自己是近还是远。四千里路走了一千多里，采石矶、太平府、荻港、芜湖、鲁港、大通、铜陵、安庆，每一个码头上都有眼睛。逃兵的眼睛，逃户的眼睛，漕夫的眼睛，矿工女人的眼睛，棺材铺老头的眼睛。这些眼睛在他脑子里，一颗一颗地亮着，像天上的星星。他离它们太近了。近得能看见每一双眼睛里空掉的那一块。
等他到了琼州，站在那片天边的土地上，再回头看这一路——大概就能站远了。
马差役喝完了粥，把碗舔净，收进船舱里。他蹲在火堆边，用一树枝拨弄着炭火，把没烧尽的柴往中间拢了拢。
“胡公子，”他忽然开口，“琼州是什么样的？”
胡观想了想。琼州。他在陆铮的记忆里搜索这个地方。海南岛，热带季风气候，明代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洪武初年的海南，汉族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平原，岛内陆是黎族聚居区。卫所兵力薄弱，官员多是流放来的，治理能力低下。海禁之后，渔民断了生计，走私猖獗。黎汉之间时有冲突，但贸易往来从未断绝。
“热的。”他说。
马差役愣了一下。“就热的？”
“一年到头都热。地是热的，水是热的，风是热的。冬天也不用穿棉袍。”
马差役低头看了看自己裹着的旧毯子，又看了看胡观身上那件领口磨得发亮的棉袍。“那挺好的。”他说，声音里有一点向往，又有一点说不清楚的东西。
刘忠没有参与这场关于琼州的谈话。他坐在柳树底下，背靠着树，腰刀横在膝盖上，眼睛看着江面。江面上，薄雾把水和天的边界模糊成一团，月亮从雾后面升起来了，是一弯极细的残月，月光稀薄得像被水洗过的墨。
胡观走到岸边，蹲下来，用手掬了一捧江水。水很凉。他喝了一口。江水的味道和井水不一样，有一点泥腥味，还有一点极淡的铁锈味——不知道是从上游什么地方冲下来的。他把水咽下去，铁锈味留在舌上，久久不散。
第二天清晨，船继续往上走。
过了安庆之后，两岸的景色又变了。芦苇荡少了，山多了起来。不是池州那种陡峭的石山，是更低矮的、更圆润的土山，山上的树被砍掉了一大半，露出赭红色的土壤，远远看过去像是一块一块的伤疤。
“这是黄州地界。”老周难得主动开口，“山上的树，早年间被砍去造船了。造完船，地就荒了。一下雨，土就往江里冲。江水就是这么黄的。”
胡观看着那些赭红色的山。山上的伤疤在光下格外刺眼。有几处山坡上已经长出了细细的野草，绿茸茸的，盖在红土上面，像是一层薄薄的痂。但更多的山坡还是光秃秃的，红土着，被雨水冲出一道一道的沟，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
中午时分，船过一处渡口。渡口很小，只有一条木栈桥伸到江里，栈桥尽头蹲着一个摆渡的老人。老人看见船过来，站起来，朝船上招了招手。老周没有停，把舵一扳，船从渡口擦了过去。老人的手还举在半空里，身影越来越小，缩成了栈桥尽头的一个灰点，然后连灰点也看不见了。
马差役趴在船舷上，看着渡口的方向。“刘头儿，你说那个人，一天能摆几趟渡？”
“不知道。”
“他蹲在那里，就不闷吗？”
刘忠没有回答。胡观替他在心里答了：闷。但闷也得蹲着。渡口是他的差事，差事就是得守着。像老周守着船，像刘忠守着刀，像马差役守着那半截芦苇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要守。
下午，船进入了一段极开阔的江面。两岸的山彻底退远了，江面铺开来，宽得几乎看不到边。浑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往下游推，水面上翻着细碎的浪花，浪尖上跳着金色的光。远处有几点白帆，极小，像是钉在天边的几枚钉子。
“这是鄱阳湖口了。”刘忠站起来，走到船舷边，“往前就是湖口县。从那里进鄱阳湖。”
胡观站在船头，看着那片开阔得近乎苍茫的水面。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这里打了三十六天。几十万人在水上厮，船烧船，人人，江水被血染红了好几天。老周的父亲就是在那场仗里沉的船。不是打仗沉的，是运粮被截。十三条粮船，了大半，剩下的绑了石头沉江。
他回头看了一眼老周。老周蹲在船尾，旱烟锅子叼在嘴里，烟雾从他酱红色的面皮前面升起来，被江风吹散。他的眼睛眯着，看着前方的湖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船到了湖口县境内，水道分叉，南边是鄱阳湖的入口。老周把舵一扳，船头偏向南，驶进了湖口。
水道变窄了。两岸是密密麻麻的芦苇，比荻港的芦苇更高、更密，苇秆粗得像手指，苇花白茫茫的一片，被风一吹，纷纷扬扬地飘起来，落在船上、落在水面上、落在人的头发上。马差役伸手接了一朵苇花，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吹掉了。
“这地方，”他忽然说，“怎么静得让人发慌。”
确实静。进了湖口之后，江流的喧嚣声被芦苇吸进去了大半，只剩下船底的水声和芦苇的沙沙声。偶尔有一只水鸟从芦苇深处扑棱棱飞起来，叫一声，又落回去。鸟叫声在芦苇荡里回荡着，传不远，像是被什么东西闷住了。
老周把舵握得很紧。他的手在舵把上，指节泛白。旱烟锅子叼在嘴里，烟已经灭了，他没有点。他的眼睛看着前方的水道，瞳孔缩成两个极小的黑点。胡观忽然明白了。这不是老周第一次进鄱阳湖。他运粮的时候，一年要过十几趟。每趟都要从这里进湖。他父亲沉在湖口的某一片水底。他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片。所以每一片都是。
船在水道里走了约莫半个时辰，芦苇忽然退开了。眼前是一片极开阔的水面，大得几乎看不到边。水面平静，水色比长江清一些，是深绿色的。远处有几条渔船，渔船上的渔夫看见他们，没有打招呼，继续收网。水面上有几只白鹭，细长的腿立在浅水里，一动不动，像是被人在水里的纸剪的影子。
老周把旱烟锅子从嘴里拿下来，在船舷上磕了磕。烟灰落在水面上，被水流一卷，散了。他把烟锅子塞回嘴里，空吸了两口，然后放下。
他没有说“走好”。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磕烟灰的动作，和在荻港那夜一模一样。
胡观把目光从老周身上收回来，看着这片被芦苇包围的、深绿色的水面。湖面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一片埋了无数骨头的战场。水面上连一个漩涡都没有。只有那几只白鹭，细长的腿，纸剪的影子，一动不动地立在浅水里。
船在湖口停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老周把船驶出了鄱阳湖口，重新进入长江。过了湖口，就是湖广地界了。应天府彻底留在了身后。
船继续往上走。两岸的景色不再有大的变化——芦苇荡、土坡、偶尔几处渡口、远处灰蒙蒙的山影。子开始变得重复。出开船，落停船。淘米煮粥，喝粥，洗碗。马差役的话也少了，蹲在船舱里，用那半截芦苇秆剔牙，剔完了收进怀里，第二天再拿出来剔。
胡观背上的痂开始掉了。
第一片是在过了湖口的第二天掉的。他在船尾坐着，把手伸到背后，指尖触到一片翘起的痂，轻轻一按，痂从皮肤上剥离了。他把那片痂捏在指尖上，拿到眼前看了看。痂是深褐色的，硬硬的，边缘翘起，背面还沾着一点点涸的血迹。很小的一片，指甲盖大小。他把痂放在掌心里，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走到船舷边，把手伸出船外，掌心里的痂被江风吹走了。痂在空中翻了几下，落在水面上，漂了一下，沉下去了。其他的痂在此后的几天里陆续掉落。每掉一片，他就走到船舷边，让江风把它吹走。刘忠看见了，什么也没说。马差役看见了，问了一句“胡公子您扔什么呢”，胡观说“没什么”，他就没再问了。
船在长江上又走了四天。
四天里，经过了武昌、汉阳、岳州。每一处都没有停。老周把舵一扳，船从码头的边缘擦过去，码头上的人影、货摊、兵丁、苦力，一一从船边掠过，然后被江雾吞掉。胡观站在船头，看着那些城池一座一座地往后退。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上船，下船。看见，记住。不回头。
第五天下午，老周把船靠在一处极荒凉的土坡下面。
“到了。”他说。
“到哪儿了？”马差役从船舱里探出头来。
“灵渠口。”